论崔国辅绝句对乐府诗的吸收与改写

“崔国辅体”是晚唐诗人韩偓创作“香奁”体诗时所模拟的一种言情诗体,实为盛唐诗人崔国辅创作的五言绝句。“崔国辅体”的形式来自南朝齐梁时代的吴歌中的《子夜歌》和西曲中的《襄阳曲》等乐府体式,其诗意与情感不仅吸收吴歌西曲中的情爱内容,还化用了《诗》《骚》和汉乐府中男女相思题材。由“崔国辅体”可见吴歌西曲这样的南朝乐府短章向五言绝句转进的痕迹,可进一步验证“绝句出于乐府”说之可信。植根于南朝民歌的“崔国辅体”五言绝句,具有自然婉转而含蓄精致的特征。

东西方情诗的巧合

比较文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视野,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爱是上帝,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对爱的表述自然灵犀相通,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汉乐府诗《上邪》,东方的爱情绝唱,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西方的经典爱情诗,加以对比,两两相权,分析这两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堪称姊妹篇的情诗佳作。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

从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来看,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特有传播方式的考察,也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汉代百戏的兴盛和禁毁

百戏是起源于先秦,兴盛于两汉,流传于汉以后,历代传演不衰的包含有民间散乐、歌舞杂奏、杂技、角抵、幻术等艺术形式的总称。汉代百戏演出盛况空前,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始终伴随着禁毁的声音。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史书中不断有禁毁百戏的记载,究其原因,大抵是为政者遵循儒家礼乐制度的思维惯性,对人主在上的规诫和对宫廷奢侈佚乐的谏禁,说到底还是尊雅黜俗的礼乐意识在作怪。

略论唐代之“乐府诗体”

"乐府诗体"的概念成熟于唐代。它与入乐歌辞不同,与一般的徒诗在题目、题材、形式和语言上也不同。研究唐代的"乐府诗体",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汉书》“乐府采诗”话语的建构与表达途径

《汉书》中的乐府采诗话语以虞舜时古之采诗和周代行人采诗为基础,同时,联系现实语境对其话语进行重新选择、改易、编排和表达,有继承也有创新,从而构建了乐府采诗的独特话语。就话语建构而言,《汉书》主要采取对传统采诗话语进行借鉴与改变的方式,展开对“立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观风俗”等观念的论述;就话语表达而言,主要从文字、结构和意蕴三个层面实现对乐府采诗话语的表达。

《汉乐府》视角下汉代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影响研究

西汉初年,经秦朝暴政及长年的战争,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丝绸、车马等成为豪华奢侈的高档消费品,法律明确禁止商人消费。武帝以后,社会财富极大发展。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及丝绸贸易的发展,丝绸纺织成为当时每家每户的家庭副业及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丝绸也成为经济流通、社会繁荣的标志;也改变了从事家内丝绸纺织业及商业的妇女们的社会地位,引起人们对婚姻观念的深度思考。《汉乐府》民歌恰好反映了这一点。

论歌行体的缘起及其在先唐的流变——从汉乐府“行”题歌诗到“歌行体”

汉乐府“行”题歌诗与七言歌行体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七言歌行的成熟正是全面吸收和发展了汉乐府“行”题歌诗的精神和特质,因而汉乐府“行”题歌诗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汉乐府“行”题歌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叙事功能向抒情转化;沿用一些句式及铺排手法;由外向内的生命意识。

论汉乐府诗的生命意识

汉乐府诗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是汉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有感而发,透出浓厚的感伤色彩,但没能超越生命本体而得到升华。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生命意识的发展,在这里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但它终止了战国以来轻生重义的社会风气,体现出人们对生命的珍视。

汉赋、经学与文学自觉

文学自觉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时代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至今尚无一个一致的意见。文章认为,由于经学的强制的规范,汉赋不是自觉的文学,以汉赋为"一代文学"的汉代也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张衡诗赋创作与汉代文化融通

儒道互补,《诗》、《骚》融通,南北合流是有汉一代文化大交融背景下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考察张衡的诗赋创作可以发现,这一文化现象在东汉中叶已趋于成熟。融汇了儒道诗骚精神内蕴的张衡诗赋作为那个文化大交融时代的文学载体,不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化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特出的典范意义。

科举文体文化与文学发展

科举文体的发展,对文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汉人的写赋的热情、唐人的交往和心理描写、宋人的“以文入诗”中,都可以看到科举文体文化影响的作用。

论汉赋中鸟意象的构建

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往往积淀着浓厚的民族传统文化韵味。一直以来,鸟作为意象时常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像汉代的赋作便与鸟结有不解之缘。不少汉赋家将文学作品与鸟联系起来,构建了许多意蕴深远、内涵丰富的鸟意象。各类鸟意象的构建寄寓着作者高洁脱俗之质、悲愤不遇之叹、人生困惑之慨以及英雄本色之蕴等寓意,成为汉赋文学的一大特色。

风雅为求无穷意,心源直探古人初——评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乐府向来为汉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但由于时代久远和材料缺乏,研究多在低层次徘徊,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从艺术生产理论出发,溯其历史源头,明其流程变化,归纳其艺术意义,可谓直抉乐府生长发育的秘密,与学界倡导的"宏观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的理论研究"相合,对于汉乐府研究的深化启迪多多。

哀帝“罢乐府”新解

两汉时期是乐府发展史上的旺盛期,但就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个断层,即西汉末年哀帝废除乐府,其中原因不甚明了。在此,就汉哀帝罢黜乐府的前后经过,特别是他作为一个末落的君主,面对当时政治腐朽、文化思潮激烈冲突的情形下,通过他对待音乐的态度,说明其废除乐府的思想根源及其历史地位。

雷州与汉乐府

汉乐府《有所思》反映了雷州地区的珍珠和海南的玳瑁走进中国北方女子的妆饰世界,使北方的婚恋习俗焕然一新的一幕。雷州之所以能走进汉乐府,是因为雷州在汉代的外交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雷州是西汉时期广东的两大首府之一,人口密度略超番禺。认识雷州上古史,对于今人承传历史开创未来,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