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以现代视野重铸戏曲舞台上的“民族脊梁”——1930年代田汉新编历史剧《岳飞》创作研究

田汉创作的新编历史京剧《岳飞》,作为戏曲历史剧创作在戏曲现代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尝试,包含着田汉对抗战初期粗糙迫切地“利用”旧形式和关于“旧瓶能否装新酒”的创作观念的争论与反思。其中体现了田汉文艺观向“革命”的转变,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戏剧传统的敏感与留恋,彰显了他更新“传统”范式、突破中国式“历史题材”戏曲作品思想内涵和审美风格的决心。

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关系

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越民族关系,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膨胀和越民族上层贵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所以汉越民族关系常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冲突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越民族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作用。

东西方情诗的巧合

比较文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视野,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爱是上帝,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对爱的表述自然灵犀相通,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汉乐府诗《上邪》,东方的爱情绝唱,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西方的经典爱情诗,加以对比,两两相权,分析这两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堪称姊妹篇的情诗佳作。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

从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来看,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特有传播方式的考察,也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乐府”新证

据《二年律令·秩律》等文献记载,汉初确实已经设置"乐府",掌管着宫廷之乐,为皇帝服务,武帝乃立"乐府"之说不能成立。"太乐"一官并非始自于秦,秦时所设置的是"外乐"·,汉初因袭,与"乐府"分掌雅乐与俗乐,而后的某个时间才更名为"太乐"。

两汉的"越巫"

两汉时期,出身越地的很可能属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巫者,曾经参与了文化重心地带社会史舞台上的表演。"越巫"曾经服务于汉王朝,担任高层神职人员。他们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越巫"也曾经作用于非常宽广的社会文化层面,对于民间信仰生活有长久的影响。

秦汉时期越人的族群分布与文化认同

越人的族群分布与越人的民族个性有很大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越人形成了以今江南地区的浙赣、闽粤、两广等地为主的族群分布,不同族群在各自地域内,因为发展的限制也形成了各自的个性。东越与汉朝接触较多,最终依附于汉朝,并且迁往内地;闽越则表现出民族的原始状态,向北和向西分别进攻东越和南越。越人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风俗由于共同的生存追求,也是共性多于差异性。

略论南宋初年平定游寇的斗争

南宋初年，游定猖獗，它严重地威胁到建立不久的南宋政权的安全。但是，只经过了短短的数年时间，各股游寇相继被平定，南宋政权也转危为安。本文分析了南宋初年游寇出现的原因、成分以及游寇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性；论述了南宋军队与游寇斗争的经过、获胜原因以及平定游寇的意义。

近代的吴越文化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 ,是中国文化的大转型时期 ,长江下游则是文化转型的先行地区与枢纽地区。吴越文化柔、细、雅的区域个性 ,以及从汉代以来长期形成的政治色彩较淡的传统特点 ,使它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表现突出 ,居全国最前列 ,而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出现先知先觉的全国性领袖人物 ,到民国时期 ,这种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

论汉水流域的水浒戏及其传播特点

随着《水浒传》小说和"水浒"杂剧、传奇的传播,地方戏中亦出现了许多演叙梁山好汉的水浒戏。地处陕西、湖北、河南的汉水流域剧种众多,水浒戏主要出现在汉调桄桄、汉调二黄、湖北越调、汉剧等剧种之中。现存剧目和剧种60多种,大多为散出戏(折子戏),汉水流域水浒戏的故事渊源主要有两方面。宋江、武松、李逵、林冲、杨雄、石秀、时迁等"英雄"人物,潘金莲、阎婆惜、王婆、孙二娘等女性人物,均是戏场上为人熟知的人物形象。水浒戏一方面扩大了"水浒"故事的传播和互动,另一方面重写中融入了地域和时代的特色。

粤汉铁路与近代区域经济社会变迁

粤汉铁路连接富庶的华中和华南地区,在湖南省境内的里程占了近60%,在其建设与运营过程中与近代湖南的关系也最为密切。粤汉铁路的建设,对近代区域经济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粤汉铁路加强了湖南与鄂粤两省之间的经济联系,便利了湖南大宗物产的对外输出,有力推动了湖南经济的近代化进程;粤汉铁路对近代湖南传统运输方式造成了挤压,随着时间的推移,铁路在湖南交通运输格局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水运等传统交通方式造成了较大冲击;粤汉铁路改变了近代湖南交通格局,交通方式变革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交通的进步不但直接影响人们的出行,也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方式。

荀悦史论思想成就新探

荀悦史论的思想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六主"、"六臣"论,并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君臣对政事发展的不同影响;他的"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的政治观念建立在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之上;而"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则反映了荀悦的社会理想。

从二元对立到二元一体:秦汉六朝时期吴越地区人文地理演化进程

吴越地区先秦时有吴、越两国,秦汉时期初步形成郡县(吴地)与国族(越)的二元对立结构,孙吴征服山越后二元对立格局瓦解,东晋南朝时期会稽人文区形成并被赋予越的名称,最终形成二元一体的吴越人文区。

中国音乐考古的十大发现

中国40年来的经济建设,导致了重大的音乐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这些底蕴深厚的出土文物,不断地撼动着旧有以文献为主要史料基础的中国音乐史。它使人们看到了传统中国音乐史学显而易见的局限,也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形成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必要。文章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和曾侯乙编钟、广州南越王墓、贾湖骨笛、新干大洋洲商墓、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洛庄汉墓、鄯善洋海箜篌、奉节石哨、鸿山越国贵族墓等10例特别重大的音乐考古成果,提炼其核心的学术资料,加以客观的评述;并在全面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扼要阐发其所含深层的历史意义。"十"者,概数也;"大"者,孔见也。以此与有兴趣于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国际学人共享。

泼寒胡戏被禁原因新探

泼寒胡戏是北朝后期由西域传入中土的大型游戏活动,至唐武后、中宗朝臻于极盛,于玄宗即位初遭禁绝。泼寒胡戏被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泼寒胡戏流行于胡汉关系相对融洽的初唐时期,至玄宗即位初,胡汉关系已逐步遭到破坏;其次,玄宗宠臣张说思想的变化对泼寒胡戏的禁绝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最后,玄宗禁绝泼寒胡戏表明其恢复关陇本位政策,重新经营西北边防的决心。

东汉初期吴越学人探论

东汉初期,吴越地区出现了一个学人群体,他们的著述丰富,体裁多样,作品内容广泛,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和独特的文章风格,对后世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吴越学人对本土文化有比较清晰的意识,他们守持这种文化,维护这种文化,甚至张扬这种文化,并以之与中原主流文化相比对、相抗衡。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汉代百戏的兴盛和禁毁

百戏是起源于先秦,兴盛于两汉,流传于汉以后,历代传演不衰的包含有民间散乐、歌舞杂奏、杂技、角抵、幻术等艺术形式的总称。汉代百戏演出盛况空前,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始终伴随着禁毁的声音。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史书中不断有禁毁百戏的记载,究其原因,大抵是为政者遵循儒家礼乐制度的思维惯性,对人主在上的规诫和对宫廷奢侈佚乐的谏禁,说到底还是尊雅黜俗的礼乐意识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