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以《乐记说》为中心

自《乐经》失传以来,学者对乐的理解多以礼乐文明为主,《礼记·乐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哲学的重要文献。张载好治经,有“诸经说”,其中,《乐记说》比较集中地阐释了音乐的哲学性见解。张载以“记”推“经”,以“说”求“理”,对音乐展开乐本、乐道、乐用、乐象四重面向的论释。乐本是礼乐结构的基本框架,乐道是穷本知变的义理心性,乐用是移人通政的治世目的,乐象是视听体验的直观表达。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与其天道观和心性论结构高度吻合,不仅解释了音乐与人的价值关系,而且解决了古乐难求的历史困局。尽管如此,张载的“地缘成因”和“反技术论”仍有可商榷之处。

养德、冶性、陶情:《乐记》之“致乐以治心”

《乐记》总结并诠释了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其“致乐以治心”这一重要观点,强调音乐是人所创作的一种声音艺术,并从多方面深刻影响人的身心塑造。其认为,“致乐”可使伦理得以彰明,使人气性平和;更重要的是,“致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感,最终助推人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从粗野之人向文明文雅之人转变。

话语体系转换视域下的儒家情论演变——以《乐记》“情礼”论与《复性书》“性情”论为中心的考察

“节情”与“止情”是先秦儒家与唐宋儒家在情论问题上的基本分野。先秦儒家以《乐记》为文本核心建构了“情—礼”论,试图以人情之常来论证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唐宋儒家则以《复性书》为文本源头建构了“性—情”论,并试图以此回应域外佛学与魏晋玄学的理论冲击。如果以福柯话语体系的视角来观察上述差异,则先秦“情—礼”话语体系导向“节情”,唐宋“性—情”话语体系导向“止情”;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概念与文本、知识与信仰系统、社会实践指向以及人性论上也具有一定差异,因而构成了话语体系转向。儒家情论问题的这个话语体系转向的实现,更多的是受域外佛学、魏晋玄学等外缘因素的影响。而话语体系的分析方法在认识儒家情论演化历程、推动当代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

中国中古音乐史研究的“新感受力”——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

作为中国音乐断代史之一的中古音乐史,其具有不同一般的时空维度和“中世性”的历史文化特质。夏滟洲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以新的学术视域、学术术语和学科范式,将公元3~9世纪的中国中古音乐制度、音乐人、音乐活动、文化区域等历史事项,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互的学术场域,集中研究中古音乐的主体—伎乐与乐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中古音乐新的“历史映像”,显示出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感受力”和学术张力。

论《乐记》之“感”

“感”是古人认识到的世界万物存在与运行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乐记》论“感”,始于论“乐”,归于“治道”,主要在文艺活动和社会治理两个层面展开。就文艺活动言,包括“感物生乐”和“感乐化人”;就社会治理言,包括“乐治”“慎感”及“审乐知政”。由此可知,“感”贯通于古人文艺活动和社会治理的全方位之中。在字义上,“感”出于“咸”,由“咬合”而“和合”,并演变为作为万物交流普遍形式之“感应”和人特有的心理反应方式之“情感”。《乐记》所论之“感”,深植于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沃土,是古人长期文学艺术活动的产物,属于典型的本土文论话语。

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

对于《礼记·乐记》成书时代与作者的考察,过去多关注于史书记载及前人的评论,而未注意其版本材料的考察。通过比较史书记载的汉初《乐记》的版本及材料来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其作者及时代问题。

《乐记》“和合”美学思想的表现形式

"和合"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乐记》是先秦"和合之美"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集中表现了艺术的"和合"美学思想,而且蕴含了和谐美的主要表现形式,成为中国古代表达"和合"美学思想的基本范式,对中国文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乐记》中的艺术学思想

《乐记》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艺术学著作,它对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什么是艺术?为什么需要艺术?艺术和知觉者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由于《乐记》对艺术的研究的系统性,所以它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礼记·乐记》中的乐教思想研究

上古教民,乐教为本。因乐声变化多、感人深且易,其效最捷。《礼记·乐记》集儒家乐论大成,汲取了汉以前音乐思想的精华。《乐记》由"心物交感"解乐之所由生;声、音、乐三者由微而著,各与情融,与心通,解乐之构成。孔子有言"成于乐",《乐记》以"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将"成于乐"之"成"具体化。《乐记》阐明:敦和之乐与礼相济,情理交融,涵养人之相亲相敬;敦和之乐以仁为本,将乐的本质与人的仁者之心自然贯通。敦和之乐立于礼、依于仁,则势必达于"诚",收内尽其性、外与物谐之功。

《礼记·乐记》非作于西汉考

学术界对《礼记.乐记》的作者及成书问题争论较多,目前有一种说法是《乐记》成于西汉,各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汉书.艺文志》所记河间献王曾作《乐记》、桓谭引《乐记》有窦公见文帝事及应劭《风俗通》引《乐记》有武帝时丘仲制笛事。根据《汉纪》所录刘向语,《礼记.乐记》当是古文书,撰作年代应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焚书之前。

《易传》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兼谈《乐记》中两个相互游离的美学观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易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荀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心与物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美学思想则以生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现代人对源于《荀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美学的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立明的独特贡献.

论《乐记》中“和合”文艺思想

“和合”是中国古典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重要理论范畴 ,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命题和古典文学所追求的审美理想。《乐记》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之上 ,从多方面集中阐述了“和合”文学思想 ,对后世文学创作和古代文论的构建及其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礼记·乐记》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礼记》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其中包含许多儒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乐记》,可以说是一篇专门阐述儒家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想的专章。《乐记》中的儒家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想主要包括:乐感论,即关于音乐应感的思想。这一思想一方面表现为音乐是由人心感物而生的;另一方面是音乐的感物作用;乐礼论,即乐与礼的关系。乐与礼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文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乐记》中对乐与礼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乐准论,即音乐的评价标准,也即文艺批评的标准。音乐评价的标准包括“和”、“正”、“真”等。

《乐记》“心物”关系论的美学思想

《乐记》是中国音乐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开山纲领 ,其系统、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 ,对后世始终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乐记》有关“心物”关系论中的音乐艺术创造、接受和再创造三个紧密联系方面的论述 ,迄今对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和作用 ,尤其是对于建立、发展和充实今天的音乐美学理论 ,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试论《乐记》的美学思想

《乐记》是中国古代早期美学思想系统总结性的经典文献 ,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后世文学理论有重要的多方面的影响。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乐记》的美学思想内涵作了梳理。

《乐记》的英语译介研究:动机与多样性

《乐记》为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述,是中国传统思想典籍与专业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译介对象。本文以现有的三个《乐记》英译版本为对象,考量译本样态、译者翻译与诠释策略的特点及风格,挖掘不同译本对《乐记》文本形象塑造的不同,指出译者身份与翻译动机的差异是造成《乐记》译本风格差异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乐记》的后继翻译活动应译释结合,以凸显其作为专业音乐典籍的特殊性,强调其音乐思想内涵的丰富性。

《乐记》中的两种音乐美学观——《易传》和《荀子》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周易大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苟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由具体之物构成的既定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人心与外物的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美学思想则以非现成性的、生成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天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我们对源于《苟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不曾涉及的、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乐记》的撰作年代与作者问题研究述评

《乐记》是在中国音乐史和文艺理论史上都十分重要的著作。学术界历来对其作者与撰作年代问题颇有争议。本文对各家主要观点作了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的观点最为合理。

《乐记》美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究

《乐记》是基于中国心性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儒家的“乐教”传统,对“礼乐教化”这一核心理念进行系统论述的作品,是儒家美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乐记》之美育观源于心性文化义理系统及先秦“礼乐教化”的实践经验,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君子修养”为人格范式的美育目标,以“礼乐相和”为教化方式的美育途径,以“制礼作乐”为源泉和归宿的美育实践。总之,《乐记》美育是对心性文化理想及其实践方式的探索,主张遵循中国人感受、体验、类比的思维习惯进行审美教化,对我国当代美育理论的建构及美育实践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礼乐与文学的交相辉映——以《礼记·乐记》为视点的考察

《礼记·乐记》论"乐",始终"乐"与"礼"对举,"礼义"与"乐情"互解双显,展示了"礼行乐奏"、"乐备礼隆"的不可分割性。其中所阐述的"礼乐"之"文"、"礼乐"之"情"、"礼乐"之"德"与"诗性"交相辉映,相互涵摄。反映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即鲜明地呈现出"礼乐"特色,主要表现为:抒情特质:抒情的诗、词、曲、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形式,而其他文学体裁均表现出重抒情、重情韵的创作意图。文学关怀:自始至终关怀现实与人生。教化功能:作家的创作主旨在于宣扬政治理想,为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