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蓖纹锯齿镰研究

先秦蓖纹锯齿镰主要出土于吴越、荆楚地区,形制多样,具有地域性差异。其中,直背型无銎蓖纹锯齿镰多见于吴、越两地,弧背型及有銎蓖纹锯齿镰则多见于楚地。随吴、越、楚三国势力的消长,蓖纹锯齿镰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迎来了两次地域间交流的兴盛期。在地域交流过程中,蓖纹锯齿镰完成了形制及用途上的转变。

论婺剧乱弹新编历史剧《西施泪》的成就

婺剧乱弹新编历史剧《西施泪》是婺剧界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其编创和演出过程曲折、漫长。《西施泪》初名《卧薪尝胆》,创编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对历史剧“古为今用”既片面又机械的理解遭到茅盾的严厉批评。传统戏恢复演出之后,编创者重新构思,从主题、结构到人物对原作做了全新的改造。同时,浙江婺剧团选调演艺精湛的艺术骨干倾情演绎,因此,《西施泪》取得成功,并于1981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艺术片。

试论《骠国乐》中的铜鼓

铜鼓是我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作乐府诗《骠国乐》,描写了铜鼓乐舞的盛大场景。然而历史上的“骠国乐”到底有无铜鼓,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更应跳出“有”或“无”的争论,去探讨背后的社会历史信息。从现有文献资料和铜鼓分布流传的情况来看,骠国并非铜鼓的铸造者,骠国铜鼓的使用有其特定场合和背景。在梳理黑格尔Ⅱ型铜鼓在广西和整个中南半岛的传播、分布状况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探寻到从黑格尔Ⅱ型到黑格尔Ⅲ型鼓的流传和演化经过。自唐代始,北流和灵山型铜鼓南移后,在越南北部骆越人的传统区域培育出了黑格尔Ⅱ型鼓,很快又被越、老、缅边境山区的克木(克伦)文化所吸收。掸族工匠,或是从掸族工匠处习得失蜡法铸鼓技术的克木人和克伦人,铸造了充满掸傣风情的黑格尔Ⅲ型鼓。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水与中华区域文化——以吴越文化为例

水对中华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水文化的发达,是吴越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造就了吴越之地发达的水稻文明;河湖密布的水环境造就了吴越发达的船文化和渔文化。魏晋以后,伴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中原先进文化的植入,江南一改原来的"荆蛮气质",迅速结出了"苏湖熟,天下足"和"文化渊薮"的硕果。吴越之地民风民俗从尚武到崇文,从刚猛到柔弱的巨大变化,究其原因,是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吴越兴亡

吴越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前期是个空白,春秋后期始见记载。吴越的活动地域在太湖流域。从地下发掘材料看,这个地区的文化还是很悠久的。这一地区自然产品丰富,但它的社会组织松散,基层存在许多农村公社,这应当是吴越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越争霸”故事研究述评

"吴越争霸"故事研究的基础是文献整理,目前以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李步嘉《越绝书校释》两书成果最著。研究论著多围绕西施、伍子胥、范蠡等人展开了关于人物评价、形象及其演变、哲学思想等多方面的讨论,对故事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但也存在陈陈相因的现象。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除了叙事学、文学人类学、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外,特别要注意方法论的自觉。

汉初长沙国独传五世原因新探

前人所述汉初不废长沙国的原因,未构成长沙与其余诸国的根本区别。刘邦在楚汉战争后,违背其分封原则,将军功并不显著的吴芮封在长沙为王,并遥夺南越三郡以予之,实欲利用其在越人中的威望和手下军队习于水战及南方气候的特点,阻挡南越北犯和平定南越。南越一日不平,则长沙国一日有存在之价值,故长沙国传五世后方以无后而废。

南越国都番禺城毁于战火考实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杨仆纵火烧城,曾将南越国都番禺城完全毁灭,这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记载,更有来自考古学方面的充分证据,而汉番禺城的改置、广州汉墓区的变化和东汉末年重建番禺城,不仅是这座古都毁于战火的旁证,同时也是因这一事件而引发的一系列结果。历史事实向人们证明,古都广州的城市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固然是广州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基础条件,但长期保持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却是这一条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从乐器的形制与组合看南越礼乐

秦末汉初,今之"岭南地区"称"南越国"。南越王墓的音乐文物展现了"编钟+编磬+琴瑟"的金石之乐、"羽人舞+羽纛木鼓"的杀牲祭河(海)仪式、"鼓琴鼓瑟"俗乐歌舞和"秉铎摇铃"的巫乐歌舞的多组不同的音乐场景,体现了以中原礼乐文化为正统,兼顾瓯骆民族的宗教祭祀乐舞文化的特征,及立于秦制、"和集百越"的治国之策。

试解《吴越春秋》的“不可晓”之谜

《吴越春秋》是研究吴越历史和吴越文化的重要文献，系东汉初年赵晔所撰。在同一部书中，同是记述吴越的史事，赵晔却将十卷分别称为“传”、“内传”和“外传”；同是记述吴史事的五卷，又分别称为“传”和“内传”。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突破历代学者研究《吴越春秋》时所持的乡土、地域观念，通过对赵晔思想体系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对全书各卷内容进行详细的考析和比较研究，便可解开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个千古之谜。

“宁波商帮精神”的历史文化探源

宁波商帮历久不衰,一枝独秀,称雄于海内外,成为世纪奇观,其原因何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生存其间的人们不同的秉性和精神面貌。本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剖析宁波商帮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古越遗风和浙东学术文化精神对其所产生的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对"宁波商帮精神"作了一次历史文化的探源。

论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插图的情感倾向

周曰校刊《三国志演义》插图本通过图像内容的选择和联语的使用,体现出强烈的情感倾向,包括历史兴亡的咏叹、尊刘抑曹、对战争的态度、褒扬忠义、抨击奸伪等几个方面。

从已见越国墓葬探析越国用乐等级的存在

近年多处越国墓葬的发掘,特别是保存较好完整性与系统性的无锡鸿山越墓,给以往关注甚少的越国音乐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基于江浙几处越国墓葬的出土乐器情况,并结合有关文献,对越国是否存在用乐等级制度及其基本情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揭示。越墓的分级标准与中原乐悬有所不同,而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也是多层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

五代时期江南三国的政治体制与财政经济

五代时期,地处江南的杨吴、南唐和吴越三国,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单元,在五代十国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政治体制方面,杨吴向南唐的和平过渡,是杨吴后期执政者徐温、徐知诰父子借杨吴旗号,通过变易其王国政体为帝制而逐步实现的。南唐政治抱负经历由保守到扩张、再趋向内敛的过程,而吴越则始终以奉中原王朝为国策。在经济领域,三国均以保境安民为主旨,力促劝农,重视屯田,共同为经营和开发江南做出贡献。

油脂氢化三元金属催化剂制备及性能研究(Ⅱ)——制备条件的研究

在金属元素和组成固定的条件下 ,研究了催化剂的制备条件对催化剂活性与选择性的影响 ,并建立了大豆油氢化时亚麻酸与亚油酸的选择性指数SⅡ 和SⅠ 与制备条件之间的关系。

吴越佛教片论

通过阐析吴越佛教的有关问题，认为南方在唐末五代成为中土佛教的中心乃是吴越佛教发展的重要背景。吴越受佛教各宗的影响，诸宗并立，其中，法眼宗的中心在吴越后期移至两浙．吴越佛教兴盛，浙僧在佛教上有重大贡献．吴越自始至终尊崇佛教，钱■时期崇佛，是为了在国危忧惧下求取政治与精神的出路．由于崇佛与弘法，杭州自然成为吴越的佛教中心．

陶朱公范蠡身份再审视

范蠡在助越灭吴、越国称霸后激流勇退,泛舟北上齐国,终定居于陶,自号"陶朱公"。至今对陶朱公范蠡的身份定论不一,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范蠡助越称霸,应为政治家;有人认为其助越灭吴,应为军事家;亦有人因其经商有道,累积巨富,尊称其为"商圣"。事实上,对于一个人身份的界定应从其一生所经历,以及其为当时国家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还有其对后世影响等全面来衡量,而不能以偏概全。就范蠡一生而言,他应当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

关于《滇国史》的几个问题的考察

黄懿陆先生的《滇国史》是滇国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但其中若干问题的提法也有不够严密处。结合史料以及一些古代文化常识,对《滇国史》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国语》所反映的吴越争斗时期的越文化

本文主要根据《国语》的《吴语》、《越语》所反映的吴越争斗时期的历史,来寻觅当时的越文化的一些特征。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一是越国还保留着其族属和地域的一些文化特征;二是以周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三是楚道家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