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与婺学、朱学之间:南宋淳熙年间的明越道学圈

淳熙年间的明越道学圈是南宋时期较为活跃的一个道学学术群体,全祖望所标榜的“甬上四先生”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明越道学圈以宗主陆学的明越诸公为核心,乾道年间他们在太学从学陆氏兄弟,淳熙前期在明越地域频繁进行学术交往。淳熙八年(1181)史浩在明州开馆,所延请教授者多为明越道学家。淳熙九年陆九渊、吕祖俭先后来此,聚集于明州的明越诸公与二人展开深入交流。明越诸公所宗主的陆学思想和工夫受到了吕祖俭的批评,他们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回应和修正。淳熙九年朱子到来后又批判了他们所受的婺学事功思想和陆学心性工夫的影响,明越诸公在为吕祖俭和陆九渊辩护的同时,开始部分地转向朱学。明越道学圈是婺学、陆学与朱学争论的舞台,既扮演着折中调停的角色,又吸收了他们的学术思想,成为淳熙年间道学领域不可或缺的学术群体。

中国戏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播与传唱

中国戏曲在江户时代大量东传日本并广为传唱,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将中国戏曲传播至长崎,日本唐通事、知识人和游女在长崎与中国商人交往,学唱、记录中国戏曲,通过曲集、戏曲翻译、戏曲演唱等形式传播到日本各地。清代乐师林德健、金琴江等人曾去往长崎,在当地教授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俗曲,在日本形成演唱戏曲俗曲的传承谱系。《赵匡胤打雷神洞》等剧因中国乐师的传授而在日本广为流传,在传唱过程中,曲白兼有的戏曲剧本会逐渐略去科介、对白等,主要以戏曲唱段形式传唱。出海经商的中国商人偶尔会因遭遇风浪而意外漂流至长崎以外地区,《以笔代言》一书记录了日本仙台儒者远藤曰人向漂流中国船员学唱戏曲之事。据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的底本可知,江户时期的日本人会以抄录剧本、标注工尺、记录读音、增加附注等方式记录和学唱中国戏曲。

《古文尚书·说命》真伪与傅说身份辨析

傅说作为辅佐武丁中兴的一代名相,为历代史家所传颂。但有学者以今传孔传本《古文尚书.说命》言其思想,或以奴隶论其身份,似非适宜。细考文献,说今传《古文尚书.说命》是伪作而非真书,傅说是隐士而非奴隶,可能更与事实相近。

清华简《说命上》“说于■伐失仲”考

清华简《说命上》曰"说于■伐失仲","■"即"韦","失"即"豕",皆为"豕韦"简称。简文记载了武丁命傅说征伐豕韦之事,为研究三代时期"彭姓豕韦"和"刘姓豕韦"的兴衰更替、地望迁徙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清华简《说命中》的内容与命名

清华简《说命中》"说逨自傅岩"之"傅岩"与《说命上》之"北海之州",并非同一地点。《说命中》与《说命上》部分文句都是写傅说初见武丁,两人印证上帝赐梦之事,而非两次验梦、两次诘难。所以,清华简《说命中》不是《说命上》的续篇,而是武丁初见傅说一事更为详尽的记载,两篇之间是相关关系,而非前后承接关系,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称之为"上"、"中"、"下"是不妥的。

清华简《说命》考论

近年出版的清华简《说命》,本文从四方面进行考论:一、神怪故事非《尚书》所宜有;二、傅说言论庸俗而无所作为;三、王的命语冗长而不切实际;四、他籍引文多数杳无踪影。而《尚书·说命》三篇,完全没有上述这些弊病,是具有珍贵价值的古文献。清华简编者应实事求是地比较清华简和《尚书》两篇不同的《说命》,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论证。

清华简《说命》性质探讨

目前学术界存在孔传《尚书》和清华简两种"全然不同"的《说命》版本,其真伪、是非及关系如何,亟待探讨。本文通过孔传《尚书》许多事实的证明,对清华简《说命》七个重点的考察,以及对清华简其他一些代表作品的分析,论定孔传《尚书》中《说命》三篇是珍贵的真古文献,而清华简《说命》三篇是战国时人根据某些传说资料而编造的游戏之作。

明堂月令考论

关于明堂制度的研究争议至今并未完全解决 ,其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大都忽略了这样一点 ,即明堂传说最盛的时代在战国秦汉之际 ,其传布与阴阳家尤其是阴阳家的明堂月令之说有关 ,它使明堂制度经过阴阳五行说的整体再塑 ,如分析所谓明堂五室或九室之制 ,即可证明这点。因而今日欲恢复上古明堂制度真相 。

《魏氏乐谱》若干问题之我见

《魏氏乐谱》是明末海商魏之琰将明代的一些乐曲传到日本后,由其四世孙魏皓对外传授并编辑出版的诗词乐谱,在日本有"魏氏乐"或"明乐"之称。在对此乐谱的研究方面,继日本学者林谦三的开先河之作《明乐八调研究》之后,国内学者们也开始重视这一回归的乐谱,就目前对该课题的研究来看,多集中在起源传承、音乐性质、翻译和宫调分析上,本文就此几点作阐释和解析,并谈笔者之浅见。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儒林外史》中《诗经》解读的文化意义和叙事功能

吴敬梓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一位《诗经》研究专家。他将自己学术研究中的得意部分融入《儒林外史》,与同时代的《野叟曝言》之类"以小说见才学者"不一样。后者的目的在于借小说展示学问,吴敬梓则别有深意。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大谈他关于《女曰鸡鸣》的研究心得,目的不是炫耀自己的学问。他其实是从说《诗》入手,表达他对隐士品格的推崇,为描写两对无意于"功名富贵"的夫妇寻找经典的依据,唤起读者对他们的敬慕之感。吴敬梓把自己的《诗经》研究心得放进小说,不仅是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也是一种评价人物的方式,还有助于传达作者的文化理想和道义理念。

清代广西上思州的天后信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明清时期,因为毗邻广东的地缘优势,大量粤商进入上思经商,他们不仅建立起自己的同乡会馆,还把家乡的神明一并带入以祈求平安,并借此维系同乡情谊,凝聚群体力量,充分表明了两广之间经济交流以及文化交流是十分密切的。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

《昊天有成命》属《大武乐章》考辨

王国维考证《大武乐章》包含《昊天有成命》,此结论却为高亨等学者否定。王氏循《武宿夜》以考《大武》的方法是正确的,《昊天有成命》中的"成王"决非姬诵,故不能以此将其排除在《大武》之外,而《我将》亦非《武宿夜》。总之,《昊天有成命》即《武宿夜》,为《大武》之一篇信无可疑。

思想史、《中庸》与音乐美学的新进路

中国音乐美学到宋明理学,始真正获得思辨的美学品格;中国音乐美学的新进路,与当时"已发""未发"的哲学讨论有关。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心-情关系、理-欲关系乃至礼-乐关系,是发展的,不是静止的,至北宋有一个清晰的思想"向内转"的倾向;中国音乐美学史文献如《乐记》等,有长时段考察的必要,对《乐记》与《中庸》关系的认识,涉及文献思想来源问题,需要再讨论。

清华简《说命上》“二戊豕”解——兼论《说命》的真实性与传抄时代

清华简《说命·上》谈及"傅说伐失仲"说:"失仲是生子,生二戊豕。"对此"二戊豕"有不同的解释。整理者将"戊"释读为"牡",认为"二戊(牡)豕"是"二头公猪",欠妥。实际是:"戊"是"日名";"豕"是"图腾崇拜"孑遗。"生二戊豕"就是生了两个"日名"为"戊"的"双胞胎"。"豕韦氏"是殷周时代一支重要的氏族。《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笺》:"韦,豕韦,彭姓也。"就是证明。失仲属"豕韦氏",自然是以"豕"为其"图腾",他生下"双胞胎",其"日名"为"戊",自然就是"二戊豕"。"傅说伐失仲"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韦"(豕韦)曾是夏桀的重要盟国,商汤之时,就曾伐"韦"(豕韦)。至武丁时,"失仲"可能仍有"二心",故武丁命傅说再次讨伐之。这样一段历史,史籍无载,但清华简《说命》却保存下来,足见弥足珍贵。清华简《说命》中,失仲的两个儿子称"二戊豕",在一般人的思维中,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不可思议",恰恰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说命》虽然源出殷代,但在后来的流传与传抄过程中,无疑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它最后传抄的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

清华简《说命上》笺识

《尚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清华简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近年来学术界对清华简一直争论不断,《说命上》一篇,网络上多存争鸣。综合运用出土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演绎古字形义演变之迹,各执一说,管窥蠡测,以就正于方家。

论明清家乐的导演体制及其对明清戏曲导演理论的贡献

由“家乐主人”、“家乐教习”、“观众顾曲家”三者通力合作而构成的明清家乐导演体系,改变了职业戏班“以优师之耳目为耳目”的重表演、轻导演的戏剧理念,实现了集体导演的构想。明清家乐完善的导演体制不仅促进了家乐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明清戏剧导演理论的成熟和完善。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事业研究

明代宝应地区水利状况复杂,水涝灾害频繁,不仅威胁到河运、漕运,而且对宝应地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为了变水害为水利,明代国家和地方重视宝应水利事业建设。一方面,完善水官设置、筹措水利资金;另一方面,修筑堤岸闸坝,开筑新河,治理宝应越河。明代宝应水利建设成效显著,对于改善当地区水利状况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维岳年谱简编

吴维岳,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曾除江阴知县,征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改兵部,出为山东督学副使和江西按察使,后又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一生政绩卓著,交友广泛,精通文学,尤卓于诗,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录其为"广五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