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铜鼓的历史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使用、拥有、收藏铜鼓的民族,不能说明其就是发明、创造、传承铜鼓的民族。经出土文物证实:万家坝型铜鼓,为“濮人”所造和使用,故称“濮人鼓”和“越人鼓”。而其出土地点的地名为“那波”,与壮族“那文化”有关。越人中的“巫咸”就是最早的铜鼓制造者。壮学先驱者徐松石认为:铜鼓与壮族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壮族被誉为“铜鼓民族”。因此。

于越族源问题及“越为禹后”说新论

关于于越的族源问题,学界大致有"越为土著""越为禹后""楚越同祖""三苗后裔""非洲古猿"五说。从现有文献及考古发现看,"越为土著"应是代表观点。"楚越同祖"说与"三苗后裔"说是后人对史书记载的误读和讹传,"非洲古猿"说则存在明显悖论。"越为禹后"应理解为越国建立初期越王无余为夏禹后裔,但自无壬之后,越王之族属已转为越地土著,时间约在夏商易代之际或稍后,故越王勾践为夏禹后裔的论断是错误的。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指通过音乐建立和维护整个社会统一的、宜人法定秩序。与礼制、行政和法律比较起来,音乐更能够贴近人的情感、思想,更能改善人的品性,引导社会各阶层产生正确的认识和行为,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这对现代国家治理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再论西汉岭南越人的造船航海技术

秦汉之际岭南越人的造船航海实践为汉武帝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相关船舶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自汉武帝以合浦、徐闻等地为港口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后,中西方商旅往来络绎不绝,经济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合浦、徐闻两地作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流传于其间的造船航海技术史料记载阙如。已出土的西汉南越王墓铜提筒(B59)船纹与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铜鼓(M1:10)船纹为我们提供了若干重要信息。考证船纹所展现的航行环境及其构造,发现其已装备有尾舵、水密舱、风帆等近海航行的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