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苑》的文献来源再看唐代的孤柱现象

《乐府诗集》注引的五代陈游《乐苑》是后世了解业已失传的唐代乐器五弦琵琶最重要的文献基础。然而由于《乐苑》业已佚失,《乐府诗集》转引的寥寥数句并不能使我们清楚知晓此条文献的源出与时代,更使我们对文献中所写的五弦琵琶柱制无所适从。本文以《旧唐书·音乐志》中有关“孤柱”的另外几条文献为线索进行追溯,对《乐苑》中记载五弦琵琶的史料作文献学的判断与解读,并结合文献中有关各种施设孤柱的乐器的记载,对孤柱的施设是唐代琵琶类乐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一观点予以论述。

艺术感受是强烈的、深远的——以越剧《祥林嫂》为例谈越剧音乐改革

20世纪40年代的越剧改革是一场全面的改革,既包括艺术上的改革,也包括体制、机制上的改革。艺术上的改革,音乐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具体表现在:创立[尺调]和[弦下调]以及一系列板式变化,伴奏从原来的三四人增加到十几人,专人作曲,演员定腔、定谱、定调。代表作品有《香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祥林嫂》等。文章以越剧《祥林嫂》为例谈越剧音乐改革,分三个方面:一是袁雪芬如何塑造祥林嫂这一人物;二是刘如曾如何为越剧《祥林嫂》编曲;三是越剧音乐改革之我见。希望新时期的越剧,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新作品,奉献给人民。

元白新乐府运动再论

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新乐府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活动,但与其说其本质是一场文学运动,不如将之界定为政治运动。对新乐府运动性质的颠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其宗旨、功用、创作规范三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定。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均应建立于唱和这种形式之上。

论叶燮《原诗》中对沈约人品、诗品的评价

叶燮在《原诗》中批评沈约心胸狭窄,“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又对其诗歌极力贬低,“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这样的“英雄欺人之语”过于片面。考察“万箭攒心”之说,最早来源于唐人李冗的《独异志》,其书专记神仙鬼怪,逸闻稗史,实不足信。至于沈约的诗品,也绝非叶燮所言,历代诗论家多有客观评价,且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叶燮对于沈约的评价,是有待商榷的。

《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订补

在《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岳石木”和“卜颜岳石术”的条目以及逊都思氏笃列图的传记存在归类上的误处。通过对《索引》所列资料以及元人文集、方志、碑刻等史料的稽考后,发现“岳石木”与“卜颜岳石术”应为同一个人。而且,经过对索引中列出的两个“笃列图”史料进行分析,发现索引将逊都思氏笃列图的传记拆分为两篇,应为舛误,故认为应将这两个传记条目合并。此外,对索引中部分人物的生平亦作了订补,以期能为索引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帮助。

《白苧歌》:从乐府到元曲

元代散曲《白苧歌》的渊源要追溯到我国古代著名的乐舞《白纻》歌舞。从《白纻》歌舞演变为散曲《白苧歌》经历了乐府《白纻歌》、宋词《白苎》和元代散曲《白苧歌》三个阶段。《白纻歌》是配合《白纻舞》表演的歌曲,在唐代被广泛传唱,于宋代演化成词调《白苎》。《白苎》词调在被用作杂剧、诸宫调等唱调过程中,逐渐由词转化成了散曲《白苧歌》。

唐代乐府制度革新与诗歌

乐舞自古以来就与歌诗密切相关,伴随着代代王朝的建立,乐府机构承担了管理国家音乐、舞蹈的职能。与之俱来的是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载体对歌诗创作的大量需求,这种单向的需求进而又转化为互动的交流与促进,促生了文学与舞乐艺术的双向沟通。

论《今乐考证》对《录鬼簿》中元杂剧的考证

《今乐考证》采用文献考证的方式对前代有关戏曲进行了研究,它是以《录鬼簿》为底本,对元杂剧的剧本名称、种类、剧本同一名称等方面进行了颇为用力的考证,尽管在考证过程中曾出现了一些错讹现象,但其在剧作家生平、杂剧种类、杂剧名称、剧本考证、世人评论等都有相当大的价值。

论《绝妙好词》与《乐府指迷》《词源》之关系及宋元之际雅词理论体系的建立

《绝妙好词》与《乐府指迷》《词源》是宋末著名的词学选本与理论专论,目前学界对三者的关系关注不多。《绝妙好词》以"清丽雅正"为选词标准,对《乐府指迷》词学观有所酌取,同时又对《词源》产生了一定影响。较之以前选本,《绝妙好词》选词旨趣更为纯正,并以选本形式参与雅词理论建设,《乐府指迷》与《词源》则以相对完整自足的话语对宋代雅词作出理论总结,三者关联密切,共同建构起宋元之际雅词理论体系。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五行特性“土爰稼穑”考释

[目的]提高中医学术界对“土爰稼穑”中“爰”字解释的准确性,回归经典原旨的解读,进一步深化对“脾为后天之本”理论源流的认识。[方法]从训诂学出发,在分析《尚书·洪范》有关五行特性经文中“曰“”爰“”稼穑”字义的基础上,对五行特性“土爰稼穑”作出新解读。[结果]“爰”字当以“于焉”以及“援引”“引用”为解,其要义有二:其一明示“爰”与“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之“曰”的区别;其二强调土行特性包罗万象,土固然可以用来“稼穑”,但其用又绝非“稼穑”之一途,土行特性是“稼穑”所难以囊括殆尽的,所以特地冠以“爰”字,以示不得已而勉强援引“稼穑”论说。[结论]《尚书·洪范》之“土爰稼穑”本质上已凸显了土行的重要性,“土生四象”也蕴意其中,或为“土生万物”哲学命题的滥觞。该命题对中医学影响深远,并最终孕育出“脾为后天之本”等重要的经典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讨论班与中国解析数论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组举办讨论班训练青年研究人员。经过四五年的系统训练,培养了一支数论研究队伍,他们在解析数论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连续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就。文章考察了从1953年至1958年数学研究所数论小组的组建、学习和研究情况,探究了华罗庚领导下的数论讨论班的研究活动和学术生态,分析了华罗庚如何通过讨论班这一研习形式进行人才培养,揭示了我国解析数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些关键因素。

论袁雪芬对中国越剧的贡献

作为中国近现代戏曲史,尤其是越剧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袁雪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文章论及袁雪芬在越剧历史、越剧艺术、越剧改革、越剧剧种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越剧的影响及贡献,从而揭示出袁雪芬不仅是中国越剧发展历史重要的参与者与践行者,而且也是中国越剧发展历史的抒写者与见证人,同时她更是百年来中国新越剧改革与越剧剧种建设的谋划者与引领者、越剧艺术形成独特审美风格的创建者与贡献者。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元代“约会”审判制度与多民族国家的治理

"约会"审判制度是元代创立的,规定不同户计,即不同职业、民族、宗教的主体之间因民事及轻微刑事纠纷发生诉讼时如何管辖和审理的制度。它形成于世祖时期,经成宗、武宗、仁宗时的发展而日趋完备。该制度实质是按户计分别管辖体制下的协调机制,在实施中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那不是该制度本身的问题,且该制度能适应元代对多民族国家治理及对某些特殊户计管理的需要,其合理性是主要的。

训诫故事与道德难题:“罗愿之死”的文化史分析

罗愿是南宋前期的一位知名学者。由于其父罗汝楫曾经参预谋害岳飞的缘故,他的离奇死亡往往被后人理解为岳飞含冤死后的报复行为。在传统时代,鬼神杀人、冤魂复仇的传闻会被广泛的社会观念所认同,并支撑着世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在士大夫们看来,博学君子罗愿惨死与道德偶像岳飞神格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围绕此事的讨论因而历久不衰。让知识精英们深感焦虑的是,此论题所涉及的教化功能与道德理性两难兼容,传统思维模式的困境与局限由此显露无遗。

北魏汝南王元悦事迹及相关问题研究

北魏皇族宗室在社会政治上占据重要位置,对北魏政治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影响,元悦可为较为典型之个案。元悦性致狂逸,对于儒学、佛教以及方术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元悦所历官职大多崇重,也符合元魏宗室任职的一般特点。元悦依制开设官府所荐用的僚佐大多出自名门士族,但僚佐与府主之间的结合关系较为疏散。在北魏末年,元悦本身的政治野心和孝文帝之子的这一身份引起孝武帝的疑忌,遂引来杀身之祸。

《白鹿原》与《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是北宋时期由吕大均制定并由吕氏兄弟在蓝田推演的中国第一部成文的乡村民约。它体现着乡土中国,士绅阶层以"知识—权力"结构模式而实行的民间自治思想,凝结着儒教文化礼乐刑罚并重的集体无意识。陈忠实发现并对它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使其成为《白鹿原》中呈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具象,因此,剖析《吕氏乡约》在小说中或显或隐的结构便是研究近现代乡土中国的典型标本之一,由此不仅能够解开民族秘史的诸多重要症结,而且也能够了解儒教文化遭遇现代化的种种困境。

蔡元培的图书馆学思想

蔡元培先生一生都在爱书、读书、教书、著书,并为图书馆建设奔走呼号,他的图书馆建设理论对当代图书馆建设仍然有指导意义。

元末明初吴、越诗派论略

元末明初战乱纷呈,以高启为首的吴诗派与以刘基为首的越诗派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诗学特征。吴中文人因受理学影响少,追求自适、自娱的生活方式,作品中呈现出鲜明的快然自足个性色彩;越诗派身处理学之乡的浙东,主张以诗议政,作品中有着浓厚的济世情怀。朱明政权建立之后,面对朱元璋的猜忌、文字狱及僚臣的争斗,越诗派渐趋远离政治,诗作转以嗟叹衰老、岁月流逝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