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正乐”与《诗经》歌本的形成

正乐是孔子矢志不渝的理想。他在周游列国返鲁之后的正乐,一是将周乐所用的乐歌逐一进行弦歌,将原本施用于礼仪的乐曲转化为可以独立歌唱的歌曲,将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歌本;二是按照周乐的标准,对周乐所用三百五篇乐歌正声正音正字,确定了诗之四始,作为乐类的典范;三是清理了乐本中《雅》《颂》礼乐相错的形态,删除了大量重复的歌诗,实现了“《雅》《颂》各归其所”,以什相系歌辞。孔子正乐,是将鲁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可以弦歌的歌本,确定了今本《诗经》的基本形态。

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四种未刊文献介绍

根据新采集的定县简广域高清图像,可以进一步了解过去未曾发表的《哀公问五义》《保傅》《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以及数术类文献(原称《日书·占卜》)四种的具体内容。其中《哀公问五义》《保傅》大多能与传世文本相对照,增进我们对《大戴礼记》等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或与起居注类文献相关,也可为汉代交通与礼制研究提供新材料;《日书》《占卜》等,可以丰富我们对汉代数术类文献的了解。

郑全望与《瘴疟指南》

《瘴疟指南》是明代郑全望撰写的专门论述辨治"瘴疟"疾病的著作,他以李待制《瘴疟卫生方》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经历见识,阐述了对该病的辨证施治观点,选用方药85条,在临床治疗上有较强的操作性。

寻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礼乐文化内涵

"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行为。前者在于寻求四季时节的规律,后者在于规范平等交易的准则,其最根本的理论内涵是对于自然规律的认知和遵从。"协时月"是在用"音律来测知四方之风"的"协风"活动中慢慢发展起来的。"正日"是在"协时月"基础上进一步对时节节点的准确认知。"同律度量衡"是要使"律度量衡齐一",还原其在先秦时期的理论内涵,应当是律度量衡相须为用,而非度量衡生于律。阐释"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时代意义应该是遵从自然规律,敬天爱民。

南岳中正图书馆历史演变

文章记述南岳中正图书馆的历史。从古代南岳的文化渊薮,继而建立南岳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发展成南岳中正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南岳中正图书馆撤销建制,改为南岳古典书库,藏书分散保存在湖南数家图书馆。

乐海深层数理结构探秘——郑荣达音乐学文集《声律乐调别论》述评

郑荣达先生多年撰写的一些音乐学重要论文,今精选汇编成书,命为《声律乐调别论》,即将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既是郑先生长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若干重要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先生年近耄耋时一次人生回顾与心得总结,也是嘉惠中国音乐学学界(特别是广大青年后学)更方便地了解、传承前辈学人方法成果和思想精神的一件喜事。今阅其诸文感慨之际,提纲挈领略评梗概。

《大戴礼·夏小正》所用历法考证

《大戴礼·夏小正》所用历法,迄今主要有"十月太阳历"、"殷历"和"夏历"等三种观点。比较《夏小正》与《礼记·月令》,它们记载的物候相一致的情况居多;测算星宿的距度,可推知《夏小正》与《月令》记载的正月、三月、五月、六月和八月的星象皆一致。可见,《夏小正》与《月令》使用的历法大体相同。另,《月令》与《淮南子.时则训》记载的星象亦一致,且《淮南子.时则训》中斗建寅这一星象为夏历的主要标志,可见《月令》使用的是夏历,而《夏小正》所用历法亦以夏历为主。

大晟府新创词调汇考

据相关史料,考得大晟府新创词调共包括"新徵、角二调"45调与"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323调,总数为368调。然多已失传。在前贤研究基础上,经重新考索,共得大晟府新创词调61调。就这些词调而言,一部分为新创词调,一部分仍以旧调创新声(即以"大晟律"重新整理燕乐旧行一十七调曲谱)而成。这些词调在南宋尚有部分流传。

略论孔子崇“雅”黜“郑”的编辑理念

崇"雅"黜"郑"是孔子在"删诗正乐"过程中所遵循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编辑准则。它展现出孔子强烈的融文化抉择、社会关怀及政治诉求于编辑事务的自觉意识和积极态度,所以,崇"雅"黜"郑"不应被单纯视为孔子个人艺术喜好的反映。对于现代编辑学而言,孔子崇"雅"黜"郑"的编辑理念或许不无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读《文选》赋三题

潘岳《西征赋》作于元康二年(292)五月他被重新起用为长安令之后,该赋表明他是一个很有感情也很敬业的人,同时更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何晏《景福殿赋》作于太和六年(232),该赋表明他在魏明帝曹睿又时期并未受到打击,其处境比起曹丕的时代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赋中多歌功颂德之辞,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完全合于明帝的意识形态政策,又带有某种道家无为而治的气息,充分流露了他本人的思想。嵇康《琴赋》的章法完全是传统的,而内容则全新,嵇康认为音乐只有审美的作用,让人们得到感情和心理上的满足,与政教无关。这样的纯艺术论具有反儒家旧传统、体现人性解放和文艺自觉的重大意义,这是先前以乐器为题材的辞赋根本未尝涉及的;他在论音乐的名篇《声无哀乐论》中更详细阐释了这一理论问题。

郑文焯批校《乐章集》研究

郑文焯是晚清著名词人,又是一位校勘名家,柳永的《乐章集》是他着力批校的一部重要词集。《乐章集》的批校体现了他从旧本、齐声律、擅评论的校勘特点。他对柳永词的批校对我们认识他的词学思想有着重要价值。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中国音乐考古的十大发现

中国40年来的经济建设,导致了重大的音乐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这些底蕴深厚的出土文物,不断地撼动着旧有以文献为主要史料基础的中国音乐史。它使人们看到了传统中国音乐史学显而易见的局限,也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形成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必要。文章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和曾侯乙编钟、广州南越王墓、贾湖骨笛、新干大洋洲商墓、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洛庄汉墓、鄯善洋海箜篌、奉节石哨、鸿山越国贵族墓等10例特别重大的音乐考古成果,提炼其核心的学术资料,加以客观的评述;并在全面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扼要阐发其所含深层的历史意义。"十"者,概数也;"大"者,孔见也。以此与有兴趣于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国际学人共享。

《毛诗正义》的《诗》篇编次观

《毛诗》中十五国风次序颇为复杂,孔颖达不反对《左传》所排,又认为《毛诗》含有深意,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微言大义。《十月之交》等四诗,孔颖达亦认为其排列极具深意,只是大多数《诗》篇意义无法明辨。孔颖达的这种观念,进一步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也为新王朝确立了道德规范,后世多有采用。

唐宋乐调研究

唐宋乐调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难点与困点,要解决这些难点与困点必须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研究才行。例如,从隋初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对应起;唐代正宫的产生;黄钟宫的似乎消失;侧商调的实质;以及《敦煌乐谱》《三五要录》等谱的解译;日本雅乐中对某些乐调的误判;宋代出现的无射宫与姜白石认为的侧商调运用等,都必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开唐宋乐调的历史之谜。

《四库提要》所见盛清学术偏见一例

盛清乾嘉时代的考据学，以严谨客观著称于世，作者言必有征，因此也言而可信，结果便是新知新见的呈现。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书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正是这门学术的高度成就的表现。文章通过比较《四库提要》所载明朝中叶有名士大夫岳正（1418～1472）的两本著作的提要和这两篇提要所出的原书，发现这两书内容基本相同而提要则评价迥异其词。考据其故，发现这其实和提要撰写人以及《四库提要》一书的总纂官纪昀在学术上、政治上、感情上的亲好和认同情形有关。结论认为，《四库提要》内容素质参差，反映了官家编纂项目缺乏一致性的毛病，而撰写提要的馆臣，往往因其所持之特殊观点或立场，影响到对于一书的客观评价。读者同时需要明白提要原书作者的历史评价以及提要撰者的个人品格和好尚，才能不为其偏见所宥。

潘岳《西征赋》用典与魏晋史学的发展

潘岳《西征赋》征引典故200多例,赋中所用史部典故尤具特色:史部典故数量与经部典故基本持平;史部事典中套用经部语典;用正史语典以评价人物等。这些特征与魏晋时期史学开始脱离经学,但仍深受其影响,正史确立其地位,以及人物传记的兴盛等史学发展的新特点息息相关。

李梦阳与郑岳关系考辨

李梦阳江西任职期间,因官员相互奏讦被下广信狱,布政使郑岳被弹劾通贿,亦身陷奏讦案中。历来各类文献对李梦阳与郑岳关系表述不一。经考证,李梦阳与江万实互相奏讦,郑岳欲平其理,李梦阳与郑岳生隙,朱宸濠趁机利用李梦阳打压郑岳,导致郑岳被削籍为民。李梦阳与郑岳并非一向不和,官方史传所载未必可信。

论《今乐考证》对《录鬼簿》中元杂剧的考证

《今乐考证》采用文献考证的方式对前代有关戏曲进行了研究,它是以《录鬼簿》为底本,对元杂剧的剧本名称、种类、剧本同一名称等方面进行了颇为用力的考证,尽管在考证过程中曾出现了一些错讹现象,但其在剧作家生平、杂剧种类、杂剧名称、剧本考证、世人评论等都有相当大的价值。

论郑岳《莆阳文献》的编刻及体例特色

综合方志文献资料,考察郑岳《莆阳文献》的编纂缘起、选文标准、编纂资料来源、刊刻与版本、编纂体例特色,得出如下结论:郑岳编纂《莆阳文献》以“文以载道”“纯整无畔道”为选文标准,在明宋端仪手录先辈遗文和明郑思亨所编《冈凤集》的基础上,搜集整理散落在各处的梁陈以来诸家遗文13卷401篇,博采明吴源《莆阳名公事述》与各种地方史料文献撰写人物传记74卷394人;《莆阳文献》的编纂按体编次,以体标目,其编纂体例主要有以下四个特色:文传分离的体例创新、人物列传资料详赡、诗文与列传篇幅相当、诗文与列传相对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