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高铁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比较研究——基于高铁关键设备及零部件数据的视角分析

评价中国高铁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指标是高铁最具核心技术水平的关键设备及零部件。文章依据2013—2022年9类高铁关键设备及零部件的数据,测度其出口技术复杂度,分析了中国与另外17个高铁强国的优势和劣势,并评估了与共建“一带一路”11个国家的合作。得出结论:中国高铁关键设备及零部件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增长较快,但由于其关键核心技术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与其他高铁强国相比处于相对弱势;总体上看,中国高铁全球价值链地位较低。要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可行的方略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高铁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在合作中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技术跳跃和新的地位跃升,增加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高铁关键设备及零部件的出口份额,进而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由“高铁大国”向“高铁强国”转变的战略目标。

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研究

高铁建设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对区域要素流动、经济活动开展和产业空间格局构建影响深远。深入考察高铁开通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对合理规划高铁建设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探讨了高铁开通引致第三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机制;立足高铁的时空效应,重点考察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知识溢出等效应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不仅以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判断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还以间接效应衡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考虑长江经济带高铁网络布局不平衡、经济发展存在差距、资源禀赋不同的城市高铁开通后引起的效应可能有所区别,分区域及细分行业研究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的异质性;并进一步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高铁开通不仅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亦明显促进了相邻城市的产业集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的正向作用高于中部城市,对西部城市第三产业集聚并无明显影响;高铁开通对不同细分行业作用效果差异明显,对批发零售、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及教育等行业集聚水平作用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拓展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范围,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知识溢出影响第三产业集聚;劳动力转移也是高铁开通影响长江经济带中部城市第三产业集聚的重要传导机制。因此,未开通高铁城市应加快推进高铁网络建设,优化产业空间格局;中、东部地区应加大第三产业中高端产业的承接力度,促使产业升级;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高铁对劳动力要素的空间重构效应,警惕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文章将空间溢出效应引入双重差分模型,判断高铁引致的第三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程度;基于“时空压缩”效应下劳动力流动视角考察“虹吸效应”和“辐射效应”双重影响下的异质性,丰富了高铁建设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的理论研究,对高铁建设规划与第三产业布局协同联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高铁建设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5—2019年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来探讨高铁建设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铁建设推动了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显示:高铁建设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地理区位、不同规模城市中存在差异,在长江中游地区、下游地区以及规模较大的城市,其促进作用更明显。同时,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表明:高铁建设对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投资规模有促进作用,并可通过这些路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应充实完善发达地区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弥补欠发达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走实走深。

高铁开通与长江经济带资源错配: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首先,系统探究了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影响资源错配的内在机理。其次,基于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长江经济带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高铁开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水平,并对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资本要素错配具有轻微改善效应,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高铁开通对于劳动力要素的“涓滴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虹吸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改变区域要素配置格局,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即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是高铁开通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间资源错配水平的传导机制。最后,从推进高铁网络建设,制定差异化投资政策、加快配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合理布局地区间产业体系等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呼包鄂榆城市群高铁可达性研究

选取呼包鄂榆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可达性模型、经济潜力模型和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对比分析了呼包鄂榆城市群开通高铁前(2009年)和开通高铁后(2020年)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和经济联系强度的各项指标的变化.结果表明:①高铁开通后呼包鄂榆城市群内部各市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缩短一半,城市群内部的交通整体可达性提升显著;②高铁开通后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发展迅速,呈现出“中心扩散型”发展模式;③高铁开通后呼包鄂榆城市群的经济潜力提升显著,各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发展迅速,各城市间联系发展更为密切;④高铁开通前后的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强度提升明显,能够直观的看出高铁可达性以及缩短平均旅行时间对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

长江经济带城市高铁站区节点和场所功能耦合协调分析

节点和场所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成为推动高铁站区有序建设、与城市良性互促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以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高铁站为例,构建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模型,识别高铁站区节点和场所功能耦合发展类型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高铁站区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可分为磨合、拮抗和低水平耦合3种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且表现出节点滞后、场所滞后、节点与场所同步等3种相对发展度特征。②长江经济带高铁站区节点功能和场所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可划分为低耦合–节点滞后型、低耦合–场所滞后型、拮抗–节点滞后型、拮抗–场所滞后型、磨合–节点滞后型、磨合–同步发展型、磨合–场所滞后型7类,且呈低水平开发、不可持续、待优化提升3种状态;空间分布呈城市群群际分异显著,而群内城际为“中心趋同,边缘散乱”特征。通过本文研究为推进高铁站区合理开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参考。

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关系研究——以大西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发展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以大西高铁为例,使用城市间的矢量路网、高铁站点及各城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数据,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引力模型,对大西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的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分析,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者进行耦合协调分析。结果表明:大西高铁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各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但提升程度不均衡,致使研究区交通可达性的空间公平性降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显著增加,且沿线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提升较为明显,各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均大幅提升;高铁的开通对高铁途经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协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高铁未途经城市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出现了协调度降低的情况。

山东半岛城市群高铁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响应

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可达性指标与引力模型等方法分析高铁对研究区交通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高铁开通后各沿线城市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明显降低,时空收敛效应显著,并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沿线各城市日常可达性大幅提升,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廊道效应”,变化率呈现出较强的等级性与层次性。高铁的开通也促进了半岛城市群空间公平性的提升,全域交通可达性趋于公平分布。②高铁重塑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联系格局,高铁建设后的经济联系网络呈现出沿高铁轴线分布的特点,形成以济南、烟台为经济联系网络双核心的格局。各沿线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差异显著,以济南为核心的对外经济联系强度优势明显。受高铁布局的影响,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总量空间布局以济南、潍坊为双核心且中心性不断增强。最后,就依托高铁建设如何推动半岛城市群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高铁空间可达性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针对高铁空间可达性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影响的复杂性问题,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07年至2019年城市群高铁开通与经济发展的时空面板数据,从供需角度运用两步移动搜索法(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2SFCA)测算了高铁空间可达性,综合利用双固定(时间和空间)效应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TWR)分析了高铁空间可达性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溢出效应和时空非平稳性.研究结果表明:高铁空间可达性对城市群的总体经济发展具有正显著性的本地效应和负显著性的溢出效应;高铁空间可达性对城市群3次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最为显著;高铁空间可达性对城市群总体经济发展和三次产业发展具有时空非平稳性,影响作用的分布均具有集聚化特征.研究结果反映出京津冀城市群以虹吸发展为主,无法直接享受高铁出行服务的县区,与其他县区间的高铁空间可达性差异、经济发展差异愈加明显.因此,应继续完善高铁网络和运行政策,加强其他交通网络与高铁网络的衔接,注重城市分工与优化产业布局,合理引导高铁可达性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沿江高铁通道建设为契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关键性交通基础设施在支撑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满足长江轴线国土开发的需要,满足沿江地区旅客的出行要求,完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由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牵头,制定《推动长江经济带沿江高铁通道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沿江高铁通道将由成都、重庆—万州—宜昌—荆门—武汉—合肥—南京—上海等线路构成。发挥沿江高铁通道经济作用在做好跨领域的综合协调、重视微观层面可能会遇到的梗阻、关注高铁对区域发展的负面作用、加强对长大线路及沿线地区的发展统筹等方面存在难点与挑战。围绕沿江高铁通道,需抓住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时间窗口,适应沿江带状空间发展和集聚需要,优化沿江两岸乃至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加速沿江地区的要素流动,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沿江城市群实现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

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影响

基于GIS平台,构建可达性模型分析哈大高铁开通后东北各城市旅游交通网络可达性变化特征,然后通过修正引力模型,从时空压缩效应、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旅游通勤圈空间分异、加剧旅游极化效应等方面分析哈大高铁对东北各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大强化了东北城市的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整个通勤圈时空压缩2 h左右,提升幅度均呈现距离高铁增加而衰减现象,且省际城市间的变化大于省内城市间的变化,东三省的变化大于内蒙东部区域的变化。沿线城市在高铁开通后将获得更大的旅游发展动能,并加快哈大高铁旅游带的形成。沿线城市"一日游"和"两日游"受益明显,偏远城市则在"七日游"方面受益较多;东北旅游应以高铁为契机,精心开发沿线旅游精品线路,加快旅游一体化合作,打造东北旅游新形象。高铁使旅游市场空间分布上出现"极化效应",提升旅游产业供求效率的同时,拉大了城市间旅游差距,不利于旅游产业协调性发展。今后应以高铁为核心完善快速交通干线布局,将更多旅游城市和旅游景点纳入高铁通勤圈。

高速铁路建设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21世纪世界将进入高铁时代。中国高铁建设迎头赶上,"四纵四横"建设已全面展开。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将在加快城市群内部的同城化趋势的同时,促进各大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中国在加快高铁建设的同时,应避免出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溢出效应,同时处理好高铁与其他运输工具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国外高铁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动态

高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学者关于高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铁发展的动因、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高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等方面,呈现出以经济学为主体,融合地理学、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特点。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在理论性和系统性方面明显不足,在高铁外部性、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

高铁背景下河南省铁路交通可达性与经济潜力格局

高速铁路的出现极大改善了城市之间的交通可达性,缩小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笔者基于12306网站提供的列车运行时刻数据,在改进城市之间换乘最短时间算法的基础上,从2007年、2010年和2013年三个时间断面测算了河南省17个地级市的铁路交通可达性和经济潜力,对比在高铁背景下,分析有高铁城市与无高铁城市、有高铁城市之间的交通可达性和经济潜力的时空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高铁的出现加剧了有高铁城市和无高铁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与经济潜力的差距,而在有高铁的城市之间这种差距在减小;(2)在高铁网未完善的前提下,"高铁+"成为新的出行选项;(3)经济潜力值较大的城市多分布于中原城市群范围内;(4)城市可达性和经济潜力受到铁路运营行为的诸多影响。

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影响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高速铁路建成是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需要从实证角度验证。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运用2006-2013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高速铁路建设对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增长率和城乡差距的影响。单变量分析结果为:高速铁路建成后,对人均GDP增长率有显著性提高,可能对城乡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单变量分析结果:在当前中国经济整体进入新常态背景下,从短期来看,高速铁路对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高速铁路建成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高铁城市城乡差距。基于部分控制变量在统计检验上不显著,对高铁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中,要结合自身特征来考察。

国外高速铁路空间经济效应研究进展及启示

国外高铁建设起步较早,发展相对成熟,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严重落后于建设实践。在对国外大量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高铁诱发的空间经济效应为切入点,将国外评估高铁空间经济效应的理论与方法归纳为成本—效益、新经济地理学、可达性、可计算一般均衡与Logit离散选择模型五类,认为从研究内容与方法等方面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多维空间尺度效应、受影响的经济部门、站点周围土地利用形式、与其他交通方式之间关系以及总体效应等方面。最后指出可从实地调查、案例对比及综合研究等方面强化国内的相关研究。

高铁对京津冀地区可达性及经济联系的影响

考虑市内交通衔接和乘客出行行为选择,通过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相结合,从不同尺度分析高铁建设对京津冀地区可达性的变化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市域和县域的可达性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形成以京津、京广、京沪方向为轴线向外扩展的不规则环状分布格局,且可达性水平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2)高铁对沿线核心城市的经济潜力提升作用明显高于边缘城市,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圈层式递减,且以北京为顶点的"倒V"的空间格局。(3)随着可达性时间范围的扩大,京津冀区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逐渐弱化,且最优辐射范围在3.5 h以内。

高铁枢纽层级结构下的区域经济联系及其结构绩效分析

高铁通过改善沿线城市的可达性而增强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对沿线地区资源优化配置产生重要影响。但增强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同时是否会拉大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发展的差距,引起局部区域发展不协调,有待深入研究。从高铁网络枢纽节点分析入手,用聚类分析法将全国各主要城市分为四类:全国性枢纽城市、区域性枢纽城市、地区性枢纽城市和普通城市,用重力模型估算高铁枢纽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重点分析高铁枢纽层级结构下的区域经济联系结构特点。通过构建地区经济差异指数和区域一体化指数,分析区域经济联系结构绩效。结果表明:高铁枢纽层级结构下的区域经济联系呈现出等级差异化和空间集聚化特点,同时高铁网络化建设扩大枢纽城市经济规模。

高铁开通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为例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将高速铁路开通看成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评估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高铁开通对全部样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高铁开通对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3)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影响。其中,在高铁开通的第4年(2012年),对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将长江经济带沿线主要的39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定量分析了2007-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开通高铁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长江经济带流域的环境污染显著下降了4.2%;长江经济带中受到"两控区"政策影响的城市,其在高铁开通后环境污染相比于未受政策影响的城市改善更明显;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长江经济带上游城市相比于中游和下游城市,高铁建成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更明显;加大教育投入、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均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以上结论,从合理配置高铁资源与环境保护,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实现高铁经济与防治环境污染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几个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