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诗与民间教化

在“观风俗,知薄厚”的教化理念统摄下,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乐府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社会鲜明的教化内容,大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家庭伦理,具体包括爱情婚姻伦理、兄弟相处之道;二是为汉代妇女树立时代女性的典范,其中描写了坚贞专一的罗敷、胡姬及持家有方、待客有道的陇西健妇等;三是对世人立身行事进行告诫与劝勉,具体包括告诫世人审慎远行、游子自重自爱,劝诫世人立德修身、谨慎自保,劝勉世人惜时奋进等各个方面。必须清楚一点,乐府诗发挥教化百姓作用,并不单纯是诗歌文本在起作用,而是诗歌、音乐乃至舞台表演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的新解——汉乐府《有所思》男女主身份解读

目前学界对为汉乐府《有所思》“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的认识趋于一致,普遍认为玳瑁簪是女主赠送给男子的定情信物,但我们根据先秦男女互赠礼俗、玳瑁簪的市场价值、汉代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汉代教育以及商业发展等视角分析,发现“双珠”“玳瑁簪”与“玉”实为男主所赠。除此之外,我们对男女主进行了新的身份认定,诗中的女主是父母双亡、跟随兄嫂居住在江边的农家女;男主是漂洋过海到对岸做生意的商人。

汉代乐府的艺术管理机制探析

汉代乐府作为汉代的一个艺术机构,对汉代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和意义。它不仅促进了音乐艺术的繁荣还促进了诗赋文学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代社会艺术文化的发展,也体现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此,学者对于汉代乐府所展开的多角度研究从未停止,文章将从艺术管理的角度对汉代乐府展开初步探讨和分析,对汉代乐府的宏观管理和内部管理机制进行考论,进而对其管理模式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并对其进行反思,以扩充汉乐府的研究范围。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史记》人格遗韵与魏晋南北朝游侠诗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展现的人格精神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游侠诗在魏晋南北朝的崛起与繁荣。复仇、报国、市井是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三大主题:复仇游侠诗通过对少年复仇和女性复仇的描写,重现了《史记》中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报国游侠诗通过民族战争的洗礼,促成游侠由报恩到报国的思想转变;市井游侠诗在斗鸡走狗的生活中赋予游侠潇洒不拘的个性特征。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曹植与汉魏五言诗研究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汉朝之前,诗的发展形式大体按照先秦诗骚体传统而流传,汉之后,赋、诗新体为汉代以及后世诗歌带来了新的发展之路。而汉魏五言诗的发展在曹植这里显得灼灼生辉,其诗歌创作在价值倾向、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情感抒发等方面,为后代五言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依据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对曹植的品评,进而展开曹植对于五言诗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曹植的创作之路、诗歌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内容的论述。

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发现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44%以上,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其传播学意义,即汉代乐府诗歌的传播呈现文事相依的特点,有的甚至"文依事存",离开本事的诗文可能无法传播。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

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新阐释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 ,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 44 %以上 ,班固“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评价确是至评。汉乐府作者的创作动机以自我抒情为主 ,少数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其传播方式呈现出文事结合的特点 ,有的甚至“文依事存” ,诗文不具备独立传播的资格。分别从创作和传播的角度来看 ,对“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古评可以赋予新的含义。

东西方情诗的巧合

比较文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视野,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爱是上帝,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对爱的表述自然灵犀相通,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汉乐府诗《上邪》,东方的爱情绝唱,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西方的经典爱情诗,加以对比,两两相权,分析这两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堪称姊妹篇的情诗佳作。

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

南朝乐府官署与东晋一脉相承而略有变化 ,这一时期 ,民间清商新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期 ,不仅在实际生活及朝廷礼乐活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而且对文士创作的影响有更加显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变化 ,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则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 ,但自北魏起 ,在这一向回归传统的表面现象下 ,乐府歌诗在音乐上均明显受到胡乐的影响 。

湖湘政治群体之崛起与湖湘区域文化之自觉--论王闿运对汉魏六朝诗派之建构

咸丰九年(1859)王闿运旅居京师与汉魏六朝派同人共同钞选《八代诗选》,这一文学活动不仅是此派人物提倡汉魏六朝诗的重要标志,更因与湘籍士人同列"肃党"的政治幕僚身份,使得《八代诗选》的编纂明显昭示出彼时京师湖湘文人群体强烈的地域认同、政治热情和诗歌理想。此后,湖湘士人更是在科举、学术、诗文、从祀文庙等广泛的领域以求文化上的奋进和自信。以王闿运为核心的汉魏六朝派诗人则建立了由王夫之、魏源到邓辅纶和湘绮本人的诗脉传承谱系。而此种种诗学和文化领域的努力,显然存在更深刻的背景,即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湖湘士人群体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湖湘文化传统之自觉建构。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