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成为“诗人”,成为“女诗人”——以郑允端《肃雝集》的编、刊、评为中心

基于《肃雝集》及相关选本和评论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观察,发现从晚宋到元末,由于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女性从事创作逐渐为社会观念接纳,通过拥有诗集,郑允端获得“诗人”身份。《肃雝集》在明代中期付梓,并持续被选入女性诗文总集刊行,郑允端在其时开始建构的女性诗史中获得地位。关于郑诗的既有评价存在偏差,缘于性别因素遮蔽了这样的事实:《肃雝集》的风貌与一般元诗潮流相吻合;独立于主流写作传统的女性写作传统及其批评体系至少在当时尚未建构形成;《肃雝集》编纂刊行、传播批评的过程,反映了宋元以来近世诗歌世俗化、通俗化趋向;折射出明清时期主流文学观念、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凸显了印刷出版因素的重要性。

论元代诗僧的文学活动

元代诗僧乐于漫游,关注时政,交游广泛,经常参加诗歌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成为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僧的行为与诗风类似南宋的江湖诗派,与南宋江湖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通过干谒谋生,而是交流切磋诗艺,提高名望。诗僧还广泛与日本、安南等国的人士交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编选了多部元人总集。作为元代诗人中特殊的群体,诗僧为元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

理学之“发明”,因其涵涉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故必然成为宋元时期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基本表达方式。基于理学“发明”的理学诗书写,外显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藉“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而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基于理学“发明”的上述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若干种典型文本形态,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域书写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颇多景观描写,这些景观描写着力突出了元上都独有的异域特色。元代扈从文人们通过对扈从上都沿途及其上都城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既突出了其对元上都独特的异域风光和风俗的喜爱,也展现了其客居他乡的思乡之情。元代上京纪行诗异域书写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元上都优美的自然风光;二、元上都独特的人文环境;三、元上都浓郁的游牧文化氛围与多元异域风情的浸染。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行走异域——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

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发现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44%以上,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其传播学意义,即汉代乐府诗歌的传播呈现文事相依的特点,有的甚至"文依事存",离开本事的诗文可能无法传播。

云南诗歌总集的开山之作——论《滇南诗略》的编纂体例

清代云南地区的诗歌总集编纂非常活跃,《滇南诗略》、《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等先后问世,形成了一个前后接续的省级诗歌总集序列。袁文典、袁文揆所辑《滇南诗略》作为该序列的开山之作,极具典范意义,对此后云南的总集编纂活动影响深远。该书体例上的主要特色归结有三:其一,纂辑云南通代诗歌总集,以备一方之文献;其二,编排方式上以人系诗,收到了次第分明的良好效果;其三,相关附件的编写,对总集正文起辅助作用,使全书体例更臻于完备。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

庐陵刘诜是元初很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是元代一流的赋作家,也是中国赋史上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他的散文创作有大家气象,诗歌则有多种风格。他的诗文理论有很高价值,关于学古与创新的理论富有辨证思维,对元中期诗文弊病的批评切中要害。他有如此多方面的成就,不应被文学史所遗忘。

华夷一体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

华夷一体是元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元代文坛,蒙古、色目文士大量涌现,他们有着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所作纪行诗,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纪行诗在西北、东南的地域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且诗风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传统作用下,少数民族诗人喜爱山水,善用拟人笔法,与山水风物深相契合。在混同华夷的文化环境下,上京纪行诗、奉使诗、奉祀诗也大量出现。从元代华夷一体的历史现象、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贡献等维度探析元代纪行诗繁荣的原因,庶几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思考。

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

南朝乐府官署与东晋一脉相承而略有变化 ,这一时期 ,民间清商新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期 ,不仅在实际生活及朝廷礼乐活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而且对文士创作的影响有更加显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变化 ,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则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 ,但自北魏起 ,在这一向回归传统的表面现象下 ,乐府歌诗在音乐上均明显受到胡乐的影响 。

陈孚诗歌论

陈孚在有元一代时见高节,为人称颂,在山水诗、咏史诗等领域各有所成。陈孚诗歌意趣丰富,天趣自成,呈现出一种回归唐风的美学努力,展示了元代诗坛的变革路向。但是,陈孚及其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遗忘,实为憾事。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

元明题画诗文初探——兼及“诗画合一”形式的现代继承

元明诗文的新变化,常常首先出现在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徐渭、唐寅等诗画家的作品之中,诸如人 元明诗文的新变化,常常首先出现在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徐渭、唐寅等诗画家的作品之中,诸如人伦教化因素逐渐减弱,主观情怀、人生意味的表现日益增强,清新通俗、激锐酣畅和滑稽风趣的风格形式等等。这样的变化,与当时趋于表现真情、崇尚个性张扬的时代思潮相一致,然而在题画诗文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和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