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论《诗经》的乐府特质

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西周建立的乐府体制助歌诗挣脱鬼神怀抱,造就最早的诗人群体,促成诗之文学蜕变。《诗经》乃乐府体制产物、乐府诗的本初形态,其文本定型于颁诗制度解体之时。"风雅颂"的体例折射西周宗法社会政治架构。《诗经》形式上诸多特征,皆可从乐府体制中究因。《诗经》开乐府诗体,树"诗人"风范。复杂奇特的乐府效应,形成中国古代诗歌之独特面貌。

论曹操的乐府诗写作

本文重点讨论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实际发生的原因及情形,认为乐府诗研究必须与乐府制度、功能联系起来考察。乐府在东汉时期朝野间的歌唱和表演,直接对建安文人乐府诗写作模式产生了影响。曹操的乐府诗写作,无论从题目,还是写作及流传的方式,都与乐府制度本身有关系。而曹操以旧题写时事的革新,自然与汉末乐府制度的破坏、乐人流散有关,但就乐府的功能讲,曹操的乐府诗写作仍然没有背离乐府制度。所以研究曹操乐府诗一定要从这一点出发讨论,依据此点,方能讨论建安文人乐府诗艺术成就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北魏乐府制度与乐府诗发覆

北魏是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国家,本来没有乐府。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发展,攻占了中原大片领土,吸收不同地域的汉族文化,在世祖朝建立起胡汉杂糅的乐府制度。与汉乐府一样,北魏乐府同样具有宗庙祭祀、采集民歌、训练乐工和谱写新曲等功能。造成这种胡汉杂糅乐府体制的主要原因在于时移事移,古乐器难以制作,古雅乐难以恢复,古代乐教思想难以推行等。在这种乐府体制影响下,北魏创作出众多优秀的乐府篇什。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西域音乐进入唐代乐府体系的过程与特点新论

从"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对西域音乐的批判,可以窥知西域音乐在唐代社会的流行程度,而按时间顺序概括各个时期其流传的不同特点,又可以发现西域音乐在唐代流传的最大特点是"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对那些源自西域音乐的唐乐府曲调的改造上,由此西域音乐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在唐代乐府文学中绚灿盛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论汉代采诗制度及其对乐府民歌创作的影响

汉代的采诗形式有两种:乐府机构的采诗和政府官员观风俗的采诗,二者的采集对象、采诗目的和关注点不同。汉代政府官吏观风俗的采诗制度促进了汉代民歌创作的兴盛和题材的集中,促进了诗歌写实性和叙事性的增强,导致了诗歌叙事详于重心而略于枝叶的特点。

顾有孝与乐府诗笺评

在清代初期的乐府诗批评中,为钱谦益推崇有加的顾有孝《乐府英华》一书,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此书在"题解类批评"的基础上,首创了"笺释类批评",使乐府诗批评的形式领域得到了更进一步之拓展,其组织结构体系也因之更为完善。《乐府英华》中"笺释类批评"的特点,要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解析乐府题旨全出己意"、"形式多种多样的小字注"、"引他书之评而不易一字"。《乐府英华》之"笺释类批评",对清代中、后期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影响。

乐府官署的变革与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继汉乐府之后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府诗(包括民歌)既因乐府而得名,就必然与音乐机构、乐官制度密切相关。梳理魏晋南北朝主要朝代乐府官署的设置情况和分析乐府文学发展趋势后可以发现:完备齐全的乐府机构是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前提条件;乐府歌诗的发展趋势也会影响魏晋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甚至改变乐府机构的格局;乐府机构是实现乐府歌诗雅俗交融的催化剂;乐府机构是促进南北朝乐府文学交流的桥梁。

开拓诗歌研究的新领域——读《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长期以来歌诗被简单地当作诗歌,歌诗研究往往局限于纯文本研究,与之相关的配乐、配舞、表演者、观赏者、表演方式,以及受这些要素影响所形成的歌诗文本在语言艺术方面的诸多特点,被人为地忽略了。《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一书,从全新的视角出发,采用新的方法和思路,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不仅结论新颖稳妥,拓展了歌诗的研究领域,对于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有其独特的启发意义。

论卢照邻边塞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受到汉魏乐府传统的影响,卢照邻早年所作的11首边塞乐府诗虽然都沿袭乐府旧题,但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和发展,表达了自身建功立业的热情和才高位下,志远身屈的忧愤;诗歌中吸收运用了赋体的表达技巧,具体描绘战争的阔大场面和独特的边塞景象;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表现出一种刚健壮美的诗歌风格。边塞乐府诗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在卢照邻的诗歌创作中独树一帜。

西晋乐制新变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与曹魏乐制相比,西晋乐制新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统合南北乐署、乐人;乐律"标准器"制作及校正;清商乐的整理与雅化;"新声辞"雅乐制作;鼓吹署隶属太常。西晋乐制新变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礼乐歌辞创作的兴盛;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强化了文学创作中的摹古倾向;促进了诗歌语言、形式的变化;促成了乐府诗批评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