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乐府诗内部的分化与礼乐建设的现实需要

乐章与乐府歌行通常被视为乐府诗内部的诗体,以苏天爵为代表的元人却将乐章与乐府歌行视为二体。二者在雅俗上的对立是如此分类的主要原因。在元代,乐章的政治功用还有所保留,但乐府歌行已基本无法发挥其政治功用;乐章文辞典雅,出于文人,乐府歌行的文辞则浮鄙俚俗,最初出于民间;乐章要倡导“性情之正”,乐府歌行则被认为缺少“正大之情”。元人对乐章的认知主要基于礼乐制度,在乐章创作上主张“崇古”“尚雅”,同时政治虽然是批评乐章的重要标准,但一味歌功颂德的作品是无法得到认可的。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杨柳崖头是清彻——王重阳的精神超越与《乐章集》

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修道过程中的心性变化历程很有意义,其中包括他通过看柳永词集《乐章集》来舒逸心灵。借助阅读《乐章集》,王重阳清除自己心中还残存的男女情爱,由艺术之美上升到生命之美,与大道契合,明悟心性。这些心性变化有比马斯洛等心理学更深入的内涵,对现代人安顿身心、提升精神修养具有很大的启发。

《通商约章类纂》考论

《通商约章类纂》是1886年编纂而成的晚清约章成案集。该书的编纂过程颇费周折,在流传过程中又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和书名,编纂者也有不同的说法。考诸史实,该书的编纂和刊印是多人合作努力的结果。1886年以后出现的多个版本都来自天津官书局版的《通商约章类纂》。该书在体例和内容上体现了自身的特点。它不仅有助于晚清时期办理外交,而且对晚清、民国时期编纂约章集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