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月氏人“以国为氏”考

东汉魏晋时期,中国社会上活跃着一些支姓月氏人,“以国为氏”,然在西汉时期的月氏人未有“以国为氏”之俗,到东汉中后期,在华贵霜人为融入汉文化中,主动采取“以国为氏”和取单名的习俗,魏晋时期,随着贵霜的衰落,有“支”姓者改姓“竺”。隋唐时期自称月氏人的康国君主,其姓氏为“温”,与在华贵霜人“以国为氏”习俗无关。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调查报告

敦煌旱峡玉矿遗址面积约3平方千米,发现矿坑、矿沟、岗哨、房址等140余处,直观呈现了早期玉矿的聚落形态。该遗址为骟马文化遗存,年代约在公元前1千纪,玉矿开采与月氏人群关系密切。其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西玉东输'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对揭示汉代以前该区玉料工业和丝绸之路早期华夏玉石文明的形成,乃至揭示中原传统古玉供应运作体系等意义重大。

“敦煌”得名考原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学界给出了多种解释,或汉语,或藏语,或羌语,或吐火罗语,众说纷纭,长期为学界公案。综观西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前著于史册的五个早期地名——合黎山、黑水、祁连山、焉支山、敦煌,其中四个大体可以确定都属于突厥语,即合黎=Qara,意为“高”,合黎山意为“高山”,黑水=QaraSu,意为“清亮的水”,祁连=Tängri,意为“天”,焉支(胭脂)=yänggä,意为“嫂子”,同于匈奴单于夫人“阏氏”和今天维吾尔语嫂子yänggä。从史书遗留的当地民族的词汇看,先后生活于敦煌一带的月氏、乌孙、匈奴所操的语言皆为突厥语。说明彼时河西为突厥语分布区,从大概率讲,“敦煌”之名亦应为突厥语。突厥语中有tawuz一词,意为“瓜”或“西瓜”,敦煌古以产瓜闻名,在相当长时间被称作瓜州。将敦煌解释为突厥语tawuz的音译,或许更接近敦煌地名起源之真义。敦煌原为区域名称,以产瓜闻名,后因作为敦煌郡治而特指敦煌绿洲。

出土简牍所见汉代敦煌民族及其活动

位于河西走廊西北部的敦煌地区先秦时期即有众多民族活动。汉代敦煌,作为西出中原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华戎集聚的重要都会。当地既有羌、小月氏等族群栖居,亦有原居敦煌后迁徙至中亚的乌孙、大月氏等人频频出入敦煌,与汉王朝交往,更有匈奴人频频在敦煌一带活动。从悬泉等地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出,汉政府在敦煌郡下设敦煌、冥安等六县,郡以西置阳关与玉门关,并设玉门、阳关、中部、宜禾四部都尉,加强对敦煌诸地的管理,此外还于酒泉、张掖等地区设立五属国以安置如羌人、小月氏人、匈奴人。针对敦煌等地的民族分布状况,汉政府在河西设置各种官职,如酒泉太守、护羌校尉、护羌使者、护羌从事、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以加强对敦煌等地各族人的管理,而且在敦煌郡府设立专门的翻译人员,如匈奴译、羌胡译等,以沟通各族之间的联系。

《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及其原因

沈约《宋书·乐志》在乐府诗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改变《汉书·礼乐志》只记载雅乐正声的做法,首次将俗乐歌诗引入官修乐志,这是乐志文本传统的一次重大突破。其歌诗依据雅化程度分为四个层次:仪式雅乐,相和歌、杂舞与鼓吹铙歌,吴歌杂曲,西曲。"援俗入雅"主要指第二、三层次而言,尤以第三层次最为突出。《宋书·乐志》歌诗"援俗入雅"倾向,与乐志传统、音乐发展、政治格局、哲学思潮、地域文化、家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返魂香与伏虎兽:从罗马到汉朝——《海内十洲记》所记西胡月支国朝贡事发微

汉武帝一生好四处巡幸,曾到过安定和回中一带多达十余次,并于汉征和三年(前90年)在安定接见西胡月氏国使者,接受了返魂香与伏虎兽等神奇礼物。这些贡品产自遥远的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罗马帝国,是月氏人通过丝绸之路长途贩运到中土的。这也反映了自张骞通西域之后,古代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东西方物种传播与文明互动的重要通道。

林乐知和《万国公报》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教育的萌生阶段,外国传教士起了较大的启蒙作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中国先后举办过中西学院和中西女塾,并创办了《万国公报》。在办学和办报的活动中,他宣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宣传创办近代教育事业的意义,主张选派留学生,建议设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体制。林乐知在华的教育活动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匈奴头曼单于以冒顿为质月氏相关史实的研究

秦朝末年,匈奴头曼单于送太子冒顿"为质月氏"是处理与强敌月氏关系的一种策略,目的是示弱,待机再举,而欲假借月氏之手杀冒顿以立少子为不实之说;头曼被杀,不是源于冒顿复仇,而是冒顿随着势力的逐渐扩大,权力欲望膨胀的结果;汉代文献中有关头曼单于既无能又无情的人物形象,与匈奴民族对冒顿单于的英雄情结和史学家的有意刻画有关。

再谈《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七调

作者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辽史·乐志》将《隋书·音乐志》中苏祗婆的五旦七调记作七旦,从而调换了"旦"与"调"两个概念的含义。这一失误导致后世学者将七宫四调的二十八调理解为四宫七调。某些学者认为这并非《辽史·乐志》的失误,而是另有原因。文章以《辽史·乐志》中的其他材料为依据,辅以其他学者的见解,再次证明将五旦记作七旦是《辽史》的失误,而这一失误竟成为后世某些论点的依据。

《明史·乐志》纂修考

《明史·乐志》的史料来源主要是《明实录》与《大明会典》。康熙朝,负责分纂《明史·乐志》者,可能是黄与坚。以傅维鳞《明书·乐律志》为先导,《明史·乐志》的纂修经历了万斯同《明史·乐志》、王鸿绪《明史稿·乐志》和张廷玉《明史·乐志》三个阶段。由傅书至万稿,为一变;由万稿至王稿,亦为一变;由王稿至张史,则为润色阶段。张本《乐志》文字仍不无遗憾之处。在《乐志》中,隆庆之前记述较详,而万历至崇祯所载史迹甚略,亦自有其原因。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乐志》校勘及标点商榷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由唐长孺先生点校,魏连科先生编辑整理,学术成就很高,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但毋庸讳言,由于时代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该书在校勘及标点上尚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对该书《乐志》校勘及标点未周之处提出讨论,予以补正。

《全宋诗》之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晁补之、晁说之、晁冲之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其中晁补之与他人重出之作,多因《全宋诗》编者辑佚时产生,这些重出诗大都皆为晁补之的作品。而晁说之名下的重出诗大多在《全宋诗》编纂前即已产生,且大多与徐积诗重出,这些诗皆为徐积之作。值得说明的是,在编纂《全宋诗》,尤其是在据一些大型书籍辑佚时要小心谨慎,如《诗渊》《宋诗拾遗》《舆地纪胜》《声画集》《锦绣万花谷》等书,因这些书籍收诗众多,比较芜杂,故很容易出错或导致重出,这是《全宋诗》编者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霍去病征祁连山路线与月氏故地考辨

公元前121年夏,霍去病西征匈奴,由北地郡出发,经钧耆水、居延水、小月氏而攻祁连山、鱳得。其中的居延在过去一般被解释为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泽,而霍去病攻河西匈奴没必要绕道居延泽,所以学术界遂将霍去病所攻的祁连山解释为东天山。然霍去病西征经过的五个地名,即钧耆水、居延水、小月氏、祁连山、鱳得,有三个都可见于居延和悬泉发现的里程简中,从中可以看出居延实际在甘肃省景泰县境内。结合史书记载,可知霍去病行军路线为北地郡(治今甘肃环县东南马岭镇)→钧耆水(具体位置不详)→居延水/居延置(今甘肃景泰县境内)→小月氏(位处今甘肃武威与甘肃张掖之间)→祁连置/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市南)→鱳得(今甘肃张掖市),从而证实月氏的故地当在河西而非新疆东天山地区,霍去病所攻之祁连山亦在河西而非东天山。

晁说之知成州杜甫情结考论

北宋宣和二年至宣和六年,理学家晁说之知成州。晁说之知成州与杜甫寓居同谷有很大情缘关系,他知成州期间撰写的《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濯凤轩记》《发兴阁记》三篇碑文,为成州杜工部祠堂留下了珍贵的文献材料。晁说之知成州期间与因党籍遭贬同谷的郭执中交往密切,晁说之文集中有六十余首写给郭执中的唱和诗,其中不乏歌咏杜甫行踪、效仿杜甫生活的诗篇,充分表露出晁说之对杜甫的一往情深。杜甫与苏轼心向往之的同谷仇池山也是晁说之心中的胜地,故他写了多首诗歌咏仇池,抒发与杜甫、苏轼一脉相承的遁世情怀。

月氏(Yuèzhī)乎?月氏(Ròuzhī)乎?——浅论语言的微观变化

语言变化规律常常呈现出无序—有序—无序这样的变化发展过程。语言的无序状态是绝对的,而有序则是相对的。这种无序与有序状态构成社会语言系统的“内稳态”。无序和有序是社会语言的非规范和规范的语言现象长期磨合,相互依存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时间有长有短,其中还有地域的差别,过程的结果是语言词汇发生了变异,词汇的发音也起了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大月氏”词汇的微观音变的个案考察,揭示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微观变化。

晁说之年谱简编

晁说之(1059～1129)是北宋一位不容忽视的经学家。他博通五经,尤精于《易》学,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画家,与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江西诗派作家有着广泛的师友关系。由于元符上书入党籍,其仕途极其坎坷,长期沉沦下僚。他的一生经历了仁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六朝,是难得的一位身入南宋的"元名士"。

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考古学界过去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限于境内,对境外的研究很少。自2000年起,西北大学考古学学科以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为切入点,沿着张骞的足迹,从国内的甘肃、新疆到国外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从东天山到西天山,坚持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考古工作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结合和多学科多单位合作的工作方式,创建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考古资料,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研究成果,尤其在古代月氏、康居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和进展,在国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获得了不容忽视的话语权。西北大学开展的丝绸之路考古工作,在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增进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实现民心相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阿博洛学会始末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活跃一时的西洋画团体阿博洛学会,笔者通过收集报刊报道、当事人回忆录等材料,对该学会的成立动机、人员构成、机构沿革做一初步描述和简括分析,旨在勾画这一西画社团先行者的基本面貌,并力图对该社团与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北京美专之关系的探讨有所推进。

晁说之与佛教僧人交游考

晁说之是北宋晁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晁说之一方面在文章中极力维护儒家正统,另一方面,他又与佛教渊源甚深,并于晚年自称天台老法华,是佛教天台宗山家派的嗣法居士,他的文集《景迂生集》中也收录了多篇佛学论文。通过梳理晁说之与佛教僧人圆照宗本、明智中立等人的交游活动,分析他于人生各时期对于佛教思想的接受,以期更好地理解他学说中儒、释互补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

新疆昌吉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田野考察与研究

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丹霞奇观环绕的绿洲之中,自然奇观赋予了岩画场域“神圣”属性。岩画统一的人物动作反映了原始先民以乐舞形式进行巫术活动,岩画图像夸张的生殖符号表明巫术的目的是祈求部落人丁兴旺,体现出原始先民的生殖崇拜。康家石门子岩画为多期制作,中上方区域为创作相对年代较早的一期岩画,图像多表现女性与舞蹈,二期岩画图像则是以男性生殖与狩猎作为主要内容。从一期岩画女性面积远大于男性可推测呼图壁存在女性地位较高的母系社会,从二期岩画以男性为主并出现猎虎以及大量男性生殖器符号可知呼图壁古民族经历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康家石门子岩画创作者并非塞人,而是与小河墓地同属于吐火罗系统的月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