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窟第32窟维摩诘经变探究

榆林窟第32窟开凿于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时期,该窟主室左壁绘制维摩诘经变。该经变独特之处是维摩与文殊间增加了“阿修罗护卫须弥山”和《佛国品》的组合图式。这一特征体现出对《佛国品》的强调,释迦的至尊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或与《佛国品》净土信仰有关,意在引导教化信众修习净土之志。

榆林窟第39窟回鹘供养人研究

榆林窟第39窟前甬道南北两壁分别绘男女供养人共计47身,其中僧尼5身、世俗男女供养人42身。本文通过考察供养人题名和分析供养人的排列规律认为这些供养人都出自同一家族,即安氏家族。这些安氏是回鹘化了的粟特人后裔,其中男供养人中最尊贵的一位出任沙州回鹘宰相,是瓜州最高长官,他将女儿嫁给了沙州回鹘可汗。榆林窟第39窟正是以这位回鹘宰相为代表的安氏家族在沙州回鹘王国时期重修的家族窟。

陕西榆林石窟寺分布与地质环境关系研究

陕西省榆林市石窟寺分布范围广,总共225处,保存至今的有98处。石窟寺的分布与诸多因素有关,本文利用1∶20万地质数据集和30 m分辨率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地形数据分析榆林石窟的开凿环境,研究石窟寺与河流沟谷及地层岩性的关系。利用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方法分析研究区石窟寺文化遗址的聚集程度以及石窟寺的分布方向和格局。综合研究区地貌、地层岩性和地层分区信息,探究榆林石窟寺分布依附的地质环境。通过研究得出:(1)榆林市石窟寺整体呈现不平衡的分布特征,石窟寺主要分布在榆林市河流水系发育最好的地方。(2)榆林市石窟寺分布格局与河流沟谷方向一致,随着沟谷缓冲区距离的增加,石窟寺数量呈递减的趋势。(3)榆林市石窟寺的分布与地层岩性有关。(4)榆林市整体上分别为5个地层大区,每个地层大区石窟寺分布数量不同。

榆林窟第3窟为元代西夏遗民窟新证

榆林窟第3窟为敦煌石窟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洞窟之一,学界对其开凿时代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西夏说、元代说两种,需要从多方面出发作出综合判断:西夏装与蒙古装交织,则必为元代,因为元代敦煌西夏势力强大,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西夏时代不曾有蒙古人;元朝推行主仆制度,甬道壁上的西夏与蒙古供养人,只能是施主,但不可能是窟主,窟主是“三王”之一的瓜州肃王家族;甬道下部的蒙古供养人像对上部的西夏供养人像虽有叠压关系,但明显未对西夏供养人像造成破坏,保护之意清晰可见,且西夏供养人像大于蒙古供养人像,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二者皆属元代之物,否则,蒙古与西夏国有世仇,不会保护西夏国的供养人像,更不能允许其供养人像大于自己的。尤为重要的是,在甬道南壁两身蒙古装供养人像衣服交接空隙处有用西夏文书写的“佛”字,非元代不可为也。该窟在1368—1372年有重修活动;该窟《唐僧取经图》中孙悟空形象完全是元代特征。各种因素可以证明,榆林窟第3窟当为元代敦煌西夏遗民所营建,绝不可能属于西夏国时代之遗物。

榆林窟第25窟T形榜子再探

敦煌石窟中书写藏汉文字的T形榜子颇具时代特征,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造像中的T形榜子更具研究价值,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作研究:1.为什么榆林第25窟T形榜子仅出现在八大菩萨曼荼罗造像中?2.为什么该T形榜子中未写藏文?3.为什么主尊T形榜子中汉文题名"清净法身卢舍那佛",而与主尊本身的大日如来形象不合?

榆林窟第2窟正壁文殊图像解析——西夏石窟考古与艺术研究之三

榆林窟第2窟正壁中间绘文殊变,其上方为涅槃图,两侧为救八难图。关于这些图像的组合关系,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图像的细节进行了一一解读,认为这些图像应是以五台山文殊为中心,将《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和《文殊真实名经》的相关内容组合到一起,反映出当时文殊信仰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的历史事实。

榆林窟第35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主辨析

依据榆林窟第35窟后甬道南壁曹延禄、曹延瑞的供养人题记和后甬道北壁于阗公主和阴氏夫人的排列次序,可将第35窟的重修年代推定在端拱元年(988)至咸平五年(1002)之间。榆林窟第35窟由悬泉镇的武氏家族重修,但为了敬重和奉承当权者,武氏家族还将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与夫人、节度副使瓜州团练使曹延瑞与夫人以及悬泉镇长官宋清儿等人画在窟中。

历史的本来样貌与真实重构——榆林窟第25窟乐舞图像研究

第25窟位于榆林窟窟区东侧崖面北段第一层,乐舞图像主要集中在主室南壁所绘《观无量寿经变》中,包括不鼓自鸣乐器、迦陵频伽乐伎和乐舞组合,其中部分乐器图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且能够与传世乐器实物对应,乐舞组合反映的用乐特征与同时期莫高窟经变画乐舞组合保持了一定的近似性,该文对此进行了分析,试图通过乐舞图像管窥唐代经变画乐舞的发展历程。

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历史遗迹——瓜州榆林窟第25窟功德主新解

瓜州榆林窟第25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代表洞窟,在唐蕃艺术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洞窟功德主的考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清水会盟前后唐蕃关系、榆林窟第25窟洞窟形制以及吐蕃式图像出现的相关历史背景,我们初步认为榆林窟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藏文题记中提到的"尚书"或有可能为促成唐蕃"清水会盟"的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尚结赞。榆林窟第25窟实为某位曹姓人士为身为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结赞(783年任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而建,纪念和赞颂他促成唐蕃清水会盟使唐蕃和好的功德,具体建窟时间应在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吐蕃统治下一位唐人画师的民族情结——以瓜州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和老人入墓图为例

瓜州榆林窟第25窟的婚嫁图与老人入墓图,同在石窟主室北壁弥勒经变中。通过对两幅图像的仔细对照,发现了一些相似度很高的细节:出现同戴透额罗幞头的一身男子像、同行叉手礼的一身男子像、同画并排站立的三位唐装女子、画面构图中心的转移。以此现象为中心,具体分析两幅图像中的人物,相互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关系,各自可以理解为同一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人生场景再现。尤其是在婚嫁图中行叉手礼、着吐蕃装的吐蕃新郎,而到了老人入墓图中却是身着唐服的形象,图像本身可以认为是一幅反映吐蕃人汉化的历史图像,但实际上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而是表达画师对吐蕃统治下"辫发易服"民族同化政策的不满与抵触,同时似乎赋予恢复唐人统治的政治寓意。

唐蕃清水会盟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遗存——瓜州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绘制年代再探

榆林窟第25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代表性洞窟,因为其中出现的唐蕃特色图像而备受学界关注,属于敦煌学和藏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榆林窟第25、15窟是为纪念783年唐蕃清水会盟而建的双窟,榆林窟第25窟婚嫁图与该窟统一集中完成,其绘制年代与该窟营建时代一致,应在783年唐蕃清水会盟前后。

榆林窟第33窟营建年代与功德人辨析

关于榆林窟第33窟的营建年代,学界有五代和宋初两种说法。文章依据该窟甬道南壁节度使曹元忠的供养人画像之题名,将其营建年代大致判定在宋初,即建隆三年(962)至乾德二年(964)之间。关于榆林窟第33窟,有学者判为曹家窟,但作者通过考察第33窟主室的供养人题名,并将其与P.5038(2)《丙午年(946)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中的人名进行对照比较,认为第33窟是由瓜州州府、军府和晋昌县的官员为主导,与定居在晋昌县的一些官员和百姓共同自愿发起营建的。

设计的消失——榆林窟管理及辅助用房的设计

榆林窟管理及辅助用房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榆林窟的重点保护区内,遗产环境和场地条件都对建筑设计提出极高的要求。建筑师在对榆林窟遗产环境变迁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具体讨论了遗产的真实性与环境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了“真实的”与“真实性”在遗产环境中的差异,进而总结了在遗产环境中进行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榆林窟管理及辅助用房的建筑设计紧紧围绕榆林窟遗产环境的真实性,以环境设计方法统筹建筑设计,以建筑的空间形象顺应环境的要素,以建筑的空间意象展现遗产环境的真实性。

一座显密圆融的西夏华严道场——瓜州榆林窟第29窟的图像与功能探析

瓜州榆林窟第29窟是西夏时期在瓜沙地区营建的一座重要洞窟。该窟图像内容丰富,题材包括说法图、水月观音、净土变以及密教金刚手菩萨、不动明王、世俗供养人等。该文根据一行慧觉编撰《华严忏仪》判定该窟为西夏时期营建的一座举行华严忏法的道场。

以黑白图景载历史记忆——大型图录《观象敦煌》在美出版

《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窟与榆林窟》集结了罗寄梅1943—1944年在敦煌拍摄的大约三千张黑白照片,由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首次全套整理出版,用定制的图文编辑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呈现出罗氏照片的综合面貌,是一套研究敦煌石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榆林窟第29窟赵麻玉服饰探究

本文首先对榆林窟第29窟赵氏男供养人赵麻玉身份进行了判断,然后列表分析了学者对榆林窟第29窟赵氏男供养人赵麻玉所着服饰观点的异同之处,最后运用文献分析法、图像学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确定了赵麻玉所着武职公服的具体品类、样式、颜色和材质。

榆林窟壁画艺术研究70年成果述要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榆林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70年的历程,各项工作逐步深化,均有显著突破,尤其70年来国内学者对榆林窟壁画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不仅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更有多部著作出版。在壁画艺术研究方面,对《唐僧取经图》、经变画、音乐舞蹈类壁画、壁画临摹及艺术风格方面成果显著,展示了70年来我国在榆林窟艺术研究方面的水平。

榆林悬空寺万佛洞明代壁画观音十八罗汉慈航普度考察

榆林悬空寺万佛洞明代壁画,系陕北石窟壁画的代表性作品。其中西柱内侧面观音十八罗汉慈航普度,将救济、传法、护法、净土等多种宗教意涵的图像,组合成主次分明、逻辑严谨的统一画面,反映了观音乘慈航入生死海、运般若之智普度此岸现世众生及至彼岸弥勒佛净土世界的思想。人物组合及造型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布袋和尚与寒山、拾得组合尤其具有时代精神,手摇转经筒的罗汉为探究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敦煌、西藏西部早期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探析

《恶趣清净怛特罗》多用于丧葬仪礼,自吐蕃时代已被翻译成藏文并收录于当时王室公认的译经典籍《丹噶目录》中。在现存的新旧两个译本中,尤其是属恶趣清净怛特罗新译本中,九佛顶曼荼罗图像在吐蕃占领期的敦煌、西夏时期的榆林3窟及西藏西部的帕尔噶尔布等诸多石窟寺院中均有发现。本文拟据此并结合汉藏佛教史籍中与恶趣清净新译派九佛顶曼荼罗有关的文献,探讨属恶趣清净系九佛顶曼荼罗图像的配置及该曼荼罗在敦煌、西藏西部各时期思想功能的转变。

榆林窟第三窟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研究

甘肃瓜州榆林窟第3窟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建于西夏中晚期、显密图像并存的窟室。本文主要对该窟顶髻尊胜佛母十四尊曼荼罗展开研究,在分析比对几种汉、藏仪轨文书的基础上,作者倾向于认为该铺曼荼罗与11世纪末法军和巴哩译师所译藏文本《一切如来顶髻尊胜陀罗尼仪轨》最为契合。另外,作者通过对比11至13世纪几种顶髻尊胜佛母形象进而探讨了榆林窟第3窟壁画的绘制年代,佛母持宝瓶手的位置特征或能证明该窟建于西夏乾顺时期(1086-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