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

匈奴是西汉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最大对手,对西汉王朝形成强大的压力,汉王朝不得不采取诸多办法对付。从汉武帝开始采取武力征服并继续进行长城的修建,特别是在河西走廊地区北部新修了长达数千里的长城防御体系,才真正解决了匈奴侵扰的问题,“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形成了“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长城既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安全,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文化交流。

共生理论下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发展策略探究

随着城市扩张速度的加快,城市周边的大遗址生存空间逐渐被蚕食,大遗址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棘手问题。本文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借助“共生”理念的引入,探讨共生体系的形成途径,即在宏观层面形成遗址发展依托西安市的寄生模式,在中观层面形成遗址区和村落非对称均衡发展的偏利共生模式,在微观层面形成遗址点和周边环境的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同时加强各个层级之间的空间联动,营造多元化的共生环境,形成一个完整的、正向的共生体系,进而激发汉长安城遗址的发展活力。

论清代边疆研究的三把钥匙

中国边疆史研究,是清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边疆无疑是中国疆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边疆之得失,实关一代王朝之兴衰,关系当代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边疆不断统一的过程,实际就是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清以前,历代以长城为限,实行华夷分治,始终没有完成对边疆的真正统一。至清,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民族观,提出华夷一体、“中外”一家的新“大一统”理论,废长城,合内地与边疆为一国即中国,在边疆设治,与内地一体化,统归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实现对边疆的完全统一,中国及其疆域告成。行“大一统”,破“华夷之辨”,废长城,是解读清代边疆史的3把钥匙,为构建中国边疆学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地区,地处农牧交错带,自然环境与民族构成复杂,蒙汉民族以长城为界南北对峙,边墙以南以农耕经济为主,边墙以北则以粗放型的游牧经济为主,双方经济具有天然的互补性。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地区蒙汉民族贸易,深受明蒙关系的影响,以“隆庆和议”为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隆庆和议以前蒙汉贸易交流主要通过朝贡贸易与边境早期马市进行,并不适应日益扩大的蒙汉贸易,给明政府带来庞大财政负担;隆庆和议后蒙汉贸易由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发展为更加自由的互市贸易,民市、小市、月市等民间贸易市场逐渐占据蒙汉贸易主体地位,交易范围扩展,贸易规模扩大,贸易商品与形式更加丰富。

关于河套地区战国秦汉长城的几个问题

战国秦汉时期,河套地区是中原王朝的北疆咽喉所在。为了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从赵武灵王开始,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均沿着阴山山脉东西一线构筑长城防御体系,今天可见“故河南塞”长城、阴山长城、秦始皇长城、阳山长城、外城等数条线路。通过对这几条长城线路的调查与研究,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管辖的北部边疆有着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

玉门关段汉长城墙体结构抗震性能研究

基于野外调查和室内试验建立了玉门关段汉长城结构的三维动力分析模型,其中以长城墙体结构中的夯土层、芦苇层和芦苇绳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有限差分法计算了该段长城结构在地震动作用下的抗震性能。计算结果表明:在自重作用下,芦苇层与夯土层变形机制相互补充,芦苇绳的拉结作用明显,整个墙体变形合理;从墙体底部到顶部,地震波的高频成分减少,低频成分增加;在强震作用下,墙体芦苇层的最大应力远小于单根芦苇纤维的抗拉强度,处在比较安全的状态;采用格栅单元和锚索单元分别模拟芦苇层、芦苇绳是合理的。研究成果可为河西地区土遗址保护提供参考。

利用探地雷达技术对河西杨根系影响甘肃高台明长城遗址的研究

植物根系的生长和腐烂对土遗址具有不同程度的破坏作用,影响其长久保存。为确定明代长城土遗址本体内树木根系的生长分布情况,本研究利用探地雷达技术,对甘肃高台境内的明代长城遗址内生长的河西杨根系进行了探测研究。结果表明：河西杨根系主要分布于探测区域北侧,并由北向南延伸,周围分布有侧根,根系主要分布在深度为35~85cm范围内,主根直径约为12cm。400MHz天线的探测深度可达2m,而900MHz天线具有较高的探测精度,二者结合使用可更好地判断地下根系的生长情况。本研究首次获得遗址内根系三维图像,并在不破坏土遗址结构的前提下,确定了树木根系的分布状况。该技术为长城遗址保护方案的制定和加固修复措施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新模式--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传统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存在保护资金短缺、资源利用低效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保护与利用的不可互动性。为实现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可采取以"遗址保护区+建设控制区+文化产业园区"为特征的保护与利用新模式。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对这一模式的空间组织、发展策略和保障体系进行了探索。

后疫情时代基于特色文化空间构建的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规划机制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空间规划机制还存在诸多缺陷。如何扭转市场颓势,弥补区域产业发展因区域治理和空间规划机制缺失而遭受的损失,是各类产业集群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文化空间构建与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联通思维模式,统筹考虑汉长安城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的空间规划机制设计与实施管理,从文化空间氛围营造、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及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近远期规划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青海省明长城濒危遗址(湟中段)土体工程性质与保护措施

明长城遗址受自然地质作用、人为活动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多方面作用,破坏相当严重.以青海省湟中县明代长城遗址保护工程为依托,实地调察了遗址发育的病害,通过室内测试分析,全面掌握了遗址土体工程性质,有针对性地提出裂隙填充注浆、裂隙注浆、土坯砌补、注浆回填、锚杆锚固等加固措施.从一期工程的加固效果来看,所用方法对夯土类长城加固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玉门关历史变迁考

丝绸路上著名关隘玉门关,伴随着中原王朝西方战略的发展及中西交通路线的变化,关址有过几次改徙。该文披检有关史料,并经反复实地考察,考得西汉最早设置的玉门关位于今甘肃省嘉峪关市石关峡,置关时间约在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或稍后;约在太初三、四年(公元前102-公元前101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际,玉门关遂西迁至敦煌西北一带;约在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随着瓜州径通伊州(哈密)伊吾路的开通,玉门关又东迁至今瓜州县双塔堡附近;迨及五代宋初,作为瓜沙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的天然分疆之地,玉门关又重新设在石关峡。玉门关前后延续约1140余年。

汉长城的修建、功能及现代意义

汉代防御工事以塞、塞垣之名行长城之实。除汉武帝拓疆扩土修建长城外,其他多沿用少新建。汉长城的修建对阻止匈奴进犯,开发西域,发展与欧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起到了作用。如今汉长城虽然已不再发挥原有功能,但其作为长城文化、长城精神的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对它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也是当今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部分,因此现代意义仍尤为深远。

长城与汉匈关系

西汉王朝从汉武帝至汉宣帝期间，修筑了约两万里长城，其中绝大部分修建于汉武帝时期。汉长城不仅防外，同时防内，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是西汉王朝修筑和戍守长城的意图。汉长城对匈奴而言，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围困和经济上的封锁，达到了削弱匈奴的目的。汉长城对中原而言，产生了耗费巨额财力和破坏内地人民和平生活的不良影响，迫使汉武帝下罪己之诏。庆幸的是长城不能把互相连着的经济关系断绝，成为草原和中原的分界线。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渐次扩展

通过对有关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清代、民国方志资料以及其他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得出在客观的自然条件和主观的人为条件的影响下,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地域范围在清代的不同时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并且每次变动的幅度,无论是在力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较前次为大,从而引发三次较大规模的伙盘地地域范围的勘定。而汉族移民的不断北迁,伙盘地范围的不断扩展,成为民国时期陕西和绥远行政区划纠纷的潜在原因,甚至很有可能成为建国后陕西省界勘定的主要驱动力因素之一。

长城非“中国古代中原政权边界”论——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而不是古代中国中原政权的边界线。从"夏""夷"观念上看,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从来没有被认定为"外国";从长城形成的历史看,长城从来没有被当做古代中原王朝的边界线;古代中原政权也从来没有以长城划定自己的活动区限。

论战国秦汉长城与边塞城镇建设及其功能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向北方地区拓展,是通过军事出击、设置郡县、修筑长城、建设边镇、移民垦殖等一系列步骤进行的。长城修筑与边塞城镇建设相互依托,互为援助。依靠城镇,长城地带的社会生活才有保障、有活力,才能吸引民众长期安居,发展生产。城镇建设在边疆建设开发中处于优先地位。与内地城镇突出的经济功能与管理功能不同,边塞城镇的建设,首先突出的是它的军事功能,然后是农垦功能,同时也兼具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交通功能和商业功能。边塞城镇建设与长城修筑、屯田开发互为条件,相互依托,达到了在边疆地区将战、守、耕相互结合、三位一体的目的,确保了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王朝边防体系的完备与有效。

山西省东汉长城遗迹考察

东汉建武年间(25年~56年)曾五次修筑长城,通过梳理有关文献记载,并结合当时的边疆形势,对长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在此基础上,针对山西省北部天镇、左云和右玉诸县发现的长城遗迹,依据建筑特征和沿线发现的遗迹、遗物等材料,确定为东汉长城遗迹,并具体分析了其修建年代。

西汉辽西郡的防务与交通

辽西郡承担"北边"重要防卫区段。其守备条件和军事地位的特殊性,与同时联系沿海地方的交通形势有关。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西汉辽西交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地方实现"北边道"和"并海道"的交接,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位置上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海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

移民与屯田:西汉对河西地区的开拓经营考略

自从河西归入西汉的版图,汉帝国为保证河西地区的安全和通往西域交通路线的畅通,便修筑了一条约数千里的长城,并在河西屯田生产,使得边郡粮库充足、家给民足,大大减轻了国家由内地向边塞运粮的负担,同时增强了边塞的武备力量,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了建立制匈奴、通西域的强大根据地,汉在河西置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随着移民与设立郡县,汉王朝将内地实行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制度推行到了河西,从而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发展。

从屯田到守边——以玉门关为例谈经济与军事双重因素下的汉长城体系

以往提及完备严密的长城防御体系多系明长城,而追溯起来,这种完备的长城体系早在汉代就已经基本成形。玉门关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荒漠戈壁,疏勒河沿岸,是丝绸之路从中原进入西域的最后关口。将玉门关地区以往的考古研究成果与遗存调查相结合,分析敦煌屯田、设郡与玉门设关的时序关系,分析玉门关的物质遗存及其历史功能。玉门关集中包含了汉长城体系的各类设施:障、坞、燧、关、置、仓、边墙等类型,共同实现了边塞地区的居住、屯田、御敌等历史功能,承载了河西汉塞的屯田系统与守边系统,受到经济与军事双重因素的影响。认知玉门关"从屯田到守边"的历史过程,对于理解汉帝国的边疆控制与经营具有重要的原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