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影响因素及效果评价

山西省委省政府采取“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五个一批,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其中产业扶贫作为一种重要的扶贫路径,是贫困人口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助于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乡村振兴战略下吕梁山、燕山——太行山2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1个已脱贫县产业项目实施过程中投入大、见效慢,受贫困户自身因素影响大,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山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影响因素及效果,对巩固山西省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和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的度量及动态演变——以宁夏西吉县为例

随着扶贫理论和扶贫工作的深入,贫困的度量已由传统的经济指标向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在内的多维度扩展.依据新时期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划定的扶贫主战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宁夏西吉县为例,基于2001—2012年数据,结合信息熵分析西吉县多维贫困的时间演变趋势,并结合障碍度模型对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阐述.结果表明,2001—2012年,西吉县的贫困程度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经济因素始终是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不断减弱;后期,环境和社会维度对贫困的影响逐渐增强.一方面,在改变生产方式、发展经济的同时,继续推进生态移民、退耕还林(草)、植树造林工程和农户后续生计的培训,促进生态恢复.另一方面,以教育、医疗和饮水等为重点,促进基础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本上改变西吉县贫困落后的面貌.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满意度研究——来自西藏的实地调研

文章对源自西藏5市2地的1013份农牧民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对精准扶贫各维度进行公因子提取,并对提取的公因子与农牧民精准扶贫总体满意度进行了Ord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和人口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无显著影响;年龄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正面影响;婚姻和受教育程度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负面影响;脱贫意愿和精准识别与精准扶贫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精准帮扶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较大。同时,提出了西藏各级政府要创新政府精准识别体制机制,健全贫困户动态退出机制,优化扶贫资金分配机制,优化产业扶持和金融扶持政策等对策建议。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测算与时空变迁

基于2014—2018年原始数据,运用改进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模型,构建包括生产生活能力、经济发展能力、空间发展能力及公共服务能力4个维度的自我发展能力测算指标体系,分别从截面和时序两个方向测算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及各维度指数得分,并运用ArcGIS软件刻画时空特征与变迁趋势,为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与脱贫攻坚的推进提供参考。结果表明: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水平偏低,但呈现增强趋势;各片区自我发展能力不一致,发展不平衡;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整体上属于公共服务能力制约、经济发展能力驱动型;自我发展能力各维度空间格局演变趋于一致,呈现“由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逐渐增强”的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此,提出发挥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等建议。

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初析——以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为例

从目前各地扶贫实际效果来看,扶贫工作中扶贫对象不明确、帮扶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工作难点仍未解决等问题突出,本文以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滇黔桂石漠化片区为例,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提出存在扶贫对象不准确、缺乏人力资本支撑和产业扶贫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并结合该区的自然禀赋和发展基础,提出了生态扶贫、特殊群体"救助+帮扶"和"种养+加工+科技"等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地方改写及其实践逻辑限度——以Z省A地州某石漠化地区整体搬迁为例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施以来对贫困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基础条件困难地区的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实际推进中,不同施政理念的地方政府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有不同的政策安排、搬迁方案和安置方式,不同条件地方的民众对不同的易地搬迁政策也反应不一。以中国西部Z省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整体跨区域搬迁政策为研究对象,以该地区核心腹地A村的整体搬迁情况为调研重点,结合抽样问卷调查和随机入户深度访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地方改写、实践逻辑限度与治理困境进行研究。基于调研情况初步发现,该地"整体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存在对中央易地搬迁政策精准取向和价值基础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政策变通在决策层面也存在合法性挑战,造成政策执行亏损与层级性治理困境,不仅在一些关键利益上存在政策要求与政策对象期望相悖之处,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村民当下的生活造成阻断。

林业资金投入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效应——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为例

在进一步阐述贫困最基本含义的基础上,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定点帮扶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罗城县)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获取直接调查数据,并参照官网数据,选取罗城县2014—2018年典型数据为样本;依据数据的可得性和关联性,选取林业资金投入作为自变量、贫困人口就业人数和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作为因变量,选取林业生产累计提供就业机会、森林旅游基地数量、种养大户数量作为控制变量,建立2种分析模型;将林业资金投入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了林业资金投入对当地贫困人口就业、收入及对扶贫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林业资金投入对缓解地区贫困具有较好的效果。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提高了贫困地区森林覆盖率,遏制贫困地区资源过度消耗和石漠化片区环境、生态局部恶化的势头。林业资金投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让贫困村及贫困户均能在实施的生态建设项目中获得实惠,共享林业生态建设成果和福利。林业资金投入有力地扶持了贫困户发展杉木林、松木林、桉树用材林、特色经济林以及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特色优势生态产业,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结合当地林业发展现状,为破解制约林业扶贫的瓶颈,建议:①加大林业生态建设力度,提高生态效益,提供更多就业岗位;②实施林业产业扶贫,拓宽贫困户收入渠道;③加强林业科技培训,提高贫困户致富技能;④发挥造林专业合作社作用,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模式案例比较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我国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攻克难度最大的地区,其扶贫模式和成效、防止返贫状况等备受关注。对于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来说,在由扶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历史起点上,总结典型扶贫模式的经验,给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要坚持地区差异性发展,二是要加强地区资金整合与利用,三是要打好政策措施“组合拳”,四是要推进地区协同协作发展,建立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接续发展机制体制。

集中连片特困区耕地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吕梁山区为例

为了明析落后地区耕地生态效率及影响因子,实现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基于2007年、2012年、2017年吕梁山区各县域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县域耕地生态效率,揭示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了耕地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7—2017年研究区的耕地生态效率呈上升趋势,且阶段特征明显,其中2007—2012年,多数县域耕地生态效率上升缓慢,2012—2017年多数县域的上升幅度较大,但多数县域耕地生态效率处于较低的状态,提升空间较大。研究区县域耕地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不断缩小,但耕地生态效率在空间上不具有显著相关性,表明各县域发展相对独立。研究区耕地生态效率是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劳动力和降水量的决定性较强,降水量作为区域耕地生态效率的支撑条件,加之区域经济发展,耕地生态效率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测度及贫困重心迁移

文章基于2011-2016年集中连片特困区数据,从可持续生计视角构建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贫困展开跨时区测度与比较,运用R软件分析贫困重心的迁移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总体贫困呈现显著的减缓现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的贡献率所占比重较高;各片区均存在多维贫困现象,整体以中度多维贫困为主;贫困重心呈现"东北-东南-东北"的迁移路径,但迁移幅度不大,贫困重心集中于西藏区、四省藏区、六盘山区一带。

云南连片特困区农村中小学开发利用乡土体育资源的现状及现实策略

调查发现,当前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村中小学对乡土体育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存在学生的主体地位缺失、缺乏乡土力量参与开发、缺乏对乡土体育课程教学方法的开发、缺乏对乡土体育活动载体的利用以及快闪化、作秀化服务于学校体育形式化五大问题。分析认为,特困区农村中小学之乡土体育资源开发利用的完整实现须健全乡土体育资源开发体系,完善乡土体育资源开发的动力机制以及建立与云南乡村振兴之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耦合互动关系。

大数据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减贫效应测度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关系到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和全面脱贫攻坚的成败。文章以滇桂黔石漠化区贵州片44个县的样本数据为基础,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实证分析了大数据运用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影响。研究表明,大数据运用减少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居民贫困的可能性,尤其是将贫困线标准设定为人均消费支出1.9美元/天时,大数据运用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因此,通过大数据找准解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的发力点和落脚点,精准分析贫困发生的原因并构建贫困治理的动态监测系统,有助于实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全面脱贫攻坚。

基于CDI算法的集中连片特困区综合发展潜力实证研究

文章以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云南四大片区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有效的评价指标,基于2015年的统计数据,采用CDI(综合发展指数)模型进行了效率分析,对结果进行系统说明与解释,并将CDI(综合发展指数)模型分析结果与国家级贫困县数据进行有效对比,明确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云南四大片区在发展潜力上的提升空间。研究结果表明,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云南四大片区受制于地域环境、民族分布、区域板块的影响发展潜力有很大差距,与国家级贫困县整体情况也存在明显较低的综合发展潜力。

云南连片特困区农村中小学体育生态系统运行现状调查及分析

云南连片特困区农村中小学体育生态系统存在物质系统运行断续和停滞、能量系统运行不佳、信息系统运行不畅的问题,突出体现在:体育经费投入随意化,体育器材“虚供给”;体育师资本就紧缺却又流失严重,体育受重视程度低对体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心态造成严重消极影响,工作境遇差使得体育教师产生职业怠倦,学校体育效能释放不理想;学校体育制度运行阻滞、学校体育技术及情报更新缓慢,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产业扶贫与风险规避研究——来自水城县营盘乡的实地调研

近年来，为帮助鸟蒙山区百姓实现脱贫攻坚，政府与社会积极推进产业扶贫政策。通过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生产。开发经济来推动脱贫进程。在产业扶贫实施过程中，无可避免存在着市场、自然环境、生产技术、信用等潜在风险。针对潜在风险进行深入调查研究，采取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以此加强在产业扶贫工作中的风险意识，提高精准扶贫成效，确保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非集中连片特困区扶贫产业发展问题的思考——以仙桃市长埫口镇敦厚片贫困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措施,其重点是产业扶贫。该文介绍了仙桃市长埫口镇敦厚片的扶贫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了扶贫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旅游发展促进了连片特困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吗——来自中部贫困县的证据

旅游发展在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减缓了绝对贫困。但是否改善了相对贫困并实现了包容性增长对连片特困地区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中部贫困县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旅游发展对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发展促进了连片特困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对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均有显著的包容性增长影响。但随着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旅游发展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呈现城乡分异的特征,对农村居民的包容性增长效应逐渐减小,而对城镇居民的包容性增长效应不断增大。

连片特困地区交通运输扶贫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为精准测度连片特困地区的交通运输扶贫效应,指导贫困地区进一步具体规划,在分析交通运输扶贫效应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交通供需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贫困测度模型。对贫困程度与交通运输系统各因素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交通运输子系统的扶贫效应。最终引入空间滞后模型及空间误差模型对交通运输扶贫效应进行系统测度,以滇西边境山区56个贫困县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滇西边境山区贫困程度的Moran’s I值为0.927,县域贫困程度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正空间相关性;县域贫困程度的空间相关模式分为高-高(HH)、低-低(LL)及不显著;县域间通达能力及骨干路网覆盖程度对交通扶贫效应的发挥起着关键作用;拟合最优的SL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交通供给层面的可达性是提升扶贫效应的重要驱动因素,即可达性每提升1%能够改善贫困程度3.703%;运输需求层面的货物生成密度每增长1%能够改善贫困程度1.051%。提升公路网密度,增强货物周转量,有助于交通扶贫效应的进一步发挥。

后精准扶贫时代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效果评价研究

在全面实现消灭绝对贫困的精准扶贫目标后,中国的扶贫政策将向高质量的综合效果评价转向,从而正式步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后精准扶贫时代。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脱贫攻坚的效果好坏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否实现。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本文应用AHP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从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效果评价切入,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扶贫等七个方面构建了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这些区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效果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区多中心扶贫治理模式得当,扶贫治理效果良好。期冀该地区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能为为全国脱贫攻坚提供云南样本,为世界反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