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南陵县烈女类型统计及原因探究——以民国《南陵县志》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南陵县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全书共四十八卷,其中在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九都用来辑录明清时期的烈女。女性的节烈行为是中国古代较为传统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本文通过对县志中所辑录的烈女群体进行分类统计梳理并整理研究,以期深层次探究其历史背景及成因,对于我们审视明清南陵地区的妇女社会地位和生活情况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对我们今天的女性思想意识解放提供有益借鉴。

民国《歙县志》及其特点

许承尧总纂的《歙县志》是民国时期歙县地区编纂的唯一方志,共16卷,结构严格,体例精严,纠正了道光《歙县志》的部分讹误,续写了自清朝道光至民国初年歙县地区发展的历史。民国《歙县志》还编写了“人物志姓名备查表”,极大便利了读者使用和查询,是方志编写中的重要创新。民国《歙县志》保存了大量区域地理、文化教育、历史人物等方面史料,对研究清代歙县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缺乏对近代工业的记载和保留了大量贞洁烈女的内容,使得民国《歙县志》与时代缺乏同频共振。

民国《瑷珲县志》研究

民国《瑷珲县志》始纂于民国七年(1918年),成书于民国九年(1920年),凡十四卷。这是瑷珲地区第一部官修地方志史书,编纂者为瑷珲知县孙蓉图。该志在体例方面仿照《呼兰府志》,多有创新,编纂极具特点。详细记载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族关系等史实,为研究当地的经济发展、民族风俗、中俄关系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论民国《云阳县志》的移民文化书写

重庆市云阳县是明清时期移民进出川渝的要道,也是移民聚集的重要区域。民国《云阳县志》对本县自古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移民情况有详细记载,主要包括移民家族书写与统计、移民事迹和移民文化习俗三个方面。分析民国《云阳县志》有关移民文化的书写,不仅有助于认识区域社会在特定时段的发展变迁,也能深入了解三峡移民文化的特征。

民国《云阳县志·方言》植物类名物词命名取象探析

文章对民国云阳方言41个植物类名物词命名取象的依据以及命名取象的规律进行了探讨,认为植物类名物词的命名取象是有规律的,在形体、性态、颜色、功用、气味、质地、滋味等八大类取象名素中,往往是视觉感知优先,在视觉感知中又以形体为先,在形体感知中以形状为优;而性态以空间为先,习性次之;颜色和功用在这八大类取象名素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说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绝大部分是来源于视觉。

耐庵千古事 多在拾遗中——施耐庵史料考辨

明清之际,文字狱肆虐,这是施耐庵史料不见正史却深得野史、笔记青睐的奥秘所在。施耐庵史料不见正史却见于方志则是小说文体地位的变化使然。李详主纂的《民国续修兴化县志》所载施耐庵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先祖陈广德与施父子从未联合作伪。民间传说是进一步论证施耐庵史料的一把钥匙。

《安次县四种旧志丛书》评介

《安次县四种旧志丛书》以《(天启)东安县志》《(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的初刊本为底本,以《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本为对校本,对四部珍稀旧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校注。该整理历时六年方始告成,现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项工作,无论是对安次县志本身的文本存传,还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弘扬,或是对地方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地方书写与文化表达:民国《夏河县志》的编纂与边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外来者张其昀、夏河县长李永瑞和甘籍学者朱允明先后修成《夏河县志》,记载了地方社会概貌。在体例和内容上,它们与传统的典范方志和民国政府官方修志"典范"各显差异,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时代转型的印痕,凸显了文本的边缘性。但它们建构出了具象化的"地域",反映了夏河位处边疆地区的属性,强调了民国时期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意识深入边疆社会的时代特征,彰显了方志书写者富含关心和建设边疆的现实关怀。《夏河县志》的地方书写流露了夏河成为"华夏之域"和一直是"边疆地区"的双重表达,蕴藏了文本书写存在的矛盾和张力。

朱汝珍与民国版清远、阳山二志

朱汝珍,籍隶清远,清末科举最后一科榜眼,近代著名书法家、法学家和方志学家。目前文博学界对朱氏的关注点仅限于其书艺及影响。本文以朱氏负责编修的民国版清远、阳山二县县志为切入点,分析二志体例和内容,阐释其在近代大变局中提出的"因时因地以制其如宜"修志理念和"今修志无非为保存文献计"的修志原则。

民国《云阳县志》方言复音词研究

民国《云阳县志》中记录了799个方言词,其中有复音词514个,是研究四川方言的重要材料。514个复音词的语法构成包括单纯、复合、附加和重叠四种形式,完整体现了汉语词汇内部结构的一般规律;这些方言词通过传承古汉语词汇、改变词形或词义、自主创新和化用其社会文化现象形成新词等四种方式,形成丰富多彩的云阳方言词汇,生动地展示了汉语方言词汇形成与发展演化的历史面貌。

民国《西昌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是凉山地区重要的地方旧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清末的几部志书《西昌县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该志在地理、食货、产业、政制、教育等志下均有新类目出现,志书体裁和门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体现实用性。此外,民国《西昌县志》更设“武备志”“兵寇志”“夷族志”,这与西昌所处地理与政治环境相关,也与修志者对于战争、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有关。由此反映出民国《西昌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真实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西昌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历史变迁,是研究西昌以及凉山彝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略论民国《萍乡县志》的修撰及其价值

民国《萍乡县志》是由萍乡著名乡贤黄道腴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领衔编纂的萍乡地方志。这部县志是萍乡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记载民国萍乡史实的萍乡地方志,篇目分四大类,历时两年方成初稿。该志的修纂者黄道腴是一位史学功底深厚的学者、教育家。该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故失佚,现只存手稿残卷,但从中仍可看出其资料详实、内容丰富、准备充足、时代特征鲜明等特点,是研究萍乡不可多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