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在易艺术歌曲《我爱这土地》艺术特征浅析

当代著名作曲家陆在易于2001年创作完成的艺术歌曲《我爱这土地》,在2002年第二届中国音乐最高奖评奖中荣获"金钟奖"。《我爱这土地》以真挚的情感、词曲完美的结合,旋律优美流畅获得专家评委的一致好评。本文拟从作品的背景、调式调性、曲式结构、歌曲的二元化特征等方面浅析此首歌曲的艺术特征。

论赤雪之异——以宋朝孙甫《上仁宗论赤雪地震之异》为例

天降赤雪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从南朝沈约开始,人们都将此视为赤祥,并进行了相应政治事应模式的建构。而宋朝孙甫却将其视作赤眚。孙甫从赤祥到赤眚的书写,反映了从南朝到北宋人们在灾异政治观念和实践上的某些变化。分析孙甫《上仁宗论赤雪地震之异》疏,对认识宋朝灾异与政治的关系、灾异政治的实践效果及其内在局限,当有所裨益。

从《横渠易说》到《正蒙》——张载哲学本体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张载哲学的本体理论有一个建构和发展的过程 ,只有对这一具体历程加以考察 ,才能真实地把握其理论的特质。张载哲学思想的演进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 ,分别以《横渠易说》和《正蒙》为代表。其本体理论始于“太虚即气”论的初步探索 ,经历了“太极—太虚 (气 )”论和“太和—太虚 (气 )”论的建构发展阶段 ,形成较为成熟的本体宇宙论形态 ,确立了儒家人文主义天道观。

辽代帝王再生仪的常例与变例

再生仪是辽代帝王特有的一种人生礼仪,它是古老的杀耄君习俗之演变,同时又融入了本命信仰。正是由于后一点,每十二年举行一次是其常例,由于种种特殊原因而提前或延期举行则是其特例。

钱载与戴震交恶之缘起

就戴震进四库馆后与钱载发生激烈争执一事,追溯钱戴争执的缘起,在乾隆三十一、二年,戴震曾因议论朱彝尊《经义考》而招致钱载极大不满。馆中的争执,不是双方交恶的开始,而是交恶的持续和总爆发。从中可见戴震在治学方向上的自觉及考据学的高涨所引起的社会反映,同时也能看到朱彝尊在乾隆年间北京学人中的显著影响。

同象数别义理:《太玄》与孟京易学

易学史上对《太玄》与孟京易学关系的探究,受到两个有争议问题的影响:一是《易纬.稽览图》和孟京《易》的先后关系,一是《太玄》源于孟京《易》还是源于《易纬》。本文以《太玄》为基点,在尝试解决"争议"的基础上,具体探究《太玄》象数构建如何取于孟、京卦气说,其义理阐释又如何别于孟、京灾异说。

晚清光绪季年的“己亥建储”丑剧和爱新觉罗·溥儁的“大阿哥”之“立”与“废”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虽然形同囚徒,但慈禧太后总感到他还占着皇位。为了杜绝光绪帝的东山再起,慈禧太后册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尔后即导演了一幕"己亥建储"的丑剧。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怂恿义和团为他们火中取栗。故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对于载漪一家人的宠信一落千丈了,载漪及其胞弟镇国公载澜均被处以"夺爵"和发往新疆充军,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两宫"自西安还都(北京)途中行至开封时,慈禧又下了道谕旨撤销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出宫后的溥儁,身遭冷遇,又无力自谋生活出路,于是积忧成疾,迨至1942年他终于病死在其内兄塔王府侧栖身的小屋之中。

熔铸“知识公器”和闪耀“文化灵光”--德育理论研究的两种功能视角

新时代的德育研究需要深刻反思自身的研究范式和功能,并加以方法论层面的优化。"知识生产"的视角发人深思,但其暗含的对差异性和原创性的追求,可能会把德育理论研究带往一条"知性"路线和碎片化的境地。寻找其他可兹补充的视角或功能描述,从而形成整全的视域,就成为值得探索的问题。先秦时期的"文化"意涵以及当代中国鲁洁教授等学者的德育研究,都启迪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的可能性。本文将区别于"知识生产"视角而反映"文化"传递路径的视角,概括为"文化诠释",其强调的内容,既有根植于人类文明基础的宏大视野和境界本根之论,也有直指人心、精微灵动之"文光"。"知识生产"与"文化诠释"这两种视角相映成趣,对其来源、目标、相关隐喻、功能、评价标准等的对照比较可以将这两种视角的特点和价值阐释得更为清楚。这两种视角也反映了德育理论研究的两种功能或取向需要相互关联和彼此圆融。

从先秦“文”的观念史中挖掘“文—化”的教育意涵

当代教育学的理论构造与生活实践已经与“文化”这个词密不可分,中国教育学的深化发展很有必要追溯早期“文”的观念以接续自身的思想根源。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人形“文”与交错“文”的两类特征就存在着发展融合的轨迹。“文”的初义可能有两种不同走向但又彼此联系的起源,分别是表达与祖先神、上帝沟通的能力或状态的“通神”义,以及来自图腾、甲骨兆纹、礼器纹饰所代表的神秘图案的“纹理”义。春秋战国文献中“经天纬地”“因天之生也以养生”的“文—武”之“文”,以及赞颂圣王德行及其开创传统的“文—德”之“文”,有可能是由“通神”义所演化而来;与此同时,表示贯通隐显、具有信息指示作用的结构纹理的“文—明”之“文”,表达内在理据、法则、结构的“文—理”之“文”,以及表达显化、装饰等功能的“文—质”之“文”,有可能是由“纹理”义所演化而来。对先秦“文”观念的梳理,有助于中国教育学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自知自明,彰显“文”与“心”的关联意义以优化诠释“以文化之”,提炼“文—养”的观念来深化诠释“文而化之”,发掘“观—文”的思想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并拓展对“文”“道”关系的讨论。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一A再A”的构式化

“一……,再……”在先秦时期十分常见,最初为松散的涉数序列表达形式,明清时期逐渐演变为内部紧凑凝固的构式“一A再A”,表“动作的反复;程度递增”。在历时演变过程中,“省缩”是其构式化的主要诱因,另外还有:构成成分的分裂;变项A的泛化、谓词化及单音化;语境影响,如“对举”形成的语境效应、语境吸收。该构式的构式化机制主要有重新分析、隐喻、韵律节奏、表述的程度化等。

论张载之学是易学──与龚杰先生商榷

本文对龚杰先生关于张载之学为“四书学”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张载之学本质上属于易学，张载的思想体系实以《易传》的范畴与命题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其学说的主题和范畴的主要环节大都渊源于易学。

论朱熹的“心统性情”说

"心统性情"说是朱子心体用说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心性说的实质所在。"心统性情"说虽然来自张载,但真正将其变成系统学说的是朱子。朱子曾说过,程颐的"性即理也",张载的"心统性情",这两句话"颠扑不破"。朱子之所以高度评价这两句话,是由于前者从心体上说性(理),表现了理性主义特征;后者从心之体用关系说性情,表现其情感特征。这两点真正体现了朱子心说的主要特征,即情感理性特征。

王植“太虚”三层说对张载本体论的诠释

王植《正蒙初义》对张载"太虚"概念作了三层区分,并以此三层涵义融贯《正蒙》的本体诠释。王植的"太虚"三层说,第一层涵义是以"太虚"为超越的本体,第二层涵义是指气化流行过程的气化之道,第三层涵义是万物毁坏后消散为气。王植的"太虚"三层说,对于调和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太虚"定性问题的争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我们深入理解张载的本体论具有重要价值。

艺术歌曲《我爱这土地》钢琴伴奏浅谈

钢琴在艺术歌曲中作为伴奏乐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如何处理伴奏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充分演绎作品精髓的关键之所在。本文对艺术歌曲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掌握陆在易音乐创作特征的基础上,以艺术歌曲为切入点,通过对作品《我爱这土地》的声乐、歌词等方面的分析,将钢琴部分与之充分结合,体现出钢琴伴奏在艺术效果表达方面的重要性,达到解决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处理问题的学术目的。

论朱载堉的乐学与易学

明代杰出的乐律学家朱载堉,精研律历之学,苦心孤诣,创造了"新法密律",乃中国古代音乐史上辉煌成就之一。在代表性著作《律吕精义》中,朱氏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盲从空疏荒诞之论,力寻确凿精切之征。然而,朱氏也曾依傍《周易》经典,在《易》学哲理、象数模式等方面,援经立论,或阐发义理,或论证律例,涉及到《易》理与乐理、《易》理与乐谱、《易》理与乐器等内容。本文以《律吕精义》为主要资料,论述朱载堉的律学思想与易学的联系。

刘熙载《艺概·经义概》刍议

《经义概》是刘熙载《艺概》中专论八股文的一篇。刘熙载在论述时强调"文行并重",表现出卓越的批评眼光与研究方法,其中关于经义自身产生、发展的论述有较高的认识价值。《经义概》中还有很多关于经义写作的理论,对于文章写作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张载与邵雍的学术关系辨析

张载与邵雍虽为"学侣",但二人的学术思想、政治表现、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张载会通中庸与易传思想而创立的义理之学,深得易传之旨,传承了儒家道统,可谓"正宗之儒学";邵雍吸取道教思想尤多,其思想与生活情调,更接近道家,可谓"歧出之儒学"。张载评说邵雍"于儒术未见所得",实乃一语中的。然而,学术思想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的学术交往,二人在交往中表现出的高尚品德,值得后人认真学习。

《张载集·横渠易说》校注献疑

出版家章锡琛点校的《张载集》,优先充分利用诸版本互校,同时利用《周易系辞精义》参校的编校说明。然而在编校过程中,章氏过分倚重《周易系辞精义》删改、增补凤翔府本《张子全书·易说》原文。加之张载著作思想深邃,旁及易学、佛学等,校注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删改、增补误解作者本义;另有一些删改、增补虽无伤原文大旨,但不利于保护张载著作文本的完整性。梳理《张载集·横渠易说》校注可疑之处,对于深入研究张载著作和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张载对《易传》“易简”概念的解读及其哲学史意义

"易简"作为《易传》中体现易学哲学特征的一个独到的概念,由于其奥义深刻,汉唐以来的易学家均不惜笔墨,注重注释和阐发易理,纵观其特征,都偏重于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去思考。至北宋,儒学家建构儒学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哲学经典便是《易经》,张载作为关学宗师,其哲学是"以《易》为宗",在其易学哲学中,张载明确规定了"易简"的哲学内涵,指出"易简"为"易"之根本,赋予了"易简"的形上本体论特征,进而从太和之道、道德工夫逐层推进而深化了"易简"之理,为其哲学架构奠定了易学基础,推动了儒学和易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