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通”或是“超越”——理解湛甘泉与王阳明“心”“气”关系的一个角度

湛甘泉与王阳明皆重视“气”的概念。在将“气”与“天理”或“良知”相互联系起来的同时,都未曾失却“心学”的基本立场,这是二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甘泉与阳明又表现出对待“心”“气”问题的不同旨趣。扼要而言,甘泉着重于心体与“气”的共通性原则,将万事万物容纳进“大心”的生命境域中来;阳明则致力于自身固有良知之开显,以自心之光明超越气禀的限制。“贯通”与“超越”之下,潜藏的是二人对本体与功夫理解上的诸多差异。因此,从“心”“气”的角度加以对照、审视,或许可以为理解王、湛二人的思想提供不同的参考。

王、湛的交往与论辩及其对“心”的不同理解

王阳明和湛甘泉虽然同属心学阵营,却对“心”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阳明主张“心体”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统一,而甘泉认为“心体”只能是纯粹“至善”的;其二,二人都承认“本心”的“至善”性,但是阳明主张其“至善”性来源于“本心”自身,而甘泉则主张来源于“至善”之“天理”;其三,甘泉强调“心”是“体万物而不遗”的“大心”,“心”与“物”不存在内与外的分别,阳明则强调“心”在感应过程中的主宰作用。由此三方面的不同,就导致他们在儒释道之关系和“格物”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致思趋向。

圣凡平等 学以成人——王阳明与湛甘泉的人性观及教育宗旨

心学教育思潮之所以能在明代中后期流行,实与王阳明、湛甘泉这两位心学巨擘所倡导的人性观及其教育宗旨密不可分。作为明代心学教育的思想引领者,王阳明和湛甘泉以各自的人性观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圣凡平等的教育主张,以及“人皆可成就尧舜一样的理想人格”的观点。二人殊途同归,均秉持人的价值是在同自身种种不良欲望的斗争中实现的,且人只有在道德化的教育生活中才能充分彰显出人之为人的价值。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教育宗旨,引导人形成“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的伦理价值观;湛甘泉以“随处体认天理”为教育宗旨,倡导人“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到处都可以认知天理。两者皆是依据穷理尽性、圣凡平等的人性论,着力倡导学以成人的教育价值观。王阳明和湛甘泉在不断推行心学教育的实践活动中,积极探索人何以需要教育,如何学以成圣为贤,分别标举“致良知”“随处体认天理”的教育宗旨,谱写出明代心学思想华章,深刻影响着明代中晚期教育的发展。

湛甘泉心学与实学

湛甘泉心学包含了丰富的实学思想,湛甘泉实学思想表现为实心与实事的合一,其实质是“治心”与“治事”合一。“治心”即“崇德”,培养人的崇高品德,使人成为有道德有理想的人。“治事”即“广业”,成就人的伟大业绩,使人成为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的人。湛甘泉心学是做人与做事合一的实学。

甘泉心学的思想源泉——论湛甘泉与朱熹、陈白沙思想的关系

宋明理学是儒家哲学发展的一座高峰,明代心学更堪称明代理学中的显学。王畿与黄宗羲等人均认为明代心学以陈白沙为开端,以王阳明为集大成。湛甘泉作为陈白沙的衣钵传人,又同为岭南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哲学体系与陈白沙有着明显的差异。张君劢等认为王阳明才是陈白沙的真正传人,甚至提出湛甘泉属于程朱一系。从湛甘泉的时代背景与为学经历看,湛甘泉哲学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逐渐对程朱理学扬弃,而转为心学的历程,其哲学思想中与白沙之学的不合之处,也只是在为学方法和修养论上对白沙的进一步发展,其继承的正是白沙自然、自得的为学宗旨与贵疑的为学精神。因此,从陈白沙到湛甘泉才是明代岭南心学的传承谱系。

《古乐经传全书》成书始末考

《古乐经传全书》是湛甘泉和弟子吕怀二人合著的书籍,意图重新建构亡佚已久的《乐》经。然而目前学界对其文本的形成时间和过程并未进行深入的考察,仅仅将其简单地定为嘉靖二十三年成书。通过对《古乐经传全书》的全面考察可知,其与吕怀的《律吕古义》有密切的关系,二书之间的分合关系直至嘉靖三十三年方才完全厘清。其中的缘由来自于湛甘泉对于《乐》经的态度,即“经本度数,传明义理”,确考《古乐经传全书》的年份有助于推进对湛甘泉的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研究。

“静坐中养出端倪”到“随处体认天理”——陈白沙、湛甘泉心学教育理念比较研究

湛甘泉的心学思想承传自陈白沙,但二人的心学教育思想却存在重大分歧。在教育理论层面体现为从"静坐中养出端倪"到"随处体认天理"的演变,在实践层面体现为是否采用正规的书院式教学。这种分歧既是解决白沙心学内在学理困境的需要,还由于二人的时代背景与主体身份已发生重大转变。

师道观的坚守与再造——从明代甘泉学派师道观的建构说起

师道观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明代心学教育思潮和书院教育运动最为重要的推手之一,甘泉学派会通诸家师道主张,别出心裁,侧重以师者形象、各立宗旨、递相出入三个维度建构师道学说,形成一种守中有变的师道观,是明代教育由理学模式向心学思潮转换的关键一环。甘泉学派师道观的建构要义在于承前启后和破立兼备,强调"师"是"道"的适切传承者,"道"是"师"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对甘泉学派师道观的建构进行学理分析,可以从中揭示儒家师道观何以得以坚守,并因之再造出延绵不绝且与时偕行的师道观。

湛甘泉“独体”意识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

在慎独工夫上,湛甘泉起初接受了朱子"独知"论述,但随后即强调"独者"是"独知之理",并最终提出"独体"概念,它是"未发之中""天德""极"。"独体"概念的提出不仅将对阳明学流弊的批评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对后续的心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湛甘泉书院教育成就探析

湛甘泉以书院作为学术活动的场所,一方面传播心学思想,一方面培养心学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明代书院和心学的蓬勃发展。湛甘泉从事书院教育长达55年,所创建与修复的书院涉及广东地区的有22所,外省的有13所。正是由于湛甘泉对书院的钟情,才使得广东书院数量后来居上,在有明一代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西、浙江,首开广东书院的勃兴局面,有力推动了岭南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湛甘泉书院教育之所以成就斐然,与其对书院管理有章有法、"随处体认天理"为学宗旨和"二业合一"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陈湛心学教育流派的理论特色探析

陈湛心学教育流派是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陈白沙、湛甘泉创立的教育流派。其理论特色表现为三大方面:其一,从心在万物到心包万物的教育本体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心"的创造,为学者不要拘泥于一事一物,要自作主宰,陶冶性情;其二,从学宗自然到随处体认天理的为学旨趣,旨在高扬主体的创造性,要求为学者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其三,从静养端倪到知行并进的修养工夫,强调知行双方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些教育理论特色含有较浓的思辨意味、鲜明的人性化色彩和生活气息,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据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简论甘泉后学的教育活动与学派传承

明代心学大师湛甘泉从事书院教育长达55载,培养出众多优秀门人,开创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的甘泉学派。历史地看,甘泉学派在明代心学阵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甘泉后学奉湛若水为学术领袖,以弘扬甘泉心学思想为己任,借鉴王阳明哲学思想,热衷讲学,依托书院,阐释经典,教化百姓。他们高举"随处体认天理"的思想旗帜,阐发甘泉心学思想的精髓,并矢志宣扬师说,使甘泉心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与阳明心学流派比肩的明代重要心学流派,共同构筑明代心学思想发展的巅峰。甘泉后学的教育活动不仅促进了甘泉学派的壮大,而且推动了中晚明书院教育的勃兴及心学思想的繁荣。

白沙与甘泉在认识方法上的异同——兼对“静坐” 问题的评述

湛甘泉师承陈白沙,但是,在学术观点上两位则有所异同。关于认识方法白沙主张“由内而外”,推崇“静坐”,甘泉主张“从外而内”,“随处体认”。

湛甘泉煎销习心思想探析

湛甘泉是明中叶与王阳明比肩的硕儒。在甘泉看来,唯经煎销习心,方能澄明本然"心体",因此煎销习心是其为学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受气习所裹挟,甘泉指出人心易堕为习心。在将"学"训为"觉"的语境下,甘泉强调通过"学"来转化习心。基于淬炼性、熟性,甘泉借用了冶金术语——煎销。

湛甘泉“志”思想探析

"志"是儒家重要概念之一,在"志"的牵引下,儒者方能趋于圣贤。在"志""气"一体的视域下,湛甘泉将"志"界定为"气"之精灵,于是修身便变成了"志"以帅"气"。为鼓舞成圣成贤,他主张志于"道"。他认为为学当先立"志",立"志"后还待于学,学以立"志",否则"志"便会流于高蹈、空疏。

“信心”与“言心”--思考王、湛之别的一个维度

当前学界对王阳明与湛甘泉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多留于文化层面,而缺少对于二人思想的学理实质考察。这就导致了在追问二人所理解"心"、"良知"、"天理"等之间差别的究竟为何上的"语焉不详"。鉴于此,本文拟从二人谈"心"之处为切入点,来考察二人理学思维的建构模式,以求对二人思想之别给出学理上的解释。概言之,王、湛二人面对朱子理学所留下的"心"、"理"二分问题,是分别将"心"作为哲学立场而落于生存实在中以"体察""天理"的模式求其"所存"和将"心"通过语言建构为实体的以知识形式统摄"心"、"理"的答其"所是"。对王、湛之别的学理考察于合理理解宋明理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借鉴性思考。

湛甘泉于天理与良知的融摄与工夫进路的发展

尝试以“生生之理自觉力”、“气质变化力”与“定力”三种进路,来说明湛甘泉融摄明代儒学的功夫论。湛甘泉的心学在与阳明学的会通交流下,于工夫进路实修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辨义问题。湛甘泉认为,一个本体、工夫的运作的成就关键在于必须要完成对于习心的“对治力”的培养,以及对生生之理的自觉力的发挥。以“对治力”的培养而言,则可从古训入手,去成就“学”之工夫,也可从本体自觉义入手,直入本心而成就“觉”之工夫。但此法容易在缺少古训的验证之下,而流于“理欲不分”,此为偏于“觉”的路线之缺点;除此之外的工夫论,便是先从“定力”的研习入手,运用静坐与调息,而成就对治习心所需要的“定力”,但此法容易与佛老同流。

湛甘泉的儒佛之辨

湛甘泉以儒家理论为根据,在本体、工夫、伦理、事功等方面对佛家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这展现出对他对佛学鲜明的拒斥态度,对维护儒家基本价值观、稳定儒家基本学人阵营等有重要作用,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这只是一种外在性批判,并没有深入佛家义理进行辨析。通过研究甘泉的儒佛之辨,能更加准确、深入地把握甘泉思想的精神主旨、思想特征与时代关切。

以湛甘泉为节点的“几”的先天转向问题

湛甘泉继承了汉唐注疏对"几"概念"出无入有""颜子庶几"等方面的诠释,以及朱子就"诚意""慎独"论"几"的传统,进一步把"几"规定为"先天之几",与性体、天理同处于本体的层次。他又遮拨前人以意念发动时或善或恶的不定倾向言"几"的径路,将"几"上工夫置于经验意念发动之前,同时赋予"几""好善恶恶"的意蕴。这为王龙溪、王塘南、刘蕺山等人独特的论"几"方式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明代理学言"几"的先天转向。

甘泉教育与岭南理学

湛甘泉在岭南的教育促进了岭南理学的传播与革新。甘泉在岭南广建书院,讲授理学,且为之制定学规,设立赡田资助学子,从而为理学在岭南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甘泉讲学融汇各家,且主张自由争鸣,促进了岭南理学的发展。甘泉教育还促成了甘泉学派、粤中王门学派、新的白沙学派及其学术的建立,并为岭南学界确立了自由奔放的新学风。甘泉的教育为明代以后岭南地区的教育与学术的繁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