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交错”叙事诗学的深化及其跨文化表征——从张翎的创作轨迹谈《余震》

在张翎小说的创作轨迹中,早期的《寻》为张翎“时空交错”叙事诗学的开启,《余震》则意味着其叙事诗学的深化。这一深化具体呈示在小说人物沃尔佛的结构性存在以及王小灯与李元妮的母女共生关系的形塑之中。从《余震》开始,张翎将“时空交错”叙事诗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演绎出故土之源与新居反哺的双向性跨文化表征路径,使这种“双向交互”突破了情节性的束缚,且随着张翎“在故土之外”回归故土的情感和美学探索,逐渐形成一种隐性的、“在故事之外”的结构性叙事特征。

愿景与格局的落差——论张翎的小说《归海》兼及其他小说

《归海》以近百年来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为背景,从第三代女性的中加跨国视角,表现中国三代女性的悲欢离合,并通过作者擅长的绝境书写,增加小说的戏剧化效果,加深人性拷问的深度,让作者独特的“女性如水”的创作理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大愿景。但《归海》在延续“战争的孩子”的写作思路时,也沿袭了旧作的桥段、手法、修辞等等,作者惯常的绝境书写和女性意识使《归海》难以突破以往的小说格局。

海外华文小说中传统意象资源的转化:以张翎《归海》为例

张翎的长篇小说新作《归海》主要包括三个不同层面的叙事主题,分别指向书写母亲、自我疗愈及回望故土。同时,作家援引、激活传统意象符号,建构起以“归海”为核心的雨/水、龙、凤意象体系,紧密贴合小说叙事且与之形成互补关系,深化了作品的叙事美学内涵。意象的选择与运用,不仅体现出张翎在跨文化语境中汲取、转化汉语文学传统的叙事自觉,也示范了一种将海外生命体验与民族精神进行融合性书写的独特路径。

西汉王国“太仓”行政归属问题考辨

汉初王国无治粟内史,其太仓归属王国内史。在汉朝廷的治粟内史从内史中分离出来而独掌国家财政后,王国太仓才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归属治粟内史。归属时间当在吕后统治时期,最早在吕后二年以后。王国太仓的主要负责人从王国选置,在纳入国家财政管理体系前,称太仓令;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后,改称太仓长。王国太仓改属中央,是汉朝廷尝试在“汉国”与“王国”关系上所做出的的重大改变,其后七国之乱没有酿成大祸与此不无关系。

到阴曹地府走一遭——论张翎的《归海》

“战争的孩子”三部曲之二《归海》是女儿对于母亲、生者对于死者生平隐秘的一次追忆和探访。正是死亡把一个平淡无奇的女人转换成一道谜,一个宝藏,里面藏着人性的珍珠。剖蚌取珠式的写作存在一种困境:人都是拒绝靠近、刻画的。张翎的解决方法是,杀了她,让她敞开,再拼接遗存的碎片,让她复活。就在拼接、复活的过程中,人性的珍珠熠熠生辉。珍珠绝不是爱,爱在张翎那里不具备优先性,甚至是被狐疑、打击的;而女性像春雨、泥土一样“宁静而持久的耐力”,她们靠着耐力熬过苦难,熬过苦难的她们就是“苦难的英雄”。张翎的苦难书写的意义在于:书写、阅读苦难,可以让我们汲取对抗苦难的力量,如果苦难不会消失,苦难书写的光彩就不会衰竭。

张謇、凌文渊癸卯东游日本之比较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年),张謇和凌文渊利用大阪劝业博览会举办之机对日本进行了考察。他们努力探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业、教育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原因,并结合实际寻找国家富强救亡之策。因出游性质、年龄、个人经历、社会地位等差异,他们的考察对象各有侧重,得出的结论也见仁见智。对日本,凌文渊赞誉有加,而张謇则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对清政府的态度,凌文渊比较委婉含蓄,张謇激烈直白;关于向日本学习的内容,张謇考虑制度、体制等政治层面更多,凌文渊则重在工艺、技术层面。两人都希望清政府能采取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此外,张謇还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表现了勇于担当、付诸实践的实干精神。

《卖炭翁》“半匹红绡一丈绫”句考释

白居易《卖炭翁》中绡、绫充炭值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中唐宦官以宫市之名掠夺财富的现象。唐代历史文献、敦煌文书以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唐代物价的相关记载,有助于了解这一重要背景并还原绡、绫和炭的实际价值:“半匹红绡一丈绫”在当时价值约为1500文,在中唐元和年间米价高时,可买米约百斤,物价低时也仅够买一件廉价的衣料和三百斤左右米。这对我们了解“半匹红绡一丈绫”的历史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与国际传播——以张翎的作品为例

后疫情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与国际传播正面临新的全球环境与读者需求。文章以海外畅销华人作家张翎为典型个案,梳理张翎作品的海外出版与传播现状,并从创作、翻译、出版与传播等维度总结张翎作品“走出去”的经验及背后的原因,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出版与传播有所启示。

张翎小说的流动姿态与中国经验叙事

拥有双重视野和多元文化体验的海外华文作家群体,创作中不乏对中国故事的书写和对中国经验的呈现,自由流动的写作姿态使张翎成为其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地理位置产生的审美距离以及中外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张翎以流动的叙事姿态游走于本土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张翎在流动的视角和开放的叙事空间里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叙事经验,超越单一的文化身份,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经验。

“美丽”的假面——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心理阴影的理性透视

1944年,张爱玲将她早期发表的十篇小说结集出版,命名为《传奇》。这本《传奇》囊括了张爱玲对人性,尤其是对女性心理痼疾的仔细观察与理性思考。在《传奇》一书中,张爱玲以女性自身所特有的敏锐和感悟,透过历史、社会和文化诸因素加于女性身上的种种华丽光环,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内部,记叙下了她所触摸与理解到的女性传奇故事。

论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音乐描写

张爱玲曾说她不大喜欢音乐,但她的小说却频频跳跃着不同乐器的音符。张爱玲把音乐融入小说,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本文将简要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的音乐描写,窥见其深厚的音乐艺术修养,探索音乐在张爱玲小说中的艺术生命力,发掘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月亮意象:从古典到现代的流变

月亮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蕴涵着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朦胧幻象。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将月亮意象融入了西方现代派的笔法,为古典月亮意象注入新的内涵,成为人性异化的绝妙缩影。张爱玲在其基础之上,又生发出融会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多重释义,成就了月亮流动变幻的意象内涵,完成了月亮意象从古典到现代的流变。

张爱玲作品中现代主义的总体特征

张爱玲创作中表现出的现代主义,具有不自觉生成、不完全形态、消减与中断等总体特征,这些特征反映了张爱玲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的特殊性。

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意象

在张爱玲小说中,月亮作为一个重要意象被赋予了鲜明的性别色彩。月亮是女性形象、女性原则的象征。月光下是一个真实而又冷酷的世界:充满悲剧的女性命运、交织着欲望的感情故事、苍白虚无的人生形式。借助月亮文本,作者完成了对现实人生的反思。

博爱"思想的反讽——张爱玲小说创作情态论

张爱玲的特殊经历、阅历和人生观,促成她以冷漠的态度俯视女性人生,她通过女性在亲属、亲子、两性三种关系中表现的书写,凸现了女性生活世界的荒寒。因而,她笔下的女性陷于漂泊与孤独的精神状态。这对"五四"以来倡导的博爱的传统是一种反讽。

评张爱玲散文的世俗性与超越性

自标其俗的张爱玲,一方面,她的散文在选材上,与都市世俗生活有明显的贴近性。与此相应,在审美追求上,她也力求通俗。另一方面,她的睿智和对生命的了悟,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不时显露出其哲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论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是具有成熟女性意识的现代作家,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围绕女性存在的终极理想,思考女性存在的意义,认为女性应在真正意义上达到男女平等。她通过作品揭示了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失落,同时,女性骨子里深深浸淫的自甘依附男性的奴性心理是阻碍女性发展的内因。她希望女性应尽早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男权传统牢笼,成为自由自在的女性优美自在的存在。

性、焦虑、死亡及其表达的形式——张爱玲小说中“鞋”意象的内涵阐释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原型,"鞋"在中西方文学中都是"性"的象征。张爱玲小说中的"鞋"意象承载着"性"与"焦虑"、"死亡"的多重意涵,既是对传统文学中"鞋"意象内涵的继承,更是对其意旨的拓展,成为解读女性人物丰富复杂内心世界的密码,是女性荒凉一生的见证。她借助对"鞋"意象内涵的拓展,从女性潜意识层面表达女性的身体、情欲和性别诉求,道出父权文化钳制下被淹没的女性之声,填补了五四女作家在书写女性深层自我上的空缺。"鞋"这一能指的广泛应用丰富了作品的心理内涵,营造了一个意义丰富的女性世界,进一步阐释匮乏和内囿情境中的女性的文化意义。

论张爱玲的人性观

张爱玲关注人性,且对人性有着独特的认识,因而她以天才的智慧,在作品中写出了平凡尘世中的俗人的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真实地刻画了芸芸众生的人生形态,在凡俗中展示真实的人生与真实的男女本性,重现出人性的弱点,揭示出自己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并在对人性的自私的求生本能反省中隐含了对人性的深深理解和宽悯。张爱玲的作品以人性的弱点为着眼点,在现代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书写

张爱玲与台湾文学史书写有着复杂而又密切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诸种台湾文学史或书写,或缩写,或不写张爱玲,都有其内在的深层原因。作为"文学/文化"的"张爱玲符号",已经成为一种亟待思考的文学现象,本文通过对张爱玲文本在东亚的后殖民和冷战秩序构筑当中被台湾接受的一些脉络,以及在台湾本土意识高扬的背景下台湾新文学史要怎样处理张爱玲的考察,阐述文学制度介入到国族想象后,对作家阐释也出现了较大的位移。而且,也要阐释台湾"独派"人士在处理文化上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上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