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幻交融:张云骧题画词及其时代精神

张云骧受燕赵地域文化及晚清时代影响,有着豪宕慷慨、奇逸清雅之气。其题人物画词或将真实人物性情与画中人物意象融合为一体,或借仙鬼形神寄托奔波行役、志气难伸的沉郁悲慨。题花鸟画词多用花卉拟仕女,隐喻晚清中下层文士“风流自赏”的末世悲情,将他们沉浮于家国创伤与内忧外患的时代潮流中,因生命自觉、文化责任、社会忧思无法挣脱而不得不直面时代的精神焦虑与生命选择寄寓其中,从而在晚清词坛中别具一格。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张先词研究

村上哲见认为,在唐五代词向宋词的演变过程中,宋仁宗朝的词人所做出的贡献是无须赘言的,其中应该给予更多关注的是张先和柳永。村上哲见对张先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考证张先生平经历和著述;二是考察张先词作的词牌采用;三是探讨张先词的艺术特色;四是评述张先词的地位及其对宋词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村上哲见的张先词研究,体现了其重视对比研究、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特点。同时,村上哲见的张先词研究,既借鉴我国本土的研究,又彰显了自己的独特之处,为张先词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晚清时期宋人张元幹词选探析

作为宋代中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张元幹爱国思想融入词中,开创了南宋爱国主义的先河。晚清时期外悔频仍,但许多词选仍以“开宗”“尊体”为主要目的,忽视张元翰等爱国词先驱人物。晚清主要词选中仅有《词轨》《复堂词录》等六部收录张元翰词,选取词作类型单一,而且多保存在以“传人”为目的的历代词选和地域词选中。究其缘由,一是晚清宋词选本受前人选本影响,范围不出于其外;二是晚清词派推崇“开宗”“尊体”等观念,许多词人处于边缘位置,而词也成为培养儒家伦理的礼教工具,排斥敢于直陈时弊的悲歌慷概之风;三是闽词在晚清词坛声音微弱,没有出现代表闽词理念的词选。从词选角度上看,张元翰词颇受闽派词人重视,其中爱国词在晚清词史产生一定影响。

《章次公医案》治痹证用药特色探析

深入分析了《章次公医案》治痹证用药特色,总结出其辨证首分虚实,善用虫药,法随证变的治疗特色,并对重用西河柳、附子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从药理学角度分析虫类药、西河柳、附子的镇痛作用机理,为现代临床医家治疗本病辨证用药提供借鉴依据。

章次公先生应用附子的学术渊源与临床经验

章次公先生临床广泛应用附子 ,这与他的学术渊源有关。章氏通过发皇古义、广涉历代各家医集旁及西学以融汇新知 ,并经过大量临床实践 ,而获得应用附子的宝贵经验。并介绍运用附子治疗温热病、痛证、血证。

谢章铤词学思想新论

晚清学者谢章铤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词量说是谢氏独具开创性并极具批评意义的词学理论,其意义不低于晚清词坛盛行的寄托说、沉郁说、重拙大说。其二,谢氏对张惠言词学阐释观多持批评态度,主要原因是张氏用比附说词的方式容易导致对词作本意的偏离,或为寻求词中寄托而不惜曲解词作。受谭献影响,谢氏提出"以有托之心读之则有托"的阐释观,接近现代阐释学的思路。其三,谢氏有浓厚的地域词学的建构意识,这在晚清无人能出其右。

20世纪张炎词研究述评

张炎作为词坛宗匠之一 ,其词作在清代受到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不同评判。 2 0世纪前半叶 ,褒贬两派虽然没作深入具体的阐述 ,但其见解都对后世的研究有所启发。建国以后 ,对其家世生平的考索 ,词集的编纂 ,以及词作内容、艺术、地位等问题的研究 。

论张镃的诗学活动及其诗歌创作

张镃是活跃于南宋中兴诗坛的著名诗人,家世显赫,甚有才艺,喜好以诗会友,招徕四方名士,因而声名远播,在诗坛具有重要地位。他呼应了杨万里、陆游等人创新求变的诗学精神,主张转益多师,广学古人,追求活法悟诗,独造平淡,成为反拨江西诗风、推动宋诗发展的积极因素。其个性豪夸放纵,诗风亦具有同样的特征,在诗坛自成一格。但由于较为拘泥于自我,而未走向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所以尽管他以独特的诗学造诣而擅名诗坛,却终究不能比肩中兴四大家。

“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研究综述

张伯驹是一代风流雅士,与张学良、袁克定、溥侗一起,享有"民国四公子"的美誉。他出身官宦之家,但一生苦乐参半,命运多舛。他与袁世凯有戚缘,曾以项羽乡人为荣,刻有"重瞳"印,后辗转东北,春游纪梦,晚年返京,家徒一时。他为人洁雅、爱好传统艺术,在诗词、鉴赏、书画、戏剧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造诣与影响。在诗词方面,曾被周汝昌誉为词坛之"殿军";在收藏鉴赏方面,他慧眼识宝,大同于心,为公收藏;在书画方面,他伉俪携进,自创"鸟羽体",被刘叶秋称誉"卓然大家"之风;在戏剧方面,他视剧如命、讲求神韵,曾被赠与"第一票友"的美名。他是20世纪集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词学家、京剧表演家于一身的集大成者,他是一座屹立在传统文化高原上的峻峰。

张先与晏殊词之比较

张先词注重客观描写 ,晏殊词注重主观抒发 ;晏殊词喜用“情”字 ,张先词善用“影”字 ;晏殊继承了南唐词 ,张先在继承南唐词风的基础上 。

张惠言的词学与易学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开派领袖，但更是深通易学尤其是虞氏易的古文经学家，这一特殊身份决定着他的词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易学的印记。他释词为“意内言外”来自汉代易学家孟喜对易之卦爻辞的解释，对唐宋词的解读注重探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虞氏“发挥旁通”、“贯穿比附”说易方法的直接运用，而他概括词的特征为“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也是明显地受《易·系辞》对《周易》文本特征描述的启发。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说词过于偏重作者原意的搜寻，只看到文学作品中形象与寓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形象与寓意之间不只是简单的比附关系而应该是相融无间无法拆解的，所以常州派的传人周济特别重视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创造，将“意内言外”之意由张氏所指向的作者之意转换为读者之意，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视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较之张氏所论更为符合艺术鉴赏的审美规律。

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宋翔凤继承了张惠言以“比兴寄托”为核心的词学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论词的着眼点由读词时挖掘“微言大义”转向作词时的抒发感情;二是比较注重词的体性特点。在常州词派的发展过程中,宋翔凤起了承前启后的中继作用。

诗词格律与古诗词校勘——以校勘张謇诗词为例

诗词与散文不同之明显处在于其独有的格律,诗词在流布过程中所产生的隐蔽性讹误,常常由于诗词格律的存在而留下印记。因此,诗词校勘除了掌握散文校勘的各种知识与手段外,还须掌握诗词的格律,运用诗词格律发现与改正隐蔽的讹误,以提高诗词校勘质量。

张炎《词源》研究综论

张炎《词源》体现了他主要的词学思想,对当时与后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对《词源》的研究几乎从未断绝。20世纪之前,《词源》研究着力于考证其版本内容以及与《乐府指迷》的关系,并阐述了其词学理论的承继与开拓,肯定了它在词史上的地位。20世纪以来,《词源》开始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界,呈现出繁盛局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体现在词旨概论、"雅正"考辨、"清空"释解、价值考量与影响等方面。进入新世纪,张炎《词源》研究接续了20世纪末的余绪,并出现视角多元化与体系化、细化的特点,形成了新的研究态势。

王逸著述考略

王逸曾参与了《东观汉记》的编撰工作,他的著作除了《楚辞章句》外,留存于世的作品非常稀少。后人所辑,也有不少疏漏。按照《后汉书》对王逸作品的归类,依据书目记录和后世的辑佚,可以考知的王逸著述有"赋"类两篇——《机赋》和《荔支赋》,"书"类一篇——《与樊英书》,"论"类一部——《正部论》,《折武论》和《玉部论》是《正部论》中可以考知篇名的两篇文章,"杂文"类现存有《临豫章教》残句。

《茗柯词》及其对常州词论的实践意义

作为常州词派的代表作之一 ,张惠言的《茗柯词》具有一定的溯源开境之作用。其所开的“新境”主要有二 :一是以“热肠郁思”之笔写春咏春 ,意高格高 ,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 ,翻出词家之旧窠 ,创出春词之新境 ;二是借托情寄意之物 ,开别有会心之新意象。但就总体而言 ,张氏创作所开新境影响不大 ,常州词派的创作理论之影响远远大于创作实践。

张惠言的治词路径及创作成就

张惠言词学活动并非自嘉庆初年始,其习词动因亦非仅为了满足歙县金氏诸生好填词的兴趣,《词选》的编写过程就是常州派初期词人群形成的时期。张氏研究词学与其专研古文、经学同步,走上以经学、古文观解释词学之路,与其人格信念、经学视野、教职身份等密切相关。张氏填词实践了他的词学主张,将知识学问、说理教诲等人文理念渗透在身世感受、时代思考之中,具有情理并存、精思与才思交融、理性与感性互生的独特美感,可谓学人填词的代表。

《伦敦竹枝词》作者张祖翼考

《伦敦竹枝词》是近代旅欧文人竹枝词中的最重要的一种。对于这部集子的作者,钱钟书先生曾考订其作者是张祖翼,创作时间约在光绪十二年(1886)。由于钱先生仅以脚注形式作简略考证,故没引起大多数研究者注意。且对于创作时间的推测也不太准确。今广泛查阅资料,确证该著的署名作者"局中门外汉"确为是晚清"上海四书家"之首张祖翼,创作时间则在光绪十三年(1887)秋至光绪十四年(1888)春。

张先词创作模式的转移及其文体意义

词之体制和创作,由雅化的令词向俗化的长调转移过渡,乃是词体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在其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兼具小令和长调特征的过渡形态,张先词中所表现出来的细致具体的景物描写、直言无隐的"发越"作风、以小令作法行慢词以及题序的设立等,都是这一过渡形态的具体体现。张先以其独特的词作为词体创作的多样化作出了可贵的探索,顺应了语言和文学通俗化、写实化的发展趋势,在词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

超越的沉重与精神的栖居——论张炎的隐逸词

张炎试图在词中着力构建一个世外桃源式的隐逸世界,不过那仅仅是一种表象,在这表象的后面所透露出的却是作者现实与设想之间的内在矛盾。华屋山丘的变故使他的词作染上了一层悲凉之雾,四处奔走无处安身的人生境遇昭示着他选择的痛苦与无奈。可以说,他的隐逸词真切地反映出作者在社会鼎革时期的悲凉、无奈和力求超脱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