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自得”:张岱《四书遇·孟子》的诠释特质与价值

张岱《四书遇·孟子》是嘉靖后期诠释《孟子》的集大成之作,具有鲜明的诠释特质。其特质一方面表现为诠释体例的革新,反对传注体例,注重自我感悟,不盲从朱《注》与时说;另一方面表现为诠释模式的变革,以评点方式诠释《孟子》文本,挖掘《孟子》文学价值,融通儒释道,以佛道释《孟子》思想。这些特质集中体现了《四书遇·孟子》文献与学理的双重时代价值。从文献角度而言,《四书遇·孟子》广征诸说,反映时人诠释《孟子》的真实情况,具有辑存之功;从学理角度而言,《四书遇·孟子》以“自得”为核心,诠释体例、模式的创新,皆是其“自得”思想的具体实践,对矫正晚明空疏玄虚之风具有积极作用。

慕陶情结与张岱文艺观

张岱作为晚明文人,有着颇为深厚的慕陶情结。他不仅创作了《和陶集》,而且受陶渊明文艺思想影响,结合时代精神与个人艺术趣味,展现出更为丰富的文艺观念。在文艺发生上,张岱认为文字应摆脱与外部世界的利害关系,而起于深情;在文艺功能上,特别推重文艺怡情悦性的作用,且于文艺的消遣娱乐性,他认为应具备赏玩品鉴的艺术眼光;关于文艺标准,他以自然为最佳文艺准的,在性情本色强调之余,还提倡以刀斧功夫而达自然境界。

身份追寻与记忆传承——以张岱小品文中的吴越书写为例

张岱在小品文中以亲历性的生命体验实现对吴越的地理空间建构。张岱融通彼此异质的文人与市人的身份,以民间视角对平凡人物身上的美好品质进行刻画。在对当地民俗风情的书写中,张岱融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晚年的重大变故使张岱将吴越之地塑造成具有民族情怀的“家宅”,并以修史的方式使吴越之地得以永存。通过分析张岱小品文中构建的回忆性空间,能够还原张岱阶段性的生命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感悟游记小品文所具有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

论张岱对《水浒传》的接受

张岱与《水浒传》关系密切,曾序水浒绘画、评水浒小说、题水浒牌赞、载水浒演剧、写水浒杂剧、观水浒传奇、听水浒说书、记水浒雕刻,接受方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在当时并不多见。这些接受活动主要发生在明亡以前,几乎不涉及民族意识。有关接受活动的记载,保留了文学、美术、戏剧、民俗、说唱、雕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张岱对《水浒传》文本的接受,在艺术方面,高度赞扬其艺术技巧;在思想方面,鲜明主张“忠义”说,强调惩恶除奸、嫉恶如仇、敢于反抗。张氏“忠义”说虽非新论,在天启、崇祯年间却有着独特的意义,值得关注。

张岱暮夜书写的城市空间及美学追求

暮夜书写是张岱小品文的重要题材,显示了张岱对城市暮夜生活的审美偏好,是研究张岱乃至晚明文人城市审美的一个较新视角,具有时代与个人的鲜明特色。张岱多样化的城市“夜游”体验营构了不同的城市空间:他以“闲逛”的方式体验世俗公共空间的喧嚣之美,对冲破传统平和美的沸腾美感表达了由衷喜爱,“物性自遂”代表了他这方面的审美理念;张岱更以“沉浸”的方式品味私人诗性空间的孤寂之美,在“一往情深”的个性化审美活动中实现对人生空幻的超越。张岱的城市暮夜审美展现出丰厚的层次感,反映出晚明文人城市审美需求的多样性。“夜气”是始终贯穿于张岱城市暮夜书写的美学追求,在清静灵明的“夜气”中寻求对人的本真的回归,并提升至“冰雪之气”的美学人格建构,更是张岱城市暮夜书写的深意。并且,张岱于喧嚣中保持心灵的静气,于雅俗间维持身心平衡等城市审美观念对现代人也多有启示。

张岱小品文用典的特色与意蕴——以《陶庵梦忆》为例

在中国文学史上,张岱的小品文素来以独抒性灵的风格而著称,用典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张岱的代表作《陶庵梦忆》用典有语典和事典,涉及经史子集和众多文史人物,典故众多和典源丰富是其用典主要个性。张岱小品文用典方法多样,有直用、化用、正用、反用、明用、暗用六种。张岱小品文用典意蕴深厚,展现了明清之际的社会生活,为后世散文创作树立典范。

从《西湖梦寻》的独特书写看张岱的易代之感

西湖是张岱的精神家园,他在《西湖梦寻》中以景为引,实写人事,叙述颇具史笔之法。作品结构章法独特,以《西湖总记》开篇,隐藏着张岱写作这一部著作的整体思路。几乎每篇文章的篇末都附加诗文,从中可对照他的文学批评标准,且所引之诗文与正文互为表里。整部《西湖梦寻》以苍凉为底色,抒兴废之感,不时寄寓作者的遗民情绪。

论张岱的诗文创作观

张岱针对晚明文坛因袭模拟的弊病提出诗文创作需有“冰雪之气”的审美理想,即要求作品有主体精神灌注其中,艺术上清新空灵、气韵深厚。他追求“独立不倚,别出手眼”的创作个性,显示出他作为文学家的自觉和定见。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亦坚持批评家需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张岱小品文以空灵晶映、率性自然著称,而其诗兼具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劲折奥衍、古朴平实之风,其诗文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反映了他的辨体意识。

殊途同归:对训诂与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与戴震阐释学思想探微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可从传统中寻到滋养。训诂与义理,是中国儒家阐释传统中两条清晰的路径,千百年来此消彼长,亦有辩证统一。到了集大成之清朝,戴震与章学诚看似针锋相对,其实两人都致力于超越训诂与义理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章学诚以校雠为方法,建构以史学为中心的阐释思想;戴震以考证为手段,致力于明晰义理。二人在考证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一隐一显,一者不掩锋芒,直书己意;一者以考证为掩饰,有志闻道,可谓是殊途同归。

张岱的“性灵”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张岱的性灵思想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真情”“率性”“闲适”是其核心内涵,这些思想都渗透在他的诗文创作中。他不单在抒发自身情感时表现“真”,在刻画他人形象时也注重表现人物的真性情。他的诗文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常以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从细枝末节处反映出大众的欲望、趣味、个性和追求。张岱对后世性灵文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张衡一号电磁卫星的夏季磁静日新疆区域上空电离层电子密度变化特征

采用张衡一号电磁卫星朗缪尔探针(Langmuir Probe,LAP)载荷原位电子密度对夏季磁静日时段新疆区域(30°~55°N,70°~100°E)的顶部电离层N e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日侧和夜侧的数据变化曲线:40°~55°N范围内N e数据变化平稳,日侧N e值平均高于夜侧N e值的2倍,其中夜侧N e值稳定在0.5×10^(10) cm^(-3)~1.0×10^(10) cm^(-3),日侧N e稳定在1.0×10^(10) cm^(-3)~1.5×10^(10) cm^(-3);而30°~40°N范围上N e数据波动较大。根据地方时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夜侧还是日侧,随着纬度的降低N e值逐渐增大,N e值最大达到5.25×10^(10) cm^(-3)。研究区域范围内N e日侧、夜侧在不同纬度、不同地方时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形态。

国医大师张震疏调气机学说与傣医风塔之比较

国医大师张震通过继承中医气的理论及功能特点并加以总结,开创“疏调气机”学说,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傣医风塔主气,常“风气”并提,在临床治疗上有“以风辨病”之说。从气的来源、运动规律、功能、气机失调特点及治疗出发,将国医大师张震所提出的疏调气机学说与傣医风塔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二者在论述气的基本特征上如出一辙,这为傣医在疾病治疗方面融入张老师的疏调气机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中医、傣医的深入交流。

中国哲学与文化创新之源——张岱年“综合创新论”钩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就提出了"综合创造论",并建构自成体系的"天人新论"。《易传》是"天人新论"的思想基础,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蕴含了"日新"的要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蕴含了"兼和"的要素,"天地交,君子以辅相天宜"蕴含了"创造"的要素。"天行健"、"地势坤"、"天地交"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与文化创新思想的重要源泉。

张岱:传统与新潮融会的智者

晚明城市文化与思想新潮,明清易代之际血与火的历练,浙东学派与家学渊源,造就了张岱这位节义之士、文学天才和渊博学者。他涉足诸多文艺和学术领域,其人、其思、其学、其文均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洋溢着活泼泼的创造能力。张岱文化品格的独特性和包括散文、诗词、戏曲在内的文学创作的独创性仍值得深入探讨。

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

张岱年是20世纪30、40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张岱年试图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土壤中生长、发展出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辟蹊径的探索。张岱年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虽然未能充分实现,但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温疫论》与《瘟疫明辨》的舌诊研究

对吴又可《温疫论》和戴天章《瘟疫明辨》中的舌诊内容进行了分析。《温疫论》中有舌诊记录67处,其中舌苔63处,舌质1处,舌态3处。诊舌苔是确定邪气所在的部位、判断邪气的传变及运用清热下法的重要依据。《瘟疫明辨》中有舌诊记录172处,提出舌诊在温病诊断中的价值高于脉诊的观点。与《温疫论》的舌诊比较,《瘟疫明辨》增加了红舌、厚苔、无苔、粗苔、酱苔、舌痿等内容,重视对舌象信息的综合观察。通过对两书中舌诊数量与内容的分析,显现出温病舌诊在发展初期时的状况。

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探讨了一种有别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形式与方法,并以这样的形式与方法在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成果。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深悟其精义",启发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内容的正确理解,同时,也能够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方法启示,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哲学问题的角度去关注、总结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价值论研究:从张岱年到冯契

学界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的价值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论断某种意义上忽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的哲学工作,尤其是既重视中国传统哲学又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的工作。实际上,张岱年当年就在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层次、价值的标准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当然,由于时代及其他方面的局限,张岱年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还存在着片面性,这些片面性,经由冯契对价值主体性的肯定、对理性直觉的重视以及对个体地位的强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

张岱年对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的贡献

张岱年不仅是一位极深研几、功力深厚的伦理思想史家,更是一位实事求是、富于创造性的伦理思想家。在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张岱年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对道德的本质与特征、道德的原则和规范、道德的目的或个体的道德品质等进行了深入而颇富中国特色的研究,形成了张岱年伦理思想。张岱年伦理思想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伦理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密切联系20世纪中国特有的道德建设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20世纪中国特有的道德问题、道德实际结合起来,从而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又促进了中国伦理文化的革命变革。张岱年伦理思想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中西文化交汇下的中国哲学重建——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西文化交汇下的中国哲学重建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4月24日至26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60余人,他们围绕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成就及中国哲学的重建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