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

作为清代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对赋也深有造诣。在乾隆后期浓烈的汉学氛围下,他编选《七十家赋钞》彰显自己的赋学复古理念,并以赋体为《赋钞》作序,还对其中的部分作品作了评注。序中他强调以志统赋,同时也不反对物象的铺陈,认为赋应通过穷其物、尽其象以言其志,并对22位赋家的源流得失作了评析。评注和他对"志"的追求相一致,多是对比兴和讽谏意义的揭示。他的赋学思想以后进一步延伸到词中,遂成常州词派。

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宋翔凤继承了张惠言以“比兴寄托”为核心的词学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论词的着眼点由读词时挖掘“微言大义”转向作词时的抒发感情;二是比较注重词的体性特点。在常州词派的发展过程中,宋翔凤起了承前启后的中继作用。

张惠言的治词路径及创作成就

张惠言词学活动并非自嘉庆初年始,其习词动因亦非仅为了满足歙县金氏诸生好填词的兴趣,《词选》的编写过程就是常州派初期词人群形成的时期。张氏研究词学与其专研古文、经学同步,走上以经学、古文观解释词学之路,与其人格信念、经学视野、教职身份等密切相关。张氏填词实践了他的词学主张,将知识学问、说理教诲等人文理念渗透在身世感受、时代思考之中,具有情理并存、精思与才思交融、理性与感性互生的独特美感,可谓学人填词的代表。

论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之关系

朱子学派的礼图传统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各朝的礼学发展轨迹,而杨复《仪礼图》是其代表性作品。张惠言《仪礼图》是在吸收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成果,成为中国传统礼图的高峰之作。张惠言《仪礼图》继承了杨复《仪礼图》立足朱子学派遵循《仪礼》的传统,但张惠言《仪礼图》着重于实用性,而杨复《仪礼图》着力于解读《仪礼》文献,两者之作图目的不同。张惠言《仪礼图》细化与完善了杨复《仪礼图》所建构的礼图体系。两者之异同根源于各自的时代文化。

试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

张惠言的词学思想主要包括立意为本之内蕴要求 ;近于比兴之表现方法 ;低徊要眇之审美追求 ;指发幽隐之鉴赏原则等四部分。张惠言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之有系统的理论表述 ,其个别理论主张甚至还出现了谬误之处 ,但其词学思想较前代更为全面地触及到词之文类特征的各个方面 ,更为明确地反映出词这种文体与其他文体不同之美感特质。故在词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与常州学风

成书于张惠言学术生涯早期的《七十家赋钞》体现出常州学风的特色。《赋钞》选赋重《文选》,评点时关注清代《文选》学家何焯的言论,选赋断自六朝亦受萧统的影响,而好《文选》正是常州士人对乡贤及其著作的推崇。《赋钞》重版本、校勘、目录学,亦是受到在此长期讲学的校勘家及目录学者卢文弨开创的风气的熏陶。《赋钞》评点赋作喜以比兴的方式探究君臣大义,也是得益于常州庄氏今文经学的启发。《赋钞》是一部文学选本,同时也开启了作者后期学术研究的门径。

相似的内涵与不同的思路--朱彝尊和张惠言关于比兴寄托的论述及其后学的接受

比兴寄托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朱彝尊和张惠言是清代最重要的两个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领袖,他们的词学理论中都涉及这个问题,而且内涵有相似之处,但朱彝尊本人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并无进一步发挥,其后学也并不将其作为朱彝尊的重要理论贡献。朱彝尊的两篇序主要的动机是尊体,并提倡南宋词学。张惠言则不仅自己有意识地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理论,而且更加契合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士人心态,因而得到了后学的热切追随,并推动了整个清代词学走向了新阶段。清代学术非常重视师法,这两个流派的后学的传承和选择,可以从一个角度认识朱、张的核心理论,也可以揭示这两个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

推阐张、周说 妙不落言诠——谭献词学理论研究

谭献是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大家。他主要继承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念,并折衷调和浙西词派的 词学思想,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主张。

张惠言《易》学与晚清今文学

张惠言是晚清今文学兴起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学问介于朴学与晚清今文学的交界点上,他做的汉《易》学上承惠栋。然而根据现有材料,以考证的方法来复原虞翻《易》学,只能是破碎的。张氏不取考证学的方法,而是抽绎出虞翻《易》学的精义,再加入自己的体会,建构出虞翻卦象的结构体系,再凭借这个体系来笺释虞翻《易》注。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也算是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张惠言的礼学,也非考证礼学,而是与公羊家的礼学相通。他会通《易》与礼,其实也蕴含着公羊学在其中。张惠言的方法传给刘逢禄,同时对黄以周、曹元弼等也有影响。

论周济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

周济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说、词史说、南北融合说、浑厚说。前三说是对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词学思想继承基础上的提炼、发展和超越,后一说则是他自己的理论创新。周济建构了常州词派完整的理论体系,是该词派最主要的理论家。

“伤心人之伤心语”——评项鸿祚之词

项鸿祚是晚清词坛名家,学界对其词赞誉甚多,但论述多停留在"情真"、"感人"的层面上,对其词风的生成、特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实际上,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但家世已然败落。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他多感抑郁的情性,而生活的封闭性、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情感的细腻幽怨则决定了其词"苦艳郁深"、凄婉幽邃的风格。项鸿祚在创作上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而他有意识地借写苦涩缠绵的艳情抒发身世之感的艺术追求却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相一致,从而昭示了晚清词坛的新气象,开了晚清词坛以比兴入词之先河。

张惠言手批《山中白云词》述论

张惠言批点《山中白云词》,是在《词选》刊刻之后,批语主要分为编年、品评、探意三类,与《词选》的批评思路相一致。手批本更好地证明了董士锡论词时对于张炎的表彰和董毅在《续词选》中对于张炎的偏爱,这与张惠言的词学观念一脉相承。

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

孟子"以意逆志"说对中国古典诗学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学领域,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导源于这一阐释传统的。通过考察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发现自其创始人张惠言至谭献等人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逐步完成了将"以意逆志"之"志"由"作者之意"向"读者之意"的转换,最后将阐释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读者,给读者理解文本以充分的自由,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张惠言对词学理论的贡献

词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成果的不断成熟和丰富,是标志清词中兴的一个重要方面。张惠言的《词选》和《词选序》作为常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反映了这一词派的基本词学思想和主要理论观点。尤其是《词选序》,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上,在为词尊体、词的评价标准及作词和论词方法等问题上,明确阐述了常州派的主张;而且,较之此前的词学理论有明显的突破和创新,为整个词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同时,《词选》和《词选序》,在当时还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补救清代词坛上的阳羡派和浙西派之失,进而纠正整个词风,也具有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显隐并存:交游诗文产生方式及其影响——以赵怀玉与张惠言交游诗文考察为例

文人交游诗文历来备受关注,然其有显有隐。以赵怀玉与张惠言的交游诗文而论,两位常州精英之间既有显性的直接交游诗文,也有因共同好友触发而创作的相同题材的隐性交游诗文。从交游诗文产生方式考察两人交游及其影响,可以发现,文人交游及其影响有时候可能梳理出较为清晰的脉络,更多则是像赵怀玉与张惠言这样,有交游,但未必那么密切;有影响,但未必那么明显。这才是文化生态应有的样子,开放包容,无形万状,相容相生,相映生辉,乾嘉常州文坛正是如此。同道友朋切磋共勉、砥砺风发,不为家法、门户所限,亦无年龄、地位之别,最终成就了乾嘉常州文学、学术的辉煌。

桐城派与张惠言的汉学

乾嘉之际,张惠言在和钱伯坰、王灼等人的交游中,受到桐城派文学思想的熏陶。但他又超然自悟,由追求"明道"而转治儒经,成为精研《易经》《仪礼》的汉学家。张惠言侧重经学,却始终不弃辞章,其经学和文学倾向也与桐城派宗师具有鲜明的一致性。张惠言及其家人的辞章之学成为学术传播的媒介,其经学和辞章相需相济,相得益彰。

试论张惠言礼学的精神向度与历史意义

张惠言的礼学兼顾形式和内容,注重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走出宋明理学的虚寂,回归先秦西汉的社会生活。他将《仪礼》《周礼》《礼记》熔于一炉,既体现了其对仪文度数的细节考究与过程再现,也表现出其正俗经世的宏远意图,彰显出乾嘉之际的学风嬗变,同时预示了从乾嘉朴学到晚清经世之学的历史趋向。

言象、理志:张惠言“统乎志”的赋论及批评实践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继承汉代以诗为赋源的观点,提出其赋学的核心命题:赋"统乎志",包括"言象"和"理志"两个层面,其思维方法就是后来他在《易》学中总结的"比事合象""以象言志"。张惠言试图消泯赋"统乎志"与魏晋以来"体物"的赋体观之间的冲突,并建构以楚辞为转捩的文体源流系谱和以屈原为大宗的赋家系谱,最终达到推重赋体的目的。在批评实践中,或直陈喻义、追索本事,揭示作者之"志",或文本互证、勾勒意脉,揭示作者之"志"的呈现方式。既有经学的色彩,也有辞章学的旨趣。《七十家赋钞》将常州派重经世、桐城派重辞章的学术旨趣融为一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术与文章兼茂的追求。

从“自然生化”之视域到“易学消息”之视域--论张惠言“太极”观矛盾两面向之统一

张惠言以"消息"说总概虞氏易学之体系。其"消息"说的本源和动力皆为"太极"。他对"太极"之诠解,一方面立足于自然万物生化之视域,以传统之"元气"论来诠释太极,太极则为自然天地生化之本源;另一方面则立足于易学之视域,诠太极为"乾元",太极则为六十四卦之本源。最后他将自然之元气和易学之乾元综合起来,提出"乾元之气",以此贯通其"消息"说之始末。

曹元弼《礼经学》对张惠言“丧服表”之校正

《礼经学》属于清末民初礼学大师曹元弼受张之洞所托而编纂的经学教科书《十四经学》丛书之一。此书为曹元弼广采众家学说汇编而成的教课书,其主要内容多取自别家。此书第三章图表中的"丧服表"引自清乾嘉时张惠言《仪礼图》丧服表的前两节。曹氏自己并未制表,故对张氏表校正详尽。对此表的校正分为五类:删改其误,删其纷争,补其疏漏,删减文字,重置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