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张睦生平及其后裔事迹撷要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和福建省来说,唐五代之际的张睦是一位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张睦在闽担任椎务使,参与建设甘棠港,有力地推动了海上贸易,其德政受到福建人民的长久缅怀,堪称闽国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其二,张睦家族在福建繁衍生息,涌现出众多英才,其中不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举其要者,有其九世孙、著名爱国词人张元翰;十二世孙、出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张以宁;三十四世孙、廉能省长张元奇。我们对张睦本人及其后裔在海上丝绸之路和福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应该作出充分的估量。

章穆《调疾饮食辩》之代茶诸品医学思想文化探赜

[目的]通过对《调疾饮食辩》一书中所载的代茶诸品进行分析,探析茶之利弊和章穆所载代茶诸品的特色。[方法]运用文献学方法,将《调疾饮食辩》一书中所载的代茶诸品进行分类整理,结合《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太平圣惠方》等相关著作论述,对章氏代茶诸品的特色进行系统阐发。[结果]《调疾饮食辩》一书所列代茶诸品有51种,可分为三类,一类为中草药,如金银花、侧柏叶、甘草、麦门冬等;一类为果蔬类,如梨、龙眼、萝卜、冬瓜等;一类为谷类,如小麦、大麦、绿豆、扁豆等。章氏的主要思想是劝诫不可饮茶成癖,最好以他物代饮,但又肯定茶叶的药用价值,强调合理利用茶之偏性。[结论]《调疾饮食辩》一书其所载的代茶诸品,种类丰富,施用灵活,是其个人临床经验的总结,其中所蕴含的中医养生思想对当今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永乐大典目录》研究

《永乐大典》是明代编纂的大型类书,所收典籍多为宋元旧本。然大部分现在已经散逸。《连筠簃丛书》中刊刻的《永乐大典目录》,提供了了解《大典》全貌的钥匙,我们得以窥见各卷的大致内容。但其刊刻经过学人皆语焉不详。文章查阅大量材料,发现了刊刻者杨尚文之墓志,以及抄录者张穆的情况。

孔子作《左传》说源流考

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清人许伯政《春秋深》承绪张沐之说并恢扩之。近世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及毛起《春秋总论初稿》等并有流衍。

清代中州理学家张沐生平考

清初中州理学家张沐为夏峰学派中坚与起庵学派创始人,一生讲扬儒学,著述丰赡,对清代理学的传承与发展贡献甚巨。以年代为序,考索其生平行状,可为廓清清代理学面貌提供助力。

张南垣的生平、家族与交游—乔莱《张处士墓志铭》考略

造园大师张南垣是中国园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有大量的相关资料和论著。乔莱《张处士墓志铭》的发现提供了张南垣研究的核心材料,极大地推进了这一研究。采用史源学和年代学方法,根据《张处士墓志铭》提供的线索,考证了作者乔莱与张氏家族的交往,推断张南垣名“琏”而非“涟”,祖籍为松江华亭县,梳理了张南垣的家学传承与造园历程、张南垣的先辈与子孙谱系、张南垣的交游等内容。有助于深入认识张南垣的造园成就,完善更新张南垣研究的框架,进而剖析古代造园背后的家族、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运行机制。

关于新发现的戴震佚诗二首

在《星源甲道张氏宗谱》中发现了戴震的佚文《题二课居士兄弟〈怡怡图〉》(内含二首七律诗)和郑牧的佚文《张鲁池先生文集序》,对继续深入研究戴震提供了新的信息,又找到了戴震的文章知己张鲁池的资料,以及三人之间鲜为人知的日常交往佚事,为戴震坎坷一生的经历填补了某些空白。

顾张交往年代辨正二则

明末清初经师顾炎武与张尔岐的交往对二人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文章考订了顾炎武、张尔岐交往中的两个重要年代,认为:(1)顾、张初识于康熙元年壬寅即1662年;(2)亭林《与友人论学书》很可能作于康熙七年即1668年初春,而张氏回信则在该年夏季之后。

谁断了“牛舌案”?——宋朝留下的一历史悬案

包拯以擅长断案而闻名,传世史书多有记载,其中巧断牛舌案便是其所断“奇案”之一。长期以来,大家对此均无异议。但史书中还有张、叶宾、穆衍断牛舌案的记载,四者几乎完全一样。经考证,原来张、叶宾、包拯和穆衍四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审理了类似的牛舌案。

《蒙古游牧记》考辨

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是较有系统的蒙古史地著作。该著作资料翔实,是一部博览群书互相引证的佳作。但因为时代背景、个人知识所限,做出不少误引误考,本文就《蒙古游牧记》同治六年版,根据清代盟旗地图等资料,试图对其地名、人名误引误考进行考证和纠谬。

陕西军政府与辛亥革命

鉴于现有研究的泛泛而谈和未有令人满意的阐发,分析了陕西辛亥革命成立的军政府组成中各方势力的角逐、博弈以及军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策略。分析认为,军政府建立在新军、会党、留学生和同盟会的联合之上,但是会党、新军掌握了大权,同盟会则处于边缘地位;军政府树立"反满主义",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不同措施筹粮、筹款,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施政风格。

论《蒙古游牧记》自注

张穆《蒙古游牧记》是研究19世纪中期中国北方边疆史地的上乘之作。为了更好地记述内外蒙古各地的地理和历史变迁,阐明各种地名和人名的异同,书中采用自注的方法将大量的材料置于注文中,既保证了正文的简练通畅,又能很好地保留史料,深化观点,使自注与正文互为呼应,相得益彰。

宋学精神与汉学工夫——钱穆与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清代学术史是钱穆、张舜徽先生一块可见彼此异彩纷呈的重要研究领域。钱穆注重清儒宋学精神,张舜徽则欣赏清儒汉学工夫。在对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及其评价时,钱、张二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其实正是两人各自治学旨趣的一种透露。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中日现代化进程中观念冲突之一斑——以李鸿章与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的论战为中心

141年前,李鸿章和森有礼曾就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江华岛事件以及学习西方、变革服制、举借外债等问题在保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本文考察了森有礼于光绪元年腊月二十八日赴直隶总督府与李鸿章举行会谈的背景,并基于1899年出版的《森先生传》中揭载的对话记录,译介、分析了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指出,尽管李鸿章组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幕府,但由于无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未能建立独立的智库,以致他很难听到不同的意见,学到有价值的新知。因此,李鸿章与森有礼论战时无法占据明显优势也就在所难免。

论钱穆与张舜徽对刘知几的评价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对刘知几的评价,有着相当的不同。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可以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史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俞正燮、徐松等致张穆函札考释

张穆与同时代的学者们,如俞正燮、徐松、吴式芬、苗夔、潘曾玮等,有广泛的学术交往.本文整理刊布他们写给张穆的书信九通,这些信件的撰写时间为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八年,内容涉及张穆及其朋友的生平、«永乐大典»中辑佚书、道光年间图书刊刻等方面,有助于清代学术史上某些问题的讨论.

“三统并建说”与“综合创新论”——牟宗三与张岱年之中国文化构想比较

牟宗三与张岱年都对中国文化之未来充满关切,都基于自己的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了构想,开创了中国文化复兴的两个理论典范。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特质或基本精神的把握,对中国传统文化何以未能开出民主和科学的追问,以及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构想等三个方面进行疏朗比较,从而可以更鲜明地看到,牟、张二人的"三统并建说"与"综合创新论"之路各有其深刻与不足之处。他们的构想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沈辽的隐逸心态与池州地域文化之关系

归隐于池州之后,沈辽先前贬谪于永州的悲剧心态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这与池州与永州地域文化的差异关系甚大,可以说沈辽心态由沉郁转向旷达,池州特有的地域文化起到了甚为关键的角色。他以选择隐逸池州为乐,而池州的九华山、秋浦、齐山,以及池州的地域文化带给了他潇洒自得的心态。他又仿效李白、杜牧等人,开凿了池州的左、右二山,不仅为池州的地域文化涂上了浓厚的一笔,而且使它们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不可抹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