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交谊与诗名评骘:以杜审言诗名升降为核心

杜审言名列“文章四友”是初盛唐之际诗名并列传播文化现象的代表之一,但这一诗名组合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对此并未言及,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匹配。《新唐书》载杜审言的交往时间更是有误。相较而言,张说关于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学评论更能体现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而“文章四友”中缺少薛稷、宋之问,与当时诗名评骘的真实史貌不符。因此,《新唐书》是基于推崇杜甫的文化需求而塑造了“文章四友”,杜审言诗名由此逐渐升高,至明代更被胡应麟推为律诗之宗。“文章四友”和张说诗评的排序,反映出杜审言、张说与李、崔、苏、薛、宋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友谊。

宋璟劾奏张易之、张昌宗占相之事考证

从《宋璟神道碑铭》《旧唐书》《新唐书》《通鉴》等史料的记载入手,考证宋璟劾奏张易之、张昌宗占相之事,得出如下结论。武后季年,张易之、张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占相,朝廷对此事进行了两次推鞫。武后长安四年秋,韦承庆进行了第一次推鞫并希旨纵之。武后长安四年十二月,韦承庆、崔神庆与宋璟进行了第二次推鞫,韦、崔又欲释之,但宋璟上疏弹劾二张,欲诛杀之,这使得武后不悦,内史令宣敕令璟出。宣敕者为党于二张的杨再思,而非姚崇或者姚璹。在此事中,二张至少犯下了谋反罪、造祅书及祅言罪,均为死罪,但武后仍旧赦免二张,此事给朝臣、中宗造成极大震撼。

宋代方志在《宋诗话全编》补遗中的文献价值——以《会稽续志》为中心

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是迄今为止收录宋代诗话最为全面的大型图书,其中不仅汇集了一些原已单独编纂成书的宋代诗话,还整理了宋代各种著述中零散的论诗记载。然而,由于该书搜集资料不全,导致许多宋代诗话被遗漏。特别是在宋代方志类著作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诗话史料,编者却普遍忽略了这一部分文献。如《张淏诗话》仅有三十条,系从张淏《云谷杂记》中辑录,而实际上,还可以从张淏《会稽续志》中辑录诗话九十余条,是原书的三倍,如此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张淏诗话》的全貌。

“杖藜”事象的形成与书写——宋代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杖藜”成为诗歌用语,始于唐代,杜甫是其主要的使用者。经过杜甫诗歌的反复书写,“杖藜”具有了诗歌事象的功能,杜诗也为“杖藜”事象提供了基本的情境内涵。“杖藜”事象的凝定,则要经历宋人接受杜诗的过程才能完成,宋人诗歌中的“杖藜”事象承自杜诗,但又通过持续的书写沉淀下新的诗歌意蕴,构建出更具宋诗风貌的诗意世界。

《金匮要略》成书新考——兼论宋以前整理者对张仲景原文的增改

文章通过考察唐以前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张仲景著作的记载,发现今本《金匮要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开始校正之前,便已经过历代整理者的更名、增删和校改,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提出关于今本《金匮要略》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北宋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部以张仲景著述为主体,经宋以前历代整理者增、删、校、改,成书于唐以后的医学著作;《金匮要略方》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在《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校订而来的,初刊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其成书年代为北宋。

张颂的播音发声思想研究

张颂对播音发声十分重视。他不仅准确界定了播音发声在中国播音学中的地位,确立了"字正腔圆"、"不浓不淡"的播音声音规格,而且还对呼吸、吐字、共鸣等播音发声关键、难点技法进行了准确、简明的诠释,对播音中情、声、气的关系也作了深入探究。张颂的播音发声思想丰富并深化了播音发声理论,对我国的播音理论建设、播音实践及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

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忠义"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使之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北宋立国之后,"忠义"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此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

歙县南乡婚嫁撒帐歌

歙县南乡清代婚嫁迎亲拜堂时,不用鼓乐,撒帐歌的吟唱是掀起热闹气氛的重要方式,因此歙县古代的撒帐歌无论是形式与数量都显得丰富多彩。撒帐歌词内容大多是吉利、祝贺语,也保留了婚俗本身许多仪程内容,更重要的它是古代性启蒙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辨疑

世传章惇所言"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一语,并不见于宋人所记的有关原始史料,仅出自元人所修《宋史·徽宗纪》之"赞"语。明人《宋史纪事本末》最早将此语及其关联史事演绎为历史场景,后被清人《续资治通鉴》所沿袭并固化为史料,使得相关观念一直流传至今,体现了史家对史料文本主动改造以适应道德化史观的历史轨迹。

张载思想研究的历史回顾

张载弟子较早地对张载思想作出恰当的评论。程朱从理本立场对张载思想进行解读和定位,奠定后世学人对张载思想的基本认知。张载思想受到心学体系的关注,但明清时期对张载气学思想内涵的发掘和高扬,导致理学展现出复归张载思想的趋向。近代以来,学人们摆脱道统观念或理学窠臼,不断对张载思想做出体系化解释,张载思想的多方面内涵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张载“取洮西之地”辨析

本文从文献记载与洮西之地、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对陕西沿边与西夏地界的认识等三方面,阐述了历史上不同洮地、洮水所处地域,并对哲学史界"洮西地即西夏占领地"的传统说法予以辨析,从而证明张载对陕西沿边形势与沿边地理有清晰的认识,后人对"取洮西之地"有误解。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唐宋时期留居广州的外国穆斯林商人

唐宋时期,来华贸易的穆斯林商人大都富有,他们在香料、珠宝行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中国史籍中有关他们的记载很少,但零星的片段使我们对于他们的事迹稍有了解。广州曾有蒲希密、蒲亚里、辛押陁罗等著名外国穆斯林商人,他们对海外贸易贡献显著。从蒲希密的故事,可以了解到十世纪末年广州存在着蕃长,蕃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从辛押陁罗的故事,可以对伊斯兰教法的遗产分配和辛押陁罗和养子之间的"瓦拉"关系进行了诠释。

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宋翔凤继承了张惠言以“比兴寄托”为核心的词学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论词的着眼点由读词时挖掘“微言大义”转向作词时的抒发感情;二是比较注重词的体性特点。在常州词派的发展过程中,宋翔凤起了承前启后的中继作用。

张载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思想

本文认为,吕大临《行状》和《宋史》张载本传所谓受《中庸》而读之、访诸释老、反求之六经等三次转折都属于张载的早期学术活动,并按早、中、晚三个阶段逐一考察了张载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张载的关学思想体系成熟于晚年,其理论纲领是以"天"为核心概念,以"天"、"道"、"性"、"心"为概念序列的。

试论北宋忠节观建设的成效——以楚政权和南宋建立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建立后,十分注重忠节建设,金人入侵、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则是对其成效的一次集中检验。尽管许多士人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颇受时人和后人的指责,但恰恰是从张邦昌这个所谓的"叛臣"在被逼登基前后的内心挣扎和外在表现上,可以看到北宋忠节建设的成效;士大夫对楚政权不合作、不认可的态度和对宋室的拥戴、扶持,也构成鲜明对比;宋王室在仅存庶子、废后的情况下仍能迅速重建南宋王朝并维持一百五十余年统治,忠节观念的建设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炼丹术与宋代冶铜业革命

“胆水炼铜”是两宋时期冶铜业中的一项重大技术革命,盛极一时,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过重大作用。通过对道教炼丹术千余年中炼丹士对“化铁为铜”现象的认识过程的详细梳理,认为宋代“胆水炼铜”实际上是炼丹术衰落转化的产物,并进而提出宋代炼丹术对当时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观点。

金融理念与文化交流——张嘉璈与宋子文金融思想比较

张嘉璈与宋子文的金融思想各具特色,张嘉璈强调服务工商,依靠商人,认为银行是经营生意;宋子文偏重服务政权,凭借权力,认为银行职责是统率金融。他们的金融思想包含着共识,两人都坚信银行必须保持独立,维持信用,服务于经济建设。他们的金融思想是不同社会存在的反映,更源于对世界不同金融流派的吸收。其金融理念为中国金融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并且再次证明兼收并蓄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原则。

从《文章正宗》的编选体例看真德秀的选学观

真德秀的选学观深受唐代古文运动的浸润,也深受南宋程朱理学重道轻文的文艺思潮激扬。《文章正宗》其文体分类、先后次序、选文范围等,体现了南宋正统文学重视作家道德修养、轻视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风尚,同时反映了真德秀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在选学领域的申发,烫烙着南宋偏安王朝的社会印痕,褫夺了文学以抒情为基本特质的功用。

北宋张耒古体诗用韵考

北宋晚期诗人张耒的古体诗阴声韵偶有通叶,阳声韵m、n、N尾不同程度地混押,个别尤侯部唇音字已转入鱼模部,不同摄的入声韵混押情况较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江淮方言的语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