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下)

8月,北大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提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8日,北大评议员召集会议,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引发胡适、高一涵、皮宗石、王世杰、丁燮林、王星拱等之反对。28日,北大乃又召集评议会、教务会联席会议商讨,意见分歧如故。次日,《北京大学日刊》分别发表由胡适等17人签署的《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以及由周氏等17人签署的《为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又发表由周氏等41人签署的《反对章士钊宣言》。此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一大分裂也。由此而至明年之“三·一八”事件,周氏日后省思,正乃中国知识分子斗争史之一转捩点。

皇姑屯事件后奉系的老辈辅政与代际交替——以杨宇霆、张学良为中心

皇姑屯事件后,奉系出现老辈辅政的局面,张学良成为弱势领袖。其间,杨宇霆在整理军政和易帜谈判中出力甚多。但杨宇霆的“勇于任事”却使张学良的猜疑日渐加重,在劝导无效后,张学良发动了杨常事件。事件善后中,张学良努力营造事件的“合法性”,奉系内部与国内外舆论却并不认同。杨常事件后老辈辅政无形瓦解,张学良也在东北上层确立了权威,这深刻影响着东北政局的走势。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 ,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 ,致使沈阳失守 ,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 ,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 ;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 ,所以 ,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 ,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 ;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 ,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 ,非为不抗日 ,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和关注,也引发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同时,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际新闻舆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对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 ,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 ,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 ,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 ,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 ;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 ,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 ,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 ,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 。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闻天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统一全党共识,引导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决策;既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又不依赖和不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坚持从实际出发指导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措施。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把握有利时机,以实际行动向国人表明中国共产党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和诚意,并大力争取民主权力,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创造了条件。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的策反。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在张之洞通缉与劝说的两手交并使用下,邱菽园选择了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

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

七七事变期间,身为第29军所部第38师师长和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究竟有怎样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又有怎样的苦衷,以致他一度蒙受"汉奸"的骂名而无法辩白?时至今日,学术界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仍然无法作出恰当的评价。详考史料可知,张自忠服从军长宋哲元之命,留守平津,与日方周旋。1937年7月8日至10日,他和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大局,在北平与天津同时交涉。7月9日,秦德纯与日方口头约定同时撤军。此后,张自忠具体负责交涉,并与日方签订了7月11日协定和7月19日"细则"。第29军在所谓不追究事变责任、道歉、"共同防共"等问题上先后作了重大让步,以换取日方撤军。7月底日军发起侵占平津地区战役,张自忠奉令留守北平,一方面力图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掩护第29军撤离。史实表明,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的所作所为,是力争在国家领土不失的前提下维护第29军的地位,这才是他"忍痛含垢,与敌周旋"的良苦用心。

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

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的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复杂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形成了完整的、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国家观。他发动西安事变是将自己的国家观见诸实际的惊世之举。在中华民族走上全面振兴之路的今天,进一步探讨张学良为统一救国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内心境界,对最终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推动全面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具有多方面启示。

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考察

口述历史是记述历史的方法之一,即通过当事人或者目击者对历史事件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是将记录历史、发掘历史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一种史学研究形式。人物的口述历史之所以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它对历史将产生重要影响,并可以使后人跟随口述者走进历史现实。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以张学良先生的自述为主体,比照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以往各种书籍与资料的谬误与不足。从主政东北直至西安事变,张学良爱国思想及其对日态度是不断变化的。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透视张学良思想演变的原因与过程,进而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

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的回忆,提供了研究不抵抗主义的新证据、新视角,也引发了不抵抗主义谁之过的认识分歧。揆诸史实,张学良关于不抵抗命令出自自己、蒋介石并无此令的回忆,是确实的;但他关于对日军侵略情况误判的回忆,以及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张学良服膺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和蒋介石在万宝山事件后的相关指示,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九一八"事变前后,张蒋在"力求避免与日人发生冲突"上达成高度共识,其实行结果就是不抵抗。实际上,不抵抗、诉之国联是国民党当局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针。

简论1935-1945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

日本侵占中国"南满"迫使苏联势力退出"北满"。苏联为避免与日本冲突,在获取一定权益后退守西伯利亚东部与中国外蒙古。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是日、苏瓜分中国"满蒙"之侵略事件。1945年苏联对日作战是日俄战争以来俄(苏)、日在远东矛盾与争夺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必然结果。

九一八后张君劢民族复兴思想初探

在九一八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民族复兴思潮中,张君劢是率先倡导和自觉传播民族复兴观念、具有比较系统的民族复兴思想并身体力行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民族自信心"是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民族主义是民族复兴的基本原则;民族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本目标;"对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贡献"是民族复兴的"最大责任"。

张学良的对日外交析论——以“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中对日外交策略为中心

1928年张学良作为东北最高负责人,在处理"皇姑屯事件"与"中村事件"中,遵循"力避冲突"的主要原则,斗智斗勇地与日周旋,成功地化解了张作霖被害后被动的东北政局,维护了地区稳定,同时排除日本势力干扰实现东北易帜和国家统一,取得对日外交战略上的成功。然而张学良在对日外交中也确有一定失策,其表现为:没有利用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向日本施压;其难以克服的恐日症思维在与日本交涉中难有进一步的作为;不善于打外交牌错失交涉资本,因此造成对日外交的诸多困难。张学良"隐忍"的外交方针造成日本方面对张学良政府软弱的判断,为此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埋下伏笔。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张学良世纪传奇》读后

张学良是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不能以此作为历史记载的根据。以张学良自述为基础写成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由于在史料选择上过分偏重张学良本人的回忆 ,因而在“九·一八”不抵抗、“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的记述上和大量第一手资料显示的历史真相存在距离。这提醒我们 ,历史回忆不等于历史真实 。

刘鼎与西安事变

受党的委派,作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刘鼎,为促成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探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真心拥护他,证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动机是逼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害蒋之意;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自己发动“兵谏”犯了“以下犯上”之罪,只要全民族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愿亲自到南京接受惩罚;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是促使张学良不得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原因;张学良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北“三位一体”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这足以迫使蒋介石放自己返回西安。

中日现代化进程中观念冲突之一斑——以李鸿章与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的论战为中心

141年前,李鸿章和森有礼曾就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江华岛事件以及学习西方、变革服制、举借外债等问题在保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本文考察了森有礼于光绪元年腊月二十八日赴直隶总督府与李鸿章举行会谈的背景,并基于1899年出版的《森先生传》中揭载的对话记录,译介、分析了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指出,尽管李鸿章组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幕府,但由于无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未能建立独立的智库,以致他很难听到不同的意见,学到有价值的新知。因此,李鸿章与森有礼论战时无法占据明显优势也就在所难免。

张作霖集团与日本的恩怨

张作霖深知,欲在东北立足,须求得日本的支持,因此,大力争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方面意见分两派:一派认为张作霖可以作傀儡,另一派认为他不够驯服,一再要处死他,终于还是把他炸死了。张学良子承父业,日本认为他更不驯服,公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奋起抗战,抵抗侵略,取得了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