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项梁并非因骄傲轻敌而败

以《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等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项梁因骄傲轻敌而败。吕思勉《秦汉史》则认为,此为“诬辞”,并非事实。吕氏所言准确。兵力上的敌众我寡、粮草供应上的敌有我无,是项梁败亡的首要原因。情报不足是项梁败亡的另一重要原因。项梁“不知彼”,对于章邯军的变动情况了解不多,从而导致防备不足。项梁在接连取胜之后,确实曾“轻秦,有骄色”,但为时不久。在“章邯兵益盛”之后,项梁对秦军的态度就转为重视和“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寻求盟友的支持。因此,不宜将项梁已改正的“轻秦”与后来的战败联系起来,当作项梁战败的原因。

论张锡勤先生对梁启超心学思想的研究

张锡勤先生对梁启超心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分别从心学之社会作用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两个维度对梁启超的心学思想渊源进行了解释,通过对思想与时代的相互作用考察了梁启超心学思想的发展逻辑与脉络,进而又从宗旨与效果的辩证分析上对梁启超心学思想之历史作用进行评定。对于张锡勤先生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学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张锡勤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之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原则,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梁启超心学思想之时代价值和当代启示。

晚清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论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受到明治时代日本不同派别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并深入讨论帝国主义问题。梁启超等人接受日本近代国家主义者的论述,认为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是19世纪以降国际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中国人应该明晰世界大势,认识到中国所处的险恶的外部环境,进而思考振衰起微之道。章太炎、刘师培则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从经济层面与哲学层面剖析、批判帝国主义。而从晚清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巨大危害,但缺少构想一种更为平等与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张鹏翮《忠武志》初探——兼与《忠武侯祠墓志》比较

张鹏翮编纂的《忠武志》,是清人辑录的第一部诸葛亮资料汇编。此书搜集整理了历代以来有关诸葛亮的历史文存,以纪念武侯,教化世人,其目的是宣扬忠君爱国思想,垂范后世,具有强烈的政教意识。《忠武志》后与南阳知府罗景所编的《卧龙岗志》合为《诸葛忠武志》,对清代以来诸类志书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以李复心所编《忠武侯祠墓志》最为突出,将两书进行比较研究,可见二者在编纂上各具特色。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 ,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 ,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 ,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 ,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 ;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 ,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 ,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 ,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 ,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 。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 ,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 ,致使沈阳失守 ,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 ,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 ;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 ,所以 ,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 ,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 ;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 ,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 ,非为不抗日 ,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

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事变前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中共对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反应、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及事变的发起与解决过程看,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观念上的冲突.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蒋介石自我中心的内外政策,才大大促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进程.

张炳厚教授应用三两三的经验

对张炳厚教授应用三两三的经验加以总结,张炳厚教授将三两三加减为疼痛三两三,以行气活血、通络止痛,用于治疗风寒湿痹;认为心脉瘀阻是胸痹的直接病机,应用三两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同时根据本虚的不同及兼夹病机,选用益气、养阴、化痰、行气之药为辅,治疗各种类型的胸痹,反映了张炳厚教授师其法不泥其方,治贵权变的学术思想。

以军事斗争促进和谈的成功范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启示

西安事变期间,面对强敌环伺,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坚持"三位一体"军事格局,厉兵秣马,积极防御,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谈判,以坚定态度促进和平实现;事变甫发,身为军人的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领导人立即进行了针锋相对、果敢应变的战略部署;事变中期,面对南京"主战派"步步进逼,先是提出转入外线,灵活制胜的大胆设想,继而又构思了诱敌深入,智勇取胜的军事计划;事变后期,针对蒋介石回南京后所谓"善后处理",展开了严阵以待,决而自卫的奋力抗争。灵活有力的军事斗争,显示了"三位一体"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坚强决心和坚不可摧的团结精神,有力地控制了局势,稳住了阵脚,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促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张良英教授分期论治滑胎的经验总结

介绍张良英教授分期论治滑胎经验。张良英教授分两期治疗本病:未孕前以预防为主,采用补肾益气,养血调经,调补冲任,给予自拟助孕Ⅰ号方、助孕Ⅱ号方或扶正固本方。孕后以固冲安胎,对症治疗。胎元未殒,安胎止血为主,用自拟保胎饮;胎元已殒者,以下胎益母为主,采用刮宫术去胎、引产术去胎,中药以生化汤为主加减应用。

张良英教授辨治肺子宫内膜异位症经验初探

肺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罕见难治疾病,云南省妇科名中医张良英教授根据月经周期性变化的生理特点并结合西医的病因病理分期辨证施治,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

张良英教授止崩Ⅰ号治疗脾肾两虚型崩漏止血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止崩Ⅰ号治疗脾肾两虚型崩漏止血疗效及对不同年龄组患者疗效的差异。方法:将90例脾肾两虚型崩漏患者分为青春期、生育期、围绝经期3个年龄组,每组30例,均内服止崩Ⅰ号,经统计学处理后总结止崩Ⅰ号的止血疗效及对3个年龄组止血疗效进行比较。结果:90例患者总有效率为95.6%.其中,青春期崩漏患者有效率为96.7%;生育期崩漏患者有效率为96.7%;围绝经期崩漏患者有效率为93.3%,3个年龄组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止崩Ⅰ号治疗脾肾两虚型崩漏止血疗效显著,且对不同年龄组患者的止血疗效相仿,在临床上可推广应用。

刘鼎与西安事变

受党的委派,作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刘鼎,为促成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看其党派观

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接触,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西安事变更是与共产党密不可分。从张学良对共产党认识历程的疏理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只为国家、非为政党和主义而献身的党派观,从中可见其政治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以及由旧军阀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心路历程。

张学良中原大战中立立场动机考

张学良等人认为:如若支持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东北军必须接受财政统一和军队编遣,从而丧失独立性。有鉴于此,他一反常态在战前选择"中立",与蒋保持距离。大战伊始,他向蒋示意出兵,在对方允诺华北地盘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后,迟迟不付诸行动;临近战争结束,面对败局已定的反蒋派,既未在政治上指责,也未在军事上落井下石,而是有意无意地彰显逆转战争结局的可能性。尽管蒋介石恼怒他"不知党与革命为何事",却不得不承诺:战后东北军继续维持财政与军事独立。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张学良世纪传奇》读后

张学良是对 2 0世纪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他关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不能以此作为历史记载的根据。以张学良自述为基础写成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由于在史料选择上过分偏重张学良本人的回忆 ,因而在“九·一八”不抵抗、“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的记述上和大量第一手资料显示的历史真相存在距离。这提醒我们 ,历史回忆不等于历史真实 。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探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真心拥护他,证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动机是逼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害蒋之意;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自己发动“兵谏”犯了“以下犯上”之罪,只要全民族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愿亲自到南京接受惩罚;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是促使张学良不得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原因;张学良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北“三位一体”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这足以迫使蒋介石放自己返回西安。

梁启超的“文献学”概念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梁启超是"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阐释者,但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阐释的意义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阐释,标志着中国"现代"文献学的萌芽,其内容影响了郑鹤声兄弟和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

西安事变张学良释蒋送蒋的深层动因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释蒋送蒋看似突兀,然而深入历史的表面背后可以看出,全国舆论的压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调整和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综合影响,才是张学良释蒋送蒋的深层动因。

张良“退隐”原因初探——兼论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想

张良在汉兴后"隐居静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政治、个人等诸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张良深受秦汉之际道家思想的影响: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思想有所不同,道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法家及神仙方术等思想的影响,呈现出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政治、社会、策略、修身养性等各方面均有所侧重。所以,在张良身上存在着入世之"道"和出世之"道"两种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并不矛盾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