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欢娱:徽州忠义神崇拜的形成与发展——以汪王神、世忠庙神、双忠庙神为中心

徽州忠义神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带有儒家价值观的神灵崇拜,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现实人物到忠义神灵,从小范围的民间祭祀到整个徽州的信仰活动,忠义神信仰发生了量到质的蜕变,这些变化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双向推动,而徽州社会对忠义神信仰的实践也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信仰图景。

月亮意象:从古典到现代的流变

月亮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蕴涵着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朦胧幻象。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将月亮意象融入了西方现代派的笔法,为古典月亮意象注入新的内涵,成为人性异化的绝妙缩影。张爱玲在其基础之上,又生发出融会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多重释义,成就了月亮流动变幻的意象内涵,完成了月亮意象从古典到现代的流变。

对鲁迅与章太炎的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章太炎与鲁迅对浙东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显示着"鲁迅与章太炎之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革中的文化意义。章太炎与鲁迅所确立的"取今"与"复古"的变革取向及其对"魏晋文学"观的选择,构筑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浙东文化"背景。

鲁迅与张承志

张承志是当代明确对鲁迅表示过尊崇的一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张承志的小说创作还是散文随笔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的气息。张承志和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精神联结首先体现为“母亲情结”,但张承志对母爱的情感意识不但满足了他个人生命的需求,而且寄托着作家的个人理想;而鲁迅对母亲的主体意识更趋向一种爱与孝,认同与批判的双重精神世界。张承志由母亲而生发的“人民情愫”,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他远不如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系完整和深刻。张承志在精神层面上延续着鲁迅的决绝姿态,他“以笔为旗”,而鲁迅是“以笔为枪”。张承志是用笔来寻找文学的存在意义,鲁迅则是托命这支笔来开拓存在意义的人生。

《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

本文主要根据法藏敦煌文书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及从非常著名的《张淮深碑》抄件(S.6161A+S.3329+S.141564+S.6161B+S.6973+P.2762)卷背诗文中新找到的相关记述,对这些文书及其折射的归义军史诸问题进行了辨析考证。指出:《张淮深墓志铭》为葬后补写,当撰于索勋当政期间,即景福二年至乾宁元年(893—894),略晚于同是张球所撰作的《索勋纪德碑》;通过对上述文书及当时敦煌史事的分析可知,索勋掌权后曾有过迁改葬张淮深及其诸子以安抚张淮深旧属等举动,表明在张氏家族的内讧争斗中索勋的态度相对和缓,不像张淮鼎、张议潮十四女及李氏诸子那样激烈;与张淮深同时遇害的主要就是其与陈氏夫人所生六子,并无陈氏本人,张淮深其余儿子则因非陈氏所生而没有死于此难,推测张淮深当与诸嫡子政见一致,而诸庶子在此次血腥政变中的地位与作用特殊;张球撰作上述文书时非常用心,遣词用字均仔细斟酌考虑,透过其于字里行间的隐晦表述,我们既可以索解出部分研究线索,又可以感受到张球与张淮深感情之深厚与行文之老到。

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

大中十年(856)唐朝遣使册立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可汗一事是晚唐西北史的重要篇章,本文结合传世的诏令、史籍、敦煌发现的《张议潮变文》和西安新出《李浔墓志》,对于这次事件的全貌,特别是使团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的详细情形做了深入研究。

鲁迅小说不如张爱玲小说吗?

在美国的汉学界,从夏志清到王德威,都认为张爱玲是比鲁迅更为优秀的、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本文通过对鲁迅与张爱玲小说的比较,尤其通过对夏志清有关鲁迅小说艺术批评的再审视,得出结论:张爱玲与鲁迅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作家,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甚至以为前者创作成就超过后者,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伪命题。

再评张勋复辟中的倪嗣冲

有关对张勋复辟过程中倪嗣冲的评价,学术界有褒有贬,整体上是贬大于褒。倪嗣冲积极参与了张勋复辟的整个过程,不仅参加了张勋召集的徐州会议,而且与段祺瑞、张勋、清室复辟派等保持了密切交往,但是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倒戈相向。整体上看,倪嗣冲在这一过程中功大于过,为粉碎复辟、捍卫民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巡籍贯考述

安史之乱时,张巡血战睢阳,力抗叛军,以身殉国。新、旧《唐书》皆有传,历代诗文也有不少谈及他的生平、籍贯的。然而,说法不一,“邓州南阳说”“蒲州河东说”“睢阳说”莫衷一是。笔者翻阅了大量资料并经实地考察证明,张巡祖籍在唐代蒲州河东(今山西芮城),出生地在邓州南阳(今河南邓州),战死在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因殉国时,身首支离,三地皆招魂而葬。

鲁迅的“魏晋文章”与章太炎——论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之二

鲁迅"魏晋文章"风格的形成,源于他早年在越地对"魏晋文章"的喜爱。章太炎则提升了他对"魏晋文章"的自觉,并以一种既严密锋利又博大深厚的文风,影响到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传承与发扬。

论张天翼对鲁迅小说风格的继承

张天翼因为鲁迅小说的影响和启发而走上了左翼文学创作道路,而且他自成一体的创作风貌便是在学习和继承鲁迅小说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

《诗经》研究向来有所谓"汉学"和"宋学"的研究方式之分庭。"汉学"强调"章句训诂","宋学"强调"义理"的发挥。朱熹的诗经研究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努力在把握《诗经》文本自身意蕴的基础上,着力探讨《诗经》与《易》、《礼》、《春秋》、《四书》等所不同的特殊的审美特性———这就是"《诗》可以兴"。对于《诗经》的诠释在于"讽诵涵泳",而"章句训诂"的功夫更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批判与缅怀:疗救“乡土中国”的思考与实践

鲁迅和张恨水对于乡村与城市、农民和市民的认知有抽象和精准之别。鲁迅的认知相对宏阔,在其小说中,农村、农民大多是抽象化的场景和群体,其重点是在拷问农民灵魂的麻木和愚昧。与之相对,张恨水的认知则比较精确,张恨水的小说虽然也含有对乡村、都市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但是他更多的是如实反映乡村大环境中的农民个体和农民生活实况,甚至兼及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心理的变迁,细致而入微,虽然并未触及灵魂本质,但也提出了城乡对峙等值得探讨的严肃问题。

鲁迅与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

鲁迅与张爱玲这两位分属于两个文化时代的作家,在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个人生命体验等方面,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对人性的缺点都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特别是对女性都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但不同的是鲁迅是站在救国救民的高度来审视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张爱玲则始终站在潮流之外,发掘表现人生和人性的种种丑陋肮脏,她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

春秋战国诸子关于道德之价值的认知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进程中,儒、道、墨、法和纵横家分别探讨了道德的价值。孔子、孟子、墨子、老庄与荀子所主张的道德内涵不同,但他们都充分肯定甚至夸大了道德的价值。韩非子与他们不同,把道德与政治剥离,纵横家则进一步提出了道德价值有限论。

身份的迷失与寻求——试论张爱玲与鲁迅小说中的文化反思

20年代,鲁迅开启了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的伟大工程,40年代,张爱玲继承并发展这一伟业:1.通过固守传统者身份的迷失,鲁迅反映传统文化吃人的角度主要是从社会——外向视角,而张爱玲立足社会,又集中在家庭——内向视角,从“外人”帮吃,到“内人”帮吃反映得更为深刻;2.鲁迅笔下的人物仅是被吃,而在张爱玲笔下不但被吃,而且还自吃、吃人,张继续关注女性并进一步推出女权主义;3.鲁迅、张爱玲都表现传统文化“恶”与西方文化“恶”合流之后更具有吃人性,但张爱玲把封建社会逐渐被资本主义打败这一过程表达出来;4.张爱玲与鲁迅都关注小人物悲剧,但张爱玲从鲁迅的横截面、单一悲剧发展到丰富的生活、多重悲剧,并深刻地发掘了人性。这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何以不“团圆”——论鲁迅、张恨水小说的悲剧结局

结局是整体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作者思想的凝聚,是探索作家创作意图和衡量作家艺术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结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主人公常常依赖偶然的因素获得悲喜逆转的大团圆结局,鲁迅和张恨水对于小说结局的处理抛弃了这种大团圆模式,热衷于以悲剧收场。他们认为,作品应该扎根于真实的土壤之中,结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客观逻辑,大团圆结局并不是真实的人生体验。而悲剧因为更能调动情绪所以更易震撼人心。虽然二人都摒弃了大团圆结局,但背后的思考却有殊异:鲁迅在对结局的思考中纳入了对于"瞒与骗"、喜好大团圆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个人"走"的生命哲学,而张恨水则更多的是从现实人生和读者的猎奇心理入手,从精妙的艺术情节的构思中对结局进行布局。无论如何,二人的艺术构思及对结局的处理都在无形中对读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张天翼:鲁迅小说风格的传人

在许多文史家那里,张天翼仅仅被视为一个受过鲁迅影响的左翼作家。然而在笔者看来,张天翼实在是鲁迅小说风格的独家传人,张天翼所受鲁迅的影响要远远超乎于他们的评价。本文拟在细读文本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试图揭开张天翼与鲁迅在小说文体方面千丝万缕的吸收与继承关系。

张勋复辟时期各界态度走向——以《盛京时报》刊载的报道为例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局动荡,张勋趁府院相争之际图谋复辟,而《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人创办于奉天的报纸,以其独特的立场与视角对张勋复辟进行报道,内容尤为丰富,以此可以看出当时各界对于张勋复辟的态度走向。

王叔和生平史迹考辨

王叔和青年时代生活在襄阳,并接触医学,与卫汛友善,或曾受学于张仲景,后到许昌为魏太医令,并敕赐"药王";在任太医令期间,收集整理了张仲景遗论,晚年行医于麻城,并集魏晋以前医学之大成,编纂《脉经》,公元280年病逝于麻城,葬白果药王冲老爷山,药王冲王姓家族为其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