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新知:《本草正》中药之“毒”的知识来源研究

《本草正》是明末审视中药之“毒”的重要本草著作,考虑到《本草纲目》是明以前本草药物知识的集大成者,对二者文本结构与论述细节进行对比后,确认两书在知识书写上确有渊源,进而探讨其背后的医学理论,发现该书关于“毒”与气味关系的讨论应另有来源。因此将“毒”与气味的关系作为《本草正》中药之“毒”衍异知识的核心进行考察,得出与金元医学及其后续医家的相关理论存有密切联系,也采录自当时流行之医疗观念,且寒凉时弊的盛行也推动了其衍异知识的形成。这些揭示出《本草正》所含中药之“毒”知识的丰富性与先进性,显示了其与明末现实医疗需求相适应的倾向。

贯穿于幽明之间:王船山《张子正蒙注》论“鬼”“神”

在王船山思想中,“万物—鬼神—阴阳”呈现出宇宙絪缊不息、生生变化之过程。在船山看来,万物都是气根据屈伸往来的法则裁制而出,体现了神化的神妙性、感通性。鬼神和礼乐都是气的表现形式,礼乐是气在道德层面的“明”,鬼神是气在自然层面的“幽”,“幽明无二理”,鬼神贯穿于幽明之间。人通过存神尽性与鬼神合其德。与神一样,鬼也具有重要价值,为人的死而不亡提供了保证。以心之至诚敬鬼神是对礼义的更深层次的贯彻,人道与鬼神之道的一致性可谓是船山鬼神思想的终极价值。

张元济与《古本戏曲丛刊》出版

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史诗级的工作。《古本戏曲丛刊》自1954年由郑振铎发起出版,至2021年历时六十余载完成全部出版。张元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关心《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工作,并曾校阅《古本戏曲丛刊》部分样章、补充若干珍稀版本。本文就张元济与《古本戏曲丛刊》,系统爬梳、整理相关书信及其他史料,做初步研究,力图对张元济研究能有所补充。

张学醇《医学辨正》学术思想探析

《医学辨正》为清代医家张学醇编纂的综合性医学书籍。该书整理了《黄帝内经》中的辨证思想,结合作者多年临床心得,对诊断、经络、各类疾病的辨证治法与方药进行综合全面的论述。张氏勘误众家,专力《内经》;强调四诊,尤其是脉诊的重要性,提出了独特的脉学思想与脉诊方式;以阴阳统领八纲进行辨证;所载方药鉴古而创新,方剂精简、用药轻灵。张氏脉学理论与脉诊方法对脉诊渐被忽视的当今中医学界亦有很大的学习借鉴及思考的意义。其临证方药对当今过用大方、久方的临床实际情况亦有很强的反思意义。

“新五性”与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以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为例

"新五性"是笔者针对报告文学的"旧三性"而从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创新理论。它既为文体特性,也是价值标准。它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观念更新与审美新变。这一点,在史传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而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作为其中不同年龄和文体流派的新老作家,在这方面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以他们为例进行补充论证,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流变。

张从正攻邪理论研究

从理论来源及临床应用等方面较系统地探讨了张从正的攻邪理论。张从正主张祛邪以扶正,认为外邪是导致热病发生的重要因素,气血壅滞、肠胃不洁是热病发生的内在关键;治病善用汗、吐、下三法,并将刺络放血法归于汗法范畴,扩大了汗法的应用范围。

我国高水平女子链球运动员张文秀和王峥投掷技术特征研究

通过专家访谈、运动学测试、动力学测试和肌电测试等方法对我国高水平女子链球运动员张文秀和王峥投掷技术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链球的旋转助跑技术表现出"转动+平动"的技术特征,摆动腿SEMG具有积极主动着地运动特征;中国高水平女子链球运动员转换技术具有"低、平、快"技术特征,最后用力阶段具有右腿"快着地"技术特征。

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

近五年来,出现了“张居正研究热”,有关论著明显增加,主要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学术思想及比较研究等。近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一些不足之处。

腐败与弊政:张居正施政的另一面

长期以来，学界把首辅张居正的施政视为“改革”行为，把万历初政称为“改革”的政治，而忽视了万历初年的腐败与严重积弊。实际上，从嘉靖前期革新以来的大背景考察，张居正辅政时期的腐败与弊政现象是极为严重的，且愈演愈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无视这一点而一味称颂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除弊措施是偏颇的。

胡应麟论郑樵

郑樵是我国南宋著名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明代浙东学者胡应麟对郑樵学术进行了深入研究 ,指出了郑樵的得失关键所在 。

试论万历年间的“倒张运动”

张居正作为彪炳史册的大政治家、改革家,被誉为"救时宰相",其卒后却受到了清算。"倒张运动"的发生是神宗、阁臣及众多官员一起推动的结果。"倒张运动"使得张居正推行的改革被否定、叫停,使明朝失去一次重振的机会;运动结束后并未出现一段时间内政局稳定、政令通畅的局面,而是变得更加混乱,朝臣间的门户分化渐趋明显,明朝开始逐步陷入纷乱的党派纷争泥潭中,从而标志着明朝的丧钟已经敲响。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明蒙贡市关系

万历初年,张居正顺应"隆庆和议"以来蒙汉友好的历史局面,致力于封贡互市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将明蒙关系推向深入。一方面,通过抚赏、封爵等措施巩固和发展,与俺答集团及其他蒙古部落的通贡关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羁虏"的目的;另一方面,恢复与蒙古诸部的互市贸易,增设马市,开放官市,允许民市,密切了蒙汉之间的联系,暂时满足了双方所需。这些措施虽然存在诸多局限,但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长期以来明蒙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张居正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试谈张从正祛邪学说之形成

以擅用汗、吐、下3法著称的张从正,位列"金元四大家"之一,因其主张"攻邪已柄",而被誉为"攻邪派"。从临床实践、地域及时代、学宗师承3个方面探讨张从正祛邪学说的形成。

中医治未病理论溯源

"治未病"作为一种医学理论,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代。《黄帝内经》提出了中医治未病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框架,为后世"治未病"理论的丰富和中医养生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难经》进一步阐发了治未病的含义,将《黄帝内经》的"治未病"原则具体化。《伤寒论》将"治未病"理论传承并将其发展和完善,强调了"未病先防"的思想。华佗首先继承了《吕氏春秋》提出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治未病"养生观点,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了动形养生之理。张从正提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的观点,张氏治病的原则是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总以恢复人体阴阳平衡为要。补虚同时不应忘记通流,应补而不滞,使人体阴阳气血流畅。另外,还应注意补其不足,促使人体脏腑经络平和。

张从正论燥治燥思想探析

文章基于《儒门事亲》中论燥治燥的有关内容,系统总结了张从正学术思想中关于"燥"的学术理论部分,以期为临床提供有益的借鉴。

张从正神情学说浅析

现代社会,精神情志类疾病日益增多,医家多从镇静类药物或心理疏通进行治疗,收效甚微,中医对情志类疾病的治疗自古就有,张从正则将以情胜情的情志疗法与攻补相合、以攻为主的药物治疗相结合,灵活配合使用行为疗法、诱导疗法、综合疗法等方法,并首创了"痰迷心窍"致情志病学说,将中医情志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情志病的"九气感惑论"、"七情更相为治",倡导共感疗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对现代的精神情志类疾病的治疗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的“文献学”概念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梁启超是"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阐释者,但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阐释的意义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阐释,标志着中国"现代"文献学的萌芽,其内容影响了郑鹤声兄弟和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

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契机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

本文从咸丰三年曾国藩与王錱失和入手,分析了其背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复杂关系。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湖南官场的种种阻力与打击,处境孤立;与此同时,二度抚湘的骆秉章却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两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暗中较量,王錱最终脱离曾国藩投入骆秉章的帐下也是这种较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