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章志基于六经辨证治疗高尿酸血症的思路探析

高尿酸血症为嘌呤代谢障碍所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可归属于中医学的“血浊”范畴;高尿酸血症出现关节炎、痛风、高血压等表现后,可归属于中医“痹证”等范畴,现代中医多从“痰湿”和“湿热”辨治。朱章志教授认为,高尿酸血症的病机辨识当首辨阴阳,以阳虚为本,再辨六经,以“三阴”为要,即关注太阴中焦脾胃升降之气机、太阴肺表之邪侵、少阴肾阳之虚衰;高尿酸血症的治疗需立足扶助人体阳气,重视顾护脾胃,不忘祛邪,寒热同调,即注重温助太阴脾阳以复脾胃升降之气机,宣散太阴肺表以祛邪,中后期患者宜温肾阳以利湿,遣方用药特点为寒热同调。朱章志教授基于六经辨证采用经方并重在扶阳以治疗高尿酸血症之思路,可为中医药临床工作者辨治高尿酸血症提供借鉴。

从张景岳郁证论治谈对丹溪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目的]探析明代浙江医家张景岳对朱丹溪治郁证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和数据挖掘法,以《朱丹溪医学全书》《景岳全书》为蓝本,构建“郁证方药数据库”,探究用药规律,并研读整理郁证相关内容,从理法方药各角度归纳比较二者临证经验。[结果]二者均认同气血结聚、升降失职的病机理论,然丹溪以脾胃为要,景岳以气机为关键。在临床辨证中,丹溪以病理因素为依据,将郁证分为气血湿食痰热六者;景岳吸收“六郁”理论,将郁证分为五气之郁和情志之郁。在用药上,丹溪从脾、肝、肺经入手,祛邪为要,理气为主,并辅以甘缓养阴;景岳用药,温补为主,又采丹溪之则,尤重滋阴,并以祛邪,故其用药攻补兼施,补益为主。[结论]朱丹溪与张景岳均认同致郁关键为气血怫郁。丹溪分郁证为六郁,以祛邪为要;景岳分郁证为五气之郁、情志之郁二类,攻补兼施,尤重滋阴。景岳在继承丹溪理论之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辨证论治体系。二者的郁证诊疗经验,可为当今郁证治疗提供范本。

《金匮要略》成书新考——兼论宋以前整理者对张仲景原文的增改

文章通过考察唐以前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张仲景著作的记载,发现今本《金匮要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开始校正之前,便已经过历代整理者的更名、增删和校改,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提出关于今本《金匮要略》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北宋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部以张仲景著述为主体,经宋以前历代整理者增、删、校、改,成书于唐以后的医学著作;《金匮要略方》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在《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校订而来的,初刊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其成书年代为北宋。

《礼记·玉藻》“君赐车马”章辨诂

学界关于《礼记·玉藻》“君赐车马”句的读法、释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郑玄为代表,认为“拜”“赐”二字当分读,后一句言卿大夫受赐于天子,归必致于其君,待君有命才能使用;另一种以陆佃为代表,认为“拜”“赐”当合读,后一句承接前一句,言没有国君之命则不敢乘服。经考辨,这两句是统言“三赐”之礼,陆氏的读法更符合经文语境,但他对第二句的释义不甚清晰,应释为:若没有得到国君的正式授命,则不可以立即乘服。关于“据掌致诸地”,多数学者认为是解释“稽首”之仪,但实属赘述;段玉裁等人认为是臣受君面赐所行之礼。经考察,臣受君面赐确实应先稽首然后受所赐之物,则“据掌致诸地”应释为:臣稽首而后双手捧所赐之物于地上。

朱丹溪与张景岳对阴虚认识以及滋阴治法之异同比较

[目的]梳理总结朱丹溪与张景岳的滋阴理论,探讨二位医家对阴虚的认识以及滋阴治法的异同。[方法]通过文献学研究方法,研读朱丹溪和张景岳主要著作中与“阴虚”有关的内容,查阅相关文献,分析两者滋阴理论、阴虚分类、滋阴治法的异同之处。[结果]朱丹溪治疗阴虚之证以“阳有余阴不足论”及“相火论”为理论基础,以相火妄动为阴虚证产生的主要病机,治法上重视苦寒降火,善用知母、黄柏等苦寒之品,补阴与降火并重。而张景岳以“阴阳一体”“真阴为阳气之根”为理论基础,认为真阴不足既可导致阴虚,又可阴损及阳而致阳虚,并提出阴虚有二,阴中水亏与阴中火衰,治疗上重视纯补真阴,重用熟地黄等甘温填精之品,提倡阴阳互济之法。[结论]无论是滋阴思想还是具体治法方药,张景岳对朱丹溪既有继承又有突破,进一步完善了中医学的滋阴理论及温补学说,并创制了一系列以填补真阴为基础的方剂。研究两者思想理论与临床证治的异同,对于梳理滋阴治法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张景岳“温理脾肾之阴”治痢思想探析

张景岳强调“治痢”当辨虚实、寒热,在治疗脾肾中虚型痢疾时,提出温理脾肾之阴,滋补精血,涩肠止痢,达到治疗目的。本文梳理张氏“阳非有余论”及“真阴论”,总结其治痢思想;针对脾肾中虚型痢证,予理阴煎,以熟地、当归理脾肾之阴,滋补精血,辅干姜、肉桂温脾肾之阳;及后世医者仿理阴煎治疗该证型时,温理脾肾之阴,兼顾治表。以期为现代临床治疗痢疾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真积力久则入--评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

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经增订后重刊,新增内容不少,新见迭出,势必将《经义考》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现从“体大思精,全方位剖析《经义考》”“平议学界成果,指示《经义考》研究的新路径”两点对该书价值加以管窥,以期引起学界对该书的重视。同时,对书中的不足稍加指陈。

《白鹿洞学规》精神与台湾书院的具体实践

台湾书院的儒学精神承继自鳌峰书院,也与来台担任地方官的朱子学者密切相关,通过对台湾书院学规文献及各府县通志、人物传记的综合归纳探讨,可追溯儒学从闽地到台湾地区的重要轨迹。来台地方官宣扬朱子《白鹿洞学规》笃行精神,诠释读书人之应守与应为,期待学子提高道德标准,注重实践,期以改变此移民岛屿民风;而台湾书院士人在获取功名后,身体力行地将朱子学精神发挥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在经世致用中表达了对《白鹿洞学规》精神的诠释。

朱张书信往还中的“四书学”思想交流考论

朱熹与张栻虽学出同源,但致思方向和结论有异。以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为据,在宋乾道二年(1166)至淳熙四年(1177)年这11年间,朱张二人关于“四书”的书信往来即多达126封,其间论及侯仲良《论语说》等10位前贤及时人的《四书》学著作,并对《中庸》的“中和”、《论语》《孟子》的“仁”等思想关键词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对于研究朱熹、张栻的“四书学”思想发展和“四书学”形成前期的宋人学术风气都有积极作用。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响应面法优化小龙虾烤箱辅助烤制工艺

以小龙虾为研究对象,探讨烤箱烤制小龙虾的加工工艺,以腌制时间、腌制液盐含量、烤制温度和烤制时间为单因素影响因子,小龙虾的感官评分和弹性为响应值,进行响应面优化分析。然后对烤制小龙虾的营养成分和风味特征进行测定和分析,并以鲜虾和水煮虾作为对照。结果表明:经优化后的小龙虾腌制时间为30min、腌制液盐含量12g/100mL、烤制温度180℃、烤制时间20min,在此工艺条件下小龙虾的感官评分为9.08分、弹性为3.88mm,与预测值接近,表明该烤制工艺合理有效;烤制处理条件下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总含量显著高于鲜虾和水煮虾;烤制之后的小龙虾必需氨基酸和风味氨基酸含量较鲜虾和水煮虾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天冬氨酸、甘氨酸、精氨酸和亮氨酸的损失,其中精氨酸损失最大;电子舌传感器上的烤虾响应值鲜度、咸味和甜味均显著高于鲜虾和水煮虾。适当的烤制有利于虾肉营养物质的保存和鲜香味的挥发,同时有利于产品营养与风味的提高。

朱丹溪与张景岳治疗痰证用药特点探析

目的:探析朱丹溪与张景岳治疗痰证的用药特点。方法:应用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 3.0软件,对两位医家治疗痰证的遣方用药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结果:朱丹溪用方共147首,含中药149味,得到药物组合33个,方剂聚类为4类;张景岳用方共197首,含中药188味,得到药物组合31个,方剂聚类为4类。用药方面二人均以温药为主,多用辛、苦、甘味,多归于脾、胃、肺经,但在应用具体药物上有所不同,二者均常用半夏、陈皮、茯苓、生姜、白术、甘草、胆南星,朱丹溪还常用黄芩、苍术、香附、川芎,张景岳较多用人参、熟地黄、当归、干姜。结论:朱丹溪和张景岳在治疗痰证时均以二陈汤为基础方,朱丹溪重视脾胃,强调顺气为先,痰瘀同治,张景岳重视脾肾,强调扶正治本、补益元气。二人治疗痰证的异同,对临床实际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宋代石鼓书院教育文化对衡阳地方文化的影响

石鼓书院虽然延续了千年之久,但宋代却是其作为教育机构正式形成和兴盛的关键时期。该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从3方面深入分析了宋代石鼓书院教育文化与衡阳文化格局之间的动态关系,指出以石鼓书院为载体的古书院文化塑造了衡阳独特的区域文化,并在区域性现代化城市建设中起到了促进作用。该文探究石鼓书院教育文化和地方文化间的关系,有利于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观念,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近三年张栻研究学术史(2021-2023)

近三年(2021-2023)来,张栻研究成果较多、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成果整体上比较深入。张栻思想研究成果最多,包括张栻哲学思想、张栻与《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研究、张栻与朱熹互动与比较研究等;张栻的文学艺术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他的诗歌、赋作和散文及其蕴含的理学思想等的研究;张栻与书院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对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的重要贡献及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方面;张栻生平与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他人生及其思想的全面研究以及从不同视角进行的人生与学术影响的诠释等。总体来说,近三年(2021-2023)来张栻研究成果呈现出研究视角与观点新颖、整体学术水平高、学者梯度合理等特点,但部分文章有重复研究,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阴翊王度:“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传说新考

明初皇室的“异人”慕求对“张三丰”神仙信仰的成立与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洪武后期“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一事最为重要,但学界对其内涵意义并没有认识清楚。新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蜀献王朱椿《献园睿制集》所收《与全弌老仙书》五篇、《张丰仙像赞》、《怀仙赋》,可以清楚地证明“张三丰入蜀见蜀王”实属朱椿的建构。朱椿此举是以太祖与周颠仙故事为样板,利用道教异人张三丰塑造自身贤王形象,化解岳父蓝玉谋反引发的政治危机,避免重蹈兄长潭王朱梓身死国除之覆辙。朱椿借此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成就了“宗室最贤”之名,“后入蜀,见蜀王”情节亦得以成功跻身张三丰传说系统,成为“三丰复生”神话的官方证明。

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地理考据述论

《左传杜注辨证》涉及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天文、礼制、训诂等诸多方面,地理为其中之一端。张氏对左传杜注地理方面的考据主要包括地名相关之辨、山川湖泽方位之辨及杜注古今版本地理记载差异之辨等。其地理考据主要运用了排比文献法,同时综合运用音韵训诂、事理推证、以经解经等方法。张氏的地理考据解决了一些古史地理问题,且本书还体现了张氏不惧权威、实事求是的品质,丰富了桐城的地域文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地理考据失误、缺少实地考察等方面的不足。

“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

"朱张会讲"与朱、张交往是一种政治、学术、工作、生活上的全面交往,这种交往之所以可能,与朱、张二人背后的学源相通、家世相交、朋友相共以及政治立场一致等条件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朱张会讲"对于朱、张二人的思想体系之建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个宋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胃癌中医病理因素特征与ING1甲基化及CD133、CD44表达间关系

目的:探讨胃癌中医病理因素特征与胃癌组织抑癌基因ING1甲基化及CD133、CD44基因表达间的关系。方法:采集100例胃癌术前临床资料,进行中医病理因素的提取,探求其病理因素特征,并采用甲基化特异性PCR(MS-PCR)测其手术切除的胃癌组织和相应的癌旁组织中ING1甲基化水平,RT-PCR和免疫组织化学法测CD133、CD44水平,探讨ING1甲基化对CD133、CD44表达水平的影响,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胃癌病理因素与ING1甲基化状况、CD133和CD44基因表达水平的相关性。结果:胃癌病理因素主要为气虚、痰、瘀、气滞;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ING1甲基化和CD133、CD44表达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胃癌组织ING1甲基化状况对CD133、CD44表达产生显著影响(P<0.05);ING1甲基化状况、CD133和CD44表达水平对胃癌中医病理因素气虚、痰、瘀产生显著影响(P<0.05)。结论:胃癌病理因素气虚、痰、瘀与ING1甲基化状况、CD133和CD44表达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

朱章志“首辨阴阳,再辨六经”论治糖尿病思路探讨

朱章志教授认为中医辨治糖尿病(DM)时不应拘泥于以往气阴两虚的简单分型,而应遵"首辨阴阳,再辨六经"的辨证纲领。朱教授根据六经辨证变化的规律,进一步将DM证型分为阳证三型和阴证四型,分别包括"阳明肺胃热盛,兼气阴两伤证"、"瘀热互结,兼气阴两伤证"、"少阳失枢,胆火内郁证",以及"太阴—阳明虚寒证"、"少阴阳虚寒湿证"、"少阴阴虚证"、"厥阴经脏虚寒证"。临床上朱教授立足"首辨阴阳,再辨六经"治疗DM,针对不同证型采用经方灵活论治,取得良好疗效,可为临床提高DM疗效提供思路。

张竹坡论人物角色的叙事功能

清代小说评点家张竹坡(1670-1698)的《金瓶梅》评点蕴涵着丰富的叙事理论,他对小说中各种角色的叙事功能有着独特的见解。张竹坡发现,在《金瓶梅》一书中存在3种不同类型的人物角色,每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既是叙述者着力表述的对象,同时也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成为故事构成的基本因素。结合小说文本,他对小说中各种人物角色的叙事功能作了详尽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