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与启新:赵尔丰与清末川边婚俗改革

婚姻习俗改革是清末新政时期赵尔丰川边改革的重点之一,但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川边传统婚俗形式较为自由,男女婚配不仅没有官方凭证且不受伦理道德的严格约束,与内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赵尔丰在川边推行的婚姻习俗改革,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本导向,以实行一夫一妻制、颁发官制婚书凭证、支持汉藏间通婚为核心内容。总体看,上述改革举措对川边婚俗向近代化迈进起到了引领作用,同时也存在着改革操之过急以及改革方式简单粗暴等方面的不足,反映了历史的局限性。

清末康区“改土归流”的动因及后续影响

康区乃中原进入西藏的战略要地,该地区社会结构的重要特点在于政教合一,致使在当地设置的土司也必然具有双重的政治身份。清前期,朝廷曾在此实施过局部的"改土归流",然因其环境恶劣等诸多因素,始终无法在此大规模建构直接统治机构,为此只能继续沿用土司制度略加羁縻。1840年后,特别是20世纪初赵尔丰主持的康区"改土归流"时,英俄等列强觊觎西藏,诱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与清王朝为敌,分裂祖国倾向日趋明显。清廷在西藏的经略决策不得不为之一改,必须凭借军事势力以对抗英俄的入侵。要军事卫藏,又不得不取道于康区,然该区土司割据,中梗于川、藏之间,致使西藏局势岌岌可危。如何经营西藏,以固川、滇、青屏障,成了当时国防之急务。为了巩固西南内陆边防,朝廷别无选择,只能在康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此政策的推行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做出了卓越贡献,进而也为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论近代川边治理与国防安全:从赵尔丰到刘文辉

风云激荡的近代"川边",历任主政者的川边治理成效殊异:赵尔丰籍"平康三策",锐意进取,开拓出广阔的川边境域,成功践行"固川保藏"方略。尹昌衡藉个人英雄主义维持短暂的绚烂;其后走马灯式的镇守使无法掌控川边局势,失地溃败;颇具政治韬略的刘文辉,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固川边,促使西康成功建省。34年的川边治理为现代西南边疆治理留下了鲜活的经验教训,川滇藏结合部需要新的边疆治理统筹。

从“康藏有别”到“川康有别”——丁宝桢至赵尔丰督川时期对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的应对与管理

对于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晚清中央、地方政府采取了大量相关的对策措施。总体而言,1875年前清廷的对策可概括为"入康不入藏",即有限度地允许或默许外国人进入康区活动,而对于入藏则加以严禁,一经发现,即刻押解出藏区;康藏地方各界亦对外国人谋求入藏持强烈抵制和反对态度。丁宝桢督川时期,利用康藏地方各界"阻洋"的普遍社会心理,采取"借藏阻洋"的策略,强调"康藏有别",力图使外国人难以进入藏区腹地。这一策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也有多方面负面效应,加剧了康藏地区本就复杂的局势,造成"洋汉均阻"等问题的出现。赵尔丰调督川康后,实行"川康有别"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入康外国人的管理。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以及晚清各界的上述做法,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和康藏局势上产生了多重后果。

清末民初川边改土归流与经略刍议

清季随着边境危机的日渐加深,清政府决心改革藏政,经营川边,以挽救"藏危边乱"。川滇边务大臣兼署理驻藏大臣赵尔丰在巴塘展开改土归流,之后逐渐推行于康区各地,且命令边军分驻康区各地,讨伐以土司、寺庙为首的反抗力量,以武力推动改土归流。尹昌衡善用兵,其西征一反赵尔丰严刑酷威之道,重攻心,既捍卫了国家主权,又遏制了西藏分裂势力。尹昌衡进军川边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安抚民众,化解了川藏矛盾。

视角转换与范式改变:对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评价再论

清朝末年,为图谋西南边防稳固,加强对西藏的有效治理、抵御英印控制西藏,清中枢在川边开展系列整治与经营活动,以图"筹边援藏""固川保藏"。在这一过程中,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扮演着重要的施政者角色,在川边改土归流,实行"新政",使川边发生了历史上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改变。对于这一段历史和赵尔丰本人,国内的研究者因政治背景、意识形态原因及不同阶段关注点不同,有着不同态度与看法;最近几年,国外新清史等理论范式的引入,更有了不同的解读视角。文章意在对不同时代的不同视角以及新范式下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评述。

赵尔丰、张荫棠因《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而起的一场争论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二十日,张荫棠以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西藏查办事件大臣身份,与英国代表韦礼敦拟订《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章程》全文在当时报章一经刊登,即引发时被任命驻藏办事大臣的赵尔丰的异议。本文主要梳理了赵尔丰、张荫棠关于《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的争论及清廷对争论的裁决。赵尔丰与张荫棠当时所处位置不同,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赵尔丰由于过去的"事功"显得进取与强硬,而张荫棠处在外交谈判位置"妥协"恐难免。《章程》整个谈判过程是张荫棠与外务部不断协商并在其领导下进行的,外务部清楚谈判过程的艰难与反复,故指出赵尔丰"陈议虽高而于事局不无隔膜",清廷最高统治者最终也同意了外务部观点及处理方案。

档案所涉清季赵尔丰川边教育改革及其办学成效

川边藏族子弟如何接受近代新式学堂教育,是西南边疆教育史关注的重要课题。根据川边历史档案所载,在1906-1911年前后,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边疆民族危机和"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于川边地区设置关外学务局划分学区,多方劝谕民众子弟就学,优待学务人员及边地教师,多方筹措教育经费,并注重普及初等学堂,重视职业教育,采取结合有地方特点的教学课程,开发相应的教育辅助机关,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近代教育的兴起,清末西南川边新式学堂教育所创办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从清末赵尔丰在川边兴学算起,近代川边教育已经走过1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成为西南地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清末川边县政新论

清末,赵尔丰的改土归流给川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也第一次将在内地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的县政制度推行于川边地区。尽管县政的实施所确定的川边各县的名称、边界、幅员等县制的基本要素大都为后世所延续下来,西康建省亦由此奠基,但作为跨地域与跨文化的政治制度的移植,县政制度由于未能有效解决与川边地区本土环境以及既有的内生制度如何"耦合"的问题,没有达到理想的政治预期。

危机与应对:凤全事件后清政府对康区的治理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康区巴塘发生的凤全事件涉及晚清政府与英俄帝国主义、西藏地方势力以及巴塘传统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使清政府在康统治危机进一步凸显。以此事为契机,清政府委任能臣,加快康区筹边改制之策,全面改土归流,巩固了边防,强化了其统治。

危中觅机:清政府应对巴塘事变考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一日,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此事件为清政府强化川边控驭提供了契机。事变发生后,四川总督锡良关于事变以及川边局势的判断汇报直接影响了清廷决策,最终清廷和锡良上下呼应,出于强化边地兵力的目的做出续派建昌道赵尔丰赴边的决议。然而,此举不可避免地诱生新矛盾,即赵尔丰与此前派往泰凝办理边务的四川提督马维骐形成人事重叠,加之两人皆对赴边心存畏葸,以致互相推诿卸责乃至龃龉时现。最终,锡良调马氏回川而留赵氏全权主导川边事务。随着六月二十四日清军攻克巴塘,锡良、赵尔丰皆思借兵事之利在巴塘推行改土归流并开始谋划具体实施办法,这就接续了鹿传霖未竟的川边改土归流事业,清末川边历史进程亦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清末西藏危机与赵尔巽、陈夔龙两督之互调

光绪三十四年,清廷将湖广总督赵尔巽与四川总督陈夔龙互调。受笔记史料影响,以往将互调原因归于陈夔龙的夫人与奕劻的"特殊关系",或归于前湖广总督张之洞对继任者赵尔巽的不满而上奏将其调离。实际上,西藏危机的加深在此次互调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在光绪三十四年前后西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局下,清廷不得不再次任命赵尔巽为川督,以便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胞兄赵尔巽的配合下入藏和应对西藏危机。

清末赵尔丰对川西改土归流研究——以川西甘孜孔萨土妇为例

宣统初年,赵尔丰对川西北甘孜地区进行改革,面对孔萨土妇的多次反抗,赵尔丰运用铁腕手段成功抑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文章对西南地区女土司形成的原因及赵尔丰改革进行阐述,分析当时中央与地方矛盾,多方面研究清朝末年的治边政策,并从中得出现实启发意义。

清朝中后期在呼图克图辖地的治理——以乍丫地区为例

清朝时期的察木多、乍丫(今察雅县)、类乌齐呼图克图辖地,位于今天中国川、藏、青交界地区。清朝时期这里远离内地,清廷鞭长莫及,又非达赖喇嘛属地,但战略要地意义显而易见。除宗教上与达赖喇嘛有关联外,此三地呼图克图与川边土司并无二样,且对辖地民众的控制较土司更为直接,不需要与世俗政权合作即可直接"控制"百姓。文章以清朝中后期的乍丫争斗事件和川边改土归流,剖析清廷在乍丫呼图克图辖地治理方式和手段,呈现一个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呼图克图辖概况。

保藏固川与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

巴塘事变是清末川边经营策略的转折点,因清廷与西藏地方在川边的权力均衡被打破,清廷支持赵尔丰在川边强势改流新政,以图保藏固川。赵尔丰为支持配合清廷在西藏推行新政,除改流设制促进川边与内地“一体化”外,还采取多项经济建设措施。赵尔丰在川边筹建边茶公司以应对印茶进藏;积极促成藏元铸造以抵制卢比在边藏流通;努力推进川边到西藏电线的铺设,以图收回英国从印藏边界铺设到江孜段电线;修筑川藏公路打箭炉至察木多段并改善沿途住宿条件,以图连通川藏。赵尔丰上述举措,符合清末新政潮流,但更应从保藏固川的边疆治理视角对其意义进行评价和认识。

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赵尔丰在康区的法制改革

1905—1911年间,赵尔丰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为基础,在康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制改革:剥夺土司头人、寺院活佛等的司法权力,废除当地传统的法律惯习,要求所有民刑案件都由新设立的政府机构依照《大清律例》处理,司法制度与内地保持一致等。强调统一的国族认同、一体化的政治法律制度。法律一体化改革带有鲜明的模仿、移植色彩。从1930年代苏法成等人在康区进行的司法现状调查看,赵尔丰法制改革的社会影响在短暂的高潮之后迅即衰微,说明赵尔丰的法制改革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但尚未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充分兼顾各地方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法制建设道路。

清末民国时期西康藏区语言文字政策的演变

清季民国以来,西康藏区的语言文字政策经历了曲折的演变。清末赵尔丰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推行语言文字同化政策,希望达到"国语统一"的目的。1928年刘文辉入主西康后,延续赵尔丰时期的同化政策,但因种种条件限制,成效不佳,后转而鼓励公务人员学习藏语。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与西康藏族精英更多地介入康区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与运作,使得藏语文在西康藏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政界与学界等多种力量和思潮的长期互动下,创造了国家共同语与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新型关系。

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赵尔丰察隅境域“护照”考释

宣统二年程凤翔率部入驻察隅,遵照赵尔丰指示采取多项措施巩固国防,发放“护照”即其中之一。“梭里村护照原件”及相关的中外文档表明:一方面是边地、边民治理制度化、规范化,体现了赵尔丰结束以往边地“未经编籍”状况,以“彰显国徽”,杜绝外人觊觎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梭里村护照原件”与相关中外文档组成完整的证据链,确凿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对察隅境域,包括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下察隅、杜莱河谷地方在内的领土主权。

锡良与清末川边新政

锡良督川时期的川边施政,不仅苦于坐镇成都遥控指挥之不便,也深受输运困难之窒碍。更重要的是,马维骐、赵尔丰皆对边事心存畏葸,遂致互相推诿卸责。锡良先是调马维骐回省而留长期为其属吏的赵尔丰主导川边事务,又在赵尔丰攻克桑披寺后奏设川滇边务大臣并推荐赵氏担任是职,川边政治格局由此发生重大变动。锡良川边施政极大影响了清末川边历史进程。首先,奠定了川边历史朝着改土归流方向演进的基本格局;其次,实现了川边治理由川督遥控指挥改为川滇边务大臣专负其责的重大改革。从清末川边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连续性审视锡良川边施政,可以细致深入地展示清末川边治理的诸多困境,以及清末重提川边改土归流、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之缘由。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赵尔丰盐业改革措施及其意义

清末,清政府积极推进川边改土归流,在对盐井进行改土归流过程中,赵尔丰对当地盐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成为当地盐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先后经"腊翁寺事件"、官盐局的设立、商盐局的成立等重要阶段,各项盐业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得以推行。盐业实行制度化的运作方式,使得盐税的征收增加了边务经费,同时为川边改土归流的推行和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有效打通了同中印边境察隅等地的联系,维护了国家领土安全,促进了边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