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重解

考诸史料,荆河戏器乐曲牌之考证尚无专论,已有研究只是提及荆河戏与楚剧、汉剧等存在关联,而对曲牌名未作深入阐释。以挖掘出来的代表性谱本为基础,通过论证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与曾侯乙钟铭、传统《周易》之辩证关系,探析荆河戏曲牌[大开门]外八调名称之含蕴,是破解这一课题的可行路径。

长泽龟之助对中国近现代数学教育的贡献

长泽龟之助是日本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著名的民间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他与中国近代数学家周达、崔朝庆等有着友好关系.他的多种数学教科书和数学辞典被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并长期被使用.他对中国近现代数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于《诗经·周颂》中《大武》诸诗的探讨——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商榷

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提出:1.除了《武》、《酌》、《桓》、《赉》,以外两篇,“自古无说”;2,《昊天有成命》、《般》为《大武》六篇中的两篇;3,《大武》诸诗“语义相承,不独为一诗”,诗的顺序是《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笔者对这些说法,根据史料,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这不仅有关《诗经》诗篇的解释,而且实际涉及到如何认识古代礼乐形成的过程,如何认识礼乐和民间舞乐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如何对待历史文献等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释卜辞“多子其■■■,不冓大雨?”

陈邦怀等学者认为这条卜辞是贞问贵族子弟上学是否会遇上大雨,教育史学者引用其说,作为商代存在学校教育的证据。然而,详细的考证表明,这是一条关于祭祀的王卜辞。多子不是指贵族子弟,而是官名。■应释为徙,是一种祭祀名称;■即甲骨文的医字,也是祭名;学本义指重屋式的建筑物,卜辞中学指在这种建筑物中举行的祭祀活动。学祭是后世释菜礼的嚆矢。商王为多子所举行的徙学■这三种祭祀,具有相似的功能,都是为了驱邪治病。三种祭祀,或者需要杀牲,或者伴有大型舞乐,都必须于室外举行,所以需要事先卜问,是否会遇上大雨。

欧阳修《试笔》相关问题考释

通行本欧阳修文集第一百三十卷《试笔》因为与《六一诗话》的特殊关系而常被人提及,但《试笔》何时编入欧集,其在南北宋之际的流传情况如何,与张邦基《墨庄漫录》所记欧阳修《杂书》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学界虽间有涉及,然多语焉不详,甚至不乏以讹传讹者。在细读原典,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考辨,指出《试笔》早在熙宁六年以前即已由欧公后人编入文集,只是知之者不多,兼之《试笔》复以字帖形式流传,遂起后人误解。

诗学、私交与对金态度——胡铨、周必大的乡邦唱和

胡铨与周必大是南宋时期江西籍著名的士大夫,二人皆是吉州庐陵人氏,胡铨为周必大的乡邦长辈。胡、周之间过往密切,周必大的文集保存有大量与胡铨及胡氏家族在乡邦之中唱和的诗作,这些诗作反映了江西诗学的趣味、私人的交谊,还涉及对金和战的政治态度,展现出周必大在乡邦生活中追随胡铨诗学取向、与之保持亲切交谊以及回避彼此政见分歧的姿态。

汉魏易学发展的理论结晶：《周易正义》——学术及政治视野下的创作动因审视

唐初著名经学家、易学家孔颖达奉诏撰定的《周易正义》,是对自《易传》成书以来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千百年来易学演变所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与发展,是对汉魏以来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承继、超越与创新,是汉魏易学发展的一部理论结晶之作．这部在易学及易学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易学名著的得以问世,乃根源于其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及政治背景．本文将对其学术及政治视野下的创作历史动因,加以审视与考察．总括言之,可析为三个方面：一,学术与政治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产物；二、立足王注、倡导义理的时代必然选择；三,博取众家、熔于一炉的学术必然归宿．

周必大与杨万里政治关系考辨

作为南宋孝宗朝在文坛与政坛俱闻名一世的同乡,周必大与杨万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密切交往颇值得关注。然史书多载两人"政见不合"。文章就此问题进行考辨,以正史书之误。

周必大与杨万里的交游及其影响下的诗歌创作论

宋代周必大罢相之后与杨万里交游甚密,两人互相致词酬唱,创作了大量可供考证的篇章。这些交游之作表现出他在杨万里影响下的诗歌创作论:从创作发生论看,高举“触物感兴”说;从创作效果论看,提倡自然淡雅,超然闲适;从创作过程论看,主张学而悟而非偏重于悟,讲求辞达。

周大文:从北平市长到京华名厨

曾经做过北平市长的周大文,出于对饮食的爱好,与烹饪结下不解之缘,建国后以烹饪技艺自食其力,成为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厨师。他编写的《烹调和健康》,对我国烹调技术的产生和变化,以及餐饮与健康的关系作了颇为精当的论述。周大文是既有烹饪理论又有精湛技艺的一代名厨。

郁达夫与周作人的交往与友谊

郁达夫与周作人都是"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学大家。一向善于结交朋友的郁达夫与周作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在文人相轻的文人圈内实属难得。两人互相敬重,相互理解,真诚相助,合作默契。然而,当周作人附逆后,一向重情好义的郁达夫惋惜之余给予周作人痛切的批判,显示了郁达夫对待朋友的真诚和爱国情操。

浮出历史地表——妲己形象试说

在中国历史上,妲己被看作邪恶的代表。通过对史实的考察,笔者认为这种论断有失公允,史籍记载中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失真的一面。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周朝统治者为论证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对商纣王和妲己的"残暴"进行的刻意渲染;是后世史家为了告诫统治者以史为鉴,吸取殷纣亡国的教训,对历史事实进行不断夸大的结果;同时也是古代女性命运轨迹的一种反映。

渤海国史研究中武则天称谓探析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的一位女皇帝,她在执政期间改国号为大周(武周),其身份具有多重性。在历史上,对其称谓主要有"武后""太后""大周皇帝""武则天"等不同称谓,因这些称谓各有道理,所以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关于武则天的称谓,应该以其改国号大周为界限,之前可以其夫系称谓"武后""太后"为主,而在大周执政时期应称"皇帝"。武周时期,爆发营州之乱,靺鞨国建立,然而有的渤海国史研究者却记述其建立于大唐时期,称则天皇帝为"武后""太后"。笔者认为,渤海国应建立于"武周时期",历经中原的武周、唐、后梁、后唐四个朝代。

从舞容与颂诗的关系看《大武》在典礼中的运用

《大武》舞容与颂诗内容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学者从舞容所代表的意义去考察《大武》所用颂诗的方法是不合适的。《礼记》孔子与宾牟贾的对话、《左传》"季札观乐"、诸侯各国对《大武》的僭越行为等,都说明《大武》舞容与所用颂诗之间存在一定的游离关系。从舞容与颂诗之间游离的角度来看《大武》的用诗情况,会更加清晰明了。在具体的祭祖典礼中,从三献起开始演奏《大武》乐,《周颂》中的祭祖诗根据不同的祭祀种类和对象进行分分合合。在"九献"之内,《大武》作为祭祖诗的背景音乐,并不限制或影响新的祭祖诗的产生。"九献"之后,天子亲帅群臣舞《大武》,此时歌唱《维清》、《武》、《酌》三首诗。

王弼“大衍义”略论

王弼易学的特点是以《老》解《易》，以他在《老子注》中所阐发的玄学本体论思想为基础来解释《周易》，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周易略例》当中。而他对“大衍之数”的解释，也使“大衍义”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联系《周易略例》我们就能看出，“大衍义”是连接王弼玄学中老学和易学的桥梁，它体现了王弼玄学的体用观念，为王弼思想由老学向易学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论周代天子大禘礼及文化功能

周代天子大禘礼是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礼书对它并无系统记载和论述,只言片语的文字信息且前后抵牾,致使学术界自汉儒以来对大禘礼的概念和内涵争论不休,至今没有形成定论。系统整理和研究先秦典籍及金文相关材料可知:大禘礼是周天子大规模祭祀祖先之礼,为天下第一大祭,内容主要包括兴乐舞、大献享、序昭穆、行赏赐四项。周天子举行大禘之礼,其一是效法天地,利用定期祭祀大行赏赐,回报忠君报国之臣,以此凝聚民心;其二是定期规范和整饬封建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政权之长治久安。

《礼运》中的大同与小康

大同小康之名源出《礼运》,今人大多单论二者的时代意义,却鲜有人去梳理它们在文本脉络中的意义。在《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只是礼运行过程的一个部分,不能独立开来,它们的意义也只有在礼的整体运转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礼运》明确描绘了礼的四个运转阶段,除了大同与小康,还包括周衰礼坏与大顺。大同与小康述说了五帝三王相变易的过程,这是一个下降的过程,而从周衰礼坏到大顺又是一个上升的过程。下降与上升朝着不同的方向,目的却一致,旨在表达礼的阴阳转旋之道。在礼的阴阳转旋过程中,大同、小康既道明了过去历史之实,又树立了未来礼义大顺的标尺,百世不易。

魏南阳州泰事迹考略

南阳人州泰,在曹魏政坛颇有影响,但陈寿《三国志》记载极简。文章依据相关史料,大体勾勒州泰仕宦履历,可知州泰深受司马懿赏识,不仅立功于新城擒孟达一役,更是司马氏在荆州的利益守护者,在魏晋易代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观众态度量表的编制与测量——以潮州市意溪镇为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潮州市意溪镇正月初六传统民俗活动游神赛会中的潮州大锣鼓观众态度为观测对象,在对意溪镇十五社范围内的游神赛会活动及其观众行为进行参与观察之后,编拟观众态度量表进行测量并得到以下结果:观众态度包含观众认知、观众行为倾向、观众情感三个层次;观众态度与其三个层次之间的两两相关呈显著的高正相关;观众态度三个层次之间的两两相关呈显著的高正相关;观众态度各维度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观众态度倾向积极;老、中、青、少4个年龄段,除青年与青少年观众之间的态度的差异不显著外,其余年龄段间的差异均为显著,观众态度的积极程度依年龄从大到小的次序呈递减趋势;观众态度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智旭对《周易·大过卦》的佛学解读

晚明高僧智旭所撰的《周易禅解》是易学史上首部系统地以佛解易的佳作。本文探讨了其中解《大过卦》的一节。在这一节中，智旭通过对《大过卦》的佛学解读，依傍《大过卦》中的易学原理阐明了佛教修行中“定”与“慧”的互利关系，指出只有“定慧兼济”、“定慧双修”才能最终修成正果，并告诫要防范因“定”或“慧”太过而造成的“增上慢”或“枯木禅”现象。最后笔者指明了智旭以佛解易对现代易学解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