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敦颐对词体的定性及其影响

北宋中叶艳词风行之际,周敦颐率先指出,就“声”而言,燕乐属于“妖声”;就“辞”而言,词多写男女情爱,属于“艳辞”;这种以“妖淫愁怨”为特色的“妖声艳辞”之传播只会产生“导欲增悲”的负面影响。这是词学批评史上最早给予词体的否定性评价,它不同于其后苏轼等人“以诗论词”的“诗化”词体观,乃是从儒家失传已久的“乐教”来立论,强调“乐以载道”,以“淡”且“和”的古乐来批评今乐,体现了理学家的独特视角。周敦颐的这种词体观,对南宋迄清的词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主要有两大路向:其一为鄙薄、否定词体之路向;其二为改进乐辞以资教化之路向。就其影响而言,可谓大辂之椎轮。

论周敦颐诗文的“诚”品格

“诚”是中国审美实践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范畴。有宋以降,周敦颐融合儒道佛,完成了“诚”思想的本体论理论建构。周敦颐以一“诚”贯通天人,既在宇宙本体上立“诚”之“天极”,又在心性本体上立“诚”之“人极”,同时发明“诚”之工夫的进路,为千年儒学“破暗”张本。他将“诚”的品格之光映照于宇宙和社会、人生,以诗文传达了“善”“清”“乐”“拙”的精神旨趣,印证了“胸怀洒落”“光风霁月”的向上、向善的高尚人格;将“诚”落实于文,提出“文以载道”,展示了诗文“优柔平中”的艺术风格,见证了唐诗的激情洋溢转向宋文“理趣”“风雅”的新变历程。周敦颐的“诚”思想对于美好人格的涵养与平和安顺理想社会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

周敦颐人生哲学思想及其对当代国人的启示

蕴含丰富人生道德修养思想的周敦颐人生哲学提供了宋明理学发展新的思想框架。周敦颐人生哲学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又展现出较为鲜明的创新特质。周敦颐人生哲学主要涵盖孔颜乐处的处世态度、以诚为本的道德修养、胸怀大志的人生理想和德行天下的生活实践等系列思想。周敦颐的人生哲学昭示当代国人应该明坦诚豁达之理、存正直无私之心、抱鸿鹄高翔之志、做才高行洁之人。

黄庭坚与周敦颐二家族交谊考论——以新见北宋黄宽墓志为中心

依据新出土《宋故江夏黄先生墓志铭》可知,黄宽为黄庭坚的堂叔,黄宽之女嫁与墓志撰文者周绅之子。墓志书丹者周寿、篆额者周焘系周敦颐之子。黄庭坚与周敦颐两个家族以崇学尚德之风为基石、以血缘姻亲为纽带,有着密切往来。黄庭坚对周敦颐十分推崇,他与周寿关系十分密切,二人在思想与书法领域有着频繁交流。周寿不仅跟随黄庭坚学习禅道,而且继承了黄庭坚的书法风格。

周敦颐的摩崖石刻辑佚及价值意义

据记载与调查,周敦颐的摩崖石刻可考者有18方,另有督工上石1方,后人刻石1方,在宋人摩崖石刻中数量颇多。周敦颐的摩崖石刻存毁不一。其摩崖石刻有五个层次的意义,在书法上,周敦颐的书法宗尚颜体,“凝重古劲”“端重沉实”,代表了宋人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与传播;在纪念上,周敦颐的摩崖题名出于手泽,存以真迹,是纪念先贤的重要遗迹;在文献上,周敦颐的摩崖题名有考知其名号、任职和交游等情况的价值;在文化上,周敦颐的摩崖题名引发后人的追刻、寻访、著录以及赋诗纪念,形成一种文化活动;在思想上,周敦颐的摩崖石刻鲜有思想和义理的表达,其酷爱山水,在诗中已有明显表达,周敦颐生平言行简赅,摩崖刻石的行为已经寄寓其山水之好、林泉之致了。

周敦颐的文人风骨与血性侠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不仅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中,更深深扎根于我们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里,它们就如同璀璨的星辰,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通过历史名人和当代大学生的故事,看这些刻在中国青年骨子里的基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的新光彩。

周敦颐“内圣外王”思想研究

“内圣外王”是儒家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的重要话题,而生活于儒家与佛、道论争时期的周敦颐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内圣外王”思想,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性。周敦颐的哲学体系以“太极”宇宙论和“诚”本体论为核心,并将圣人作为天道向人道转化的承接者,围绕着圣人、道德本体之“诚”以及动与静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内圣外王”之修养工夫的理论体系,并且得出圣人是可学的、也是可以达到的结论。“内圣”的目标是以圣人为道德榜样和理想人格,在对本体“诚”认识的基础上立志成圣;“外王”则是要在达到“内圣”的基础上实现圣人的外王目的,即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周敦颐女性身体观的再认识

宋代女性身体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也获得了学界持续的关注。鉴于此,就周敦颐这个个案来说,学界对其哲学思想虽已做了全方位的研究,但迄今仍未见学者对周敦颐的女性身体观进行探讨。因此,本文拟以周敦颐女性身体观为切入点,以《通书》中“别男女”的两性观念、《太极图》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主张为基础,阐述在宋代以男权为整个家庭中心的背景下,男女关系被制度化为一种完全失去平衡的现实存在,女性从心理和生理上逐渐失去对自己身体支配的自由,蜕变为男权社会的一种生育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妇女的身体最终束缚于封建礼教之中。

周敦颐若干生平事迹的由来与辨正

宋代理学大儒周敦颐在北宋尚不见重于士林,到南宋则升格为“道学宗主”。伴随学术地位的提升,其生平事迹也逐渐丰富。梳理历代各种形式的周子《年谱》及相关资料,可知我们熟知的一些周子生平事迹是后世逐渐形成的,包括周子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五月五日生于道州营道县)、早年在月岩悟太极和辨识五行、与王安石和范仲淹等人的交游等;后来的《年谱》也对宋本《年表》的记述有若干纠正,如周子因虔州失火而移官永州一事的系年;而在永州通判期间的一些事迹,后世《年谱》依据一些石刻资料,较宋本《年表》有明显补充。

方旭东新著《周敦颐太极图讲记》评析

2019年8月30日,我参加了方旭东教授的《新儒学义理要诠》新书座谈会并做了发言。2022年1月,旭东教授出版了《儒道思想与现代社会》,我为该书撰写了书评。2023年7月,旭东教授又在法国巴黎出版了《周敦颐太极图讲记》,四年出版了三部著作,大有追赶陈来老师的态势。旭东教授新著《周敦颐太极图讲记》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图》与《说》并重、象数与义理合璧。

周敦颐在郴州的仕宦经历考释

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是湖湘学派的开创者。他在郴州任职时间长达8年之久,历任郴县令、桂阳令、郴州知军,古称“三仕郴阳”。纵观周敦颐在郴州的仕宦经历,其功绩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事上进取有为、经国济世,教育上修学育才、以理学道脉化育士人,人格风范上清正廉洁、立诚修身。周敦颐的哲学、政治、文学思想具有开拓性价值,研究周敦颐在郴州的经历,对于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揭示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古典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周敦颐“礼先而乐后”思想诠释史谫论

周敦颐“礼先而乐后”思想的基本内涵为:礼乐一体,在修齐治平的实践方略上,礼重于乐;在修齐治平所达到的境界上,乐重于礼。后世学者对这一思想的诠释分为三类:第一类,合理发挥濂溪之意,其代表为程朱以天理升华礼,证成礼重于乐,又以敬、和转化礼、乐,坚持礼乐一体;第二类,忠实再现濂溪之意,其代表为郝懿行、黄震等人将古时官制与“礼先而乐后”相结合,证成礼先于乐,乐重于礼;第三类,误解濂溪思想,其代表为吴澄、真德秀等人割裂敬与和、礼与乐的关系,或认为先有敬、后有和,或认为应在礼、乐难两全的情况下舍乐而取礼。以上三类诠释分别推进了礼乐思想的哲学演绎,揭橥礼乐文明的实践意义,阐发礼乐对身心修养的指导作用。当下应在实践视域中理解和发展礼乐。

周敦颐出生日期的考辨——以历代《濂溪志》为中心

宋真宗后周敦颐配享孔庙,对其祭祀早已超越了家祭的范畴,具有中国传统“诞节”礼制的意义。但是周敦颐出生日期阙载,学术界关注不多,生卒年月也存多种说法。因此,分析《濂溪志》文献沿革,依据历代《年谱》《族谱》《濂溪志》,考订周敦颐出生日期,对明确周敦颐的生平具有重要价值。

韩国儒学的图说学与周敦颐《太极图》

在东亚儒学史上,韩国儒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拥有数量众多的图像与图说,这是深究韩国儒学不可回避的领域。周敦颐《太极图》作为一种抽象图画,因其够简洁而概括力极强,成为韩国儒学史上海量非艺术图像的元图像,启发产生了系列相关可分级的图像,其中周敦颐《太极图》堪称源头,郑道传的《学者指南图》是开创者,权近的《入学图说》是奠基者,而集大成者为大儒李滉的《圣学十图》《天命新图》。同时,《太极图》《太极图说》作为治学方法开启了韩国儒学的图说学思潮,推进了儒学韩国化进程,这为当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思路。

周敦颐在廉洁文化中的独特价值

周敦颐在宋代已有“廉士”之名。他不仅有“钱不满百”的著名故事,并且推广“濂”字,取号“濂溪”。最为独特的是他撰文《爱莲说》,寓意深刻,内涵丰富,是儒家实践理性和入世精神的重要代表。在中国古代,廉洁廉政是基本问题、常规问题。周敦颐在廉洁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在于他所秉持的醇儒立场,他着重揭示的“灭天理而穷人欲”的警诫,他以哲学本体论所做出的对于普通廉洁问题的超越。

儒学复兴运动视域下儒家生死观更新的两种路向——以韩愈、李翱、周敦颐的生死观为中心

近世儒学复兴运动之后,儒家对生死议题的探讨带有重新发现的意味,这既是对儒学内部主动回避这一问题的反弹,也是出于响应佛、道挑战以捍卫中华文化本根精神的价值自觉。在这个过程中,可区分出三个阶段,即关切—直面—超越。其中,关切阶段,从理学自身的建构脉络来看,主要以韩愈、李翱、周敦颐三人为代表。他们如何转变态度进行思考、响应生死议题的内在逻辑、更新传统儒学生死观,展示出在近世儒学复兴中,其应对佛教挑战过程中的角色意识转变。

从伦理之诚到本体之诚——李翱、周敦颐诚论与唐宋儒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是探究儒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进路。通过对李翱、周敦颐诚论的分析,可知唐宋儒学存在从伦理之诚上升至本体之诚的发展过程。李翱以“至诚”解释天道,使得天道内涵明确化,并赋予天道之诚以“定”“不动”“虚”等特征,致使天道之诚显现本体色彩。同时,李翱从以诚性为代表的道德之性与“诚”的道德修养工夫等方面着重对人道之诚进行阐发。周敦颐采取将人伦道德本体化为天道的方式,将伦理之诚归于天道提升为本体,又把本体之诚落实到具体的人性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真正贯通,并通过对“诚”作为道德规范、修养工夫及理想境界等问题的讨论,强化了本体之诚的地位。从李翱伦理之诚到周敦颐本体之诚,展现了儒学本体化的发展过程,也为汉唐注疏之学向宋代性理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周敦颐从祀孔庙历程考

周敦颐在去世一百多年后成功从祀孔庙,其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北宋到南宋前期黄庭坚和胡宏从人品和思想方面极力推崇颂扬周敦颐,南宋以张栻、朱熹、真德秀、魏了翁为代表的理学家,从文献、理论、政治方面提供了准备。在金国、蒙古持续推行汉化,寻求法理正统的倒逼下,南宋朝廷不得不参与到对外文化论战中,而道学是合适的思想武器。虽历经绍兴学禁和庆元党禁的压制,周敦颐最终在1220年获赐谥号,并于1241年与其他四位道学家一起成功获得从祀。这标志着朝廷在政治上肯定了周敦颐思想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枢纽地位,为之后元明清三朝濂溪学制度化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因抑制了濂溪学发展的多元性而使其趋于保守。

由儒道融合视角观周敦颐的动静论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理论根源上来看,既有对道家思想体系的继承,也有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将老子“静为躁君”的虚静论内化于其动静互为其根的思想当中,并在阴阳动静的化生过程之中体现了儒家的“至诚无息”论。唯有从儒道融合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全面而彻底的把握周敦颐的动静观。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周敦颐教育思想述论

周敦颐在儒学史有着崇高的地位,皆因其思想之伟大与人格之高尚,但是作为教育家的周敦颐,较少被学界注意,周敦颐在《通书》中所提出的“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既是他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其人格的真实写照。他的这句话影响到程颢、程颐(简称“二程”),对后世学者亦有重要影响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