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洪兴祖的《天问》注释特点,主要在校勘异文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补王逸注释的未备或模糊之处,或说明句子的转折、承接关系和内在联系,或对《天问》的旨意作进一步阐发;其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难解或无法解释之字句强作训释。朱熹的《天问》注释特点,一是体例上的变化,二是在集王、洪字词注释于一体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见解,三是以哲学中的理、气说对章旨作义理上的阐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主要是在疏通柳宗元《天对》难解字词的基础上,纠正和补充前人的偏颇、失误之处;但其明显的不足,也是因受《天对》影响较深而沿袭了其中的一些讹误。

《楚辞·天问》之“帝何竺之”试解——兼论贾学鸿《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是一部在我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先秦典籍,而如何理解却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楚辞.天问》中的"稷维元子,帝何竺之"句,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特别是从我国先秦时期曾经作为"荆楚"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苗瑶语出发,认为现代黔东南苗语中汉语词义为"远"或者"疏远"的[to11]可与"帝何竺之"中的"竺"相对应,亦可从先秦曾与楚民族有广泛联系的壮侗语以及现代汉语的吴、闽方言等对《楚辞》进行研究。

宋代《天问》研究管窥

宋元明时期,《天问》研究在学术思潮嬗变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汉唐的章句注疏之学转向宋代的义理之学。元明承宋,缺乏创新,是宋代《天问》研究的继续和回响。通过对洪兴祖、朱熹二人《天问》研究的分析比较,浅谈宋元明三代《天问》研究概况,对认识《天问》研究的变化发展有重要意义。

田雯《山姜诗话》稿本考论

田雯是清初山左诗学名家,所著《古欢堂集·杂著》颇负盛名。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山姜诗话》不分卷稿本一册,文本内容及条目顺序与《杂著》多有差异。通过文本校对,足可厘清二书前后手关系,明晰文本的修正过程,总结优劣得失,对进一步深入探讨田雯的诗学宗尚颇有助益。所附《湖堤十绝》乃是原作,与刊本《古欢堂集》多有异文,足资校勘。另附早年所作《偶谈明人诗,辄得三十六韵呈季沧苇、顾贞观》,则是一篇集外诗,也具有较高的理论批评价值。

朱天文小说的眷村情结

朱天文是台湾眷村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十几年的眷村生活经历对她的文学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从其小说文本入手,把握眷村情结在其小说中的具体表现,探求眷村生活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朱天文小说的空间想象与文化乡愁

朱天文是台湾当代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多以城市空间为描述对象,创作阶段主要分为"出走眷村-我在台北-美学乌托邦"的都市三部曲。过往研究多以创作风格评述、女性主义写作、比较文学对照、叙事技巧剖析和历史意识读解为研究视角分析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但较少关注朱氏小说创作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美学的写作转向,尤其是从描写城市边缘空间小人物的身份归属转向勾勒虚拟城市景观的主体经验。朱氏创作在内容上接受了白先勇对历史流转下人物命运的记忆呈现,在风格上兼受张爱玲式荒凉美学和胡兰成式哲学说教特点的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