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浸润式阅读的师范生美育培养理论和路径探究

以美育浸润为导向推进全覆盖的阅读美育,既是美育浸润行动的实践渠道之一,也是提升师范生美育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的读书修身之法如朱熹的“朱子读书法”等相关理念对浸润式阅读美育有深刻的启发。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在遵循师范生学习能力和实际阅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科学技术领域重要文本,探索阅读美育的路径与方法,并通过教学实践检验浸润式阅读的美育成效,进而在理论上厘清浸润式阅读与师范生美育的关系,论述二者结合的可行性。

朱熹读书法对“沉浸式”课程思政的启示:前提条件、心理参与和教学方法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而朱熹读书法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读书理论,对当下“沉浸式”课程思政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得心体身”的逻辑起点出发,确立“涵泳之乐”的教学过程和“自做工夫”的学习主体,进而分析“居敬持志”的教学前提和“心如止水”学习条件,通过“心眼口到”的双向奔赴和“切己体验”的角色意识,最后总结出“沉浸式”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包括端正“虚心涵泳”的学习态度,锤炼“心正性善”的思想品德,以及筑牢“知之行之”的学习根基,以期能为构建更为有效的“沉浸式”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我国传统书院读书法的传承与衍变——以历代书院学规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以来,“朱子读书六条目”确定了后世书院阅读指导法的内核,也成为读书治学的重要方法。《读书分年日程》完整地传承并细化了朱子读书六条目,众多书院学规把朱子读书法与《读书分年日程》相结合,发展成为书院藏书的指导性目录,朱子读书法以理学为核心与主流学术相辅相成,强调读书首要立志以变化气质,借助山长和学者群体得以在书院传衍。晚清时期部分书院对朱子读书法加以调适,随着清末书院改制,朱子读书法在书院系统的传承断裂。

《读书分年日程》与救“科举时文之弊”

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将朱子的六条读书法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读书计划,强调读书中的沉潜涵泳,其意在救"科举时文之弊",又有强化正统思想的目的。科举考试使得士子读书期求速效,揣摩风气,将经典置之高阁,有识之士有科举兴古学废的忧虑。在不动摇科举制度的前提下,清代教育体系中有引导规范读书习业的倾向,《读书分年日程》被采用是其举措之一。该书在清代至少有28种刻本,它一方面标示清代教育的兴盛,另一方面也反映科举时文弊病的严重。《读书分年日程》的刊刻和采用,与清代官方对"俗学"的抑制相应;又有对"百家"、"二氏"之学的排斥意图。读经典计算字数,清代士人屡屡论及,此法多与《读书分年日程》相伴而行,其目的将经典化整为零,以缓解习业者的畏难情绪,使之追求有根柢的学问。

《读书分年日程》与清代的书院

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是朱子读书法的衍生物,它在清代颇受重视,许多读书人将其视为读书指南;它在书院教育中也被采用,纳入书院章程。书院生徒以此作为自我评判的标准。生徒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培育其恒心和自我反省的能力,最终达到身心之自持,促成德与业的进步。

读书六法:朱熹读书方法演绎

朱熹训导门人读书,曾总结出一整套方法。演绎朱熹教导,可得出入、通读、参读、复读、计量、购读六法。出入法讲究虚心接纳与批判性阅读的结合;通读法讲究字求其训,句求其旨,未得其前不求乎后,未通乎此不志乎彼;参读法强调文本与语境的关系,讲究参照阅读,忌孤立看一种书;复读法强调选择一种或数种书,反复读,终生读,将书中知识据为己有;计量法讲究海量阅读,以强化读书训练效果;购读法虽非严格意义的读书方法,但与读书密切相关,讲究读书人为自己建构书斋,以储备知识信息。此六法均与朱熹教导神髓相通,对年轻学子读书学习,尤有助益。

论朱子读书法

朱熹不仅是道学大师,而且还是阅读学大师。朱熹是谈论读书方法最多的中国人。朱熹的弟子把朱熹所论的读书方法概括为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涵盖了读书的各个方面的要求,现代人们读书也应该遵循这些要求。综合考察朱熹所论的读书方法,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今天的读书人关注:读书为明道穷理;读书之法在于熟读精思;“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

朱子读书法与当代语文教学

《朱子读书法》是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阐述其读书理论的重要作品。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个方面。读书六法所阐述的教学思想与当代语文教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少经验与现代教育理论耦合,可以作为当代语文教学的借鉴。

唐文治儒学读书思想探究

唐文治儒学读书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文章通过梳理唐文治著作、年谱以及相关文献,发现唐文治读书思想以“正人心、救民命”为主旨,以“十三经、国文、性理之书”为核心内容,并在读书方法上以“朱子读书法”为宗,传承和创新桐城派“阴阳刚柔”读文法,开创了“唐调”吟诵读文法,从而构建起“读经救世”的儒家读书思想体系,其阅读宗旨、阅读方法和阅读内容对当前的经典阅读推广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清末陈澧《东塾读书记》对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在深入阐述朱熹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对朱熹有关科学的言论的梳理和研究,提出"朱子知算学""朱子讲求历算""朱子之讲求地理",对朱熹科学思想作了扼要的阐述,为朱熹科学思想的研究开了先河,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可供超越的学术基础。

数字阅读时代中国传统读书法的现代价值——以朱子读书法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阅读范式,朱子读书法以其线性有序的阅读逻辑,沉浸玩味的阅读方式,严肃庄重的阅读价值取向,为纠正数字阅读习性与思维的诸多弊端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其现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以读书之“序”重塑阅读逻辑;以读书之“味”回归阅读本质;以读书之“敬”提升阅读姿态。因此,在媒介文化语境下重新审视和体认朱子读书法,在数字阅读时代重新发掘朱子读书法的现代价值便显得尤为可贵。

试论“朱子读书法”及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朱子读书法"是朱熹总结出的指导学生读书学习的经验,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六个方面,贯穿着对教学方法、读书原则、学习策略、学习态度等方面的理念。文章通过对"朱子读书法"各个方法的剖析,提出了四点启示,藉此希望对我国高等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下学上达”:陈淳对朱熹读书之方的承延与拓展

"下学而上达"语出《论语·宪问》,朱熹对此诠释为:学者读书、做学问应当循次而进。因为"下学"是"上达"的渐进累积过程;"上达"则是"下学"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下学上达"是朱熹认可且最为推崇的读书之方,朱熹的高足陈淳对这一读书之方进行了承延与拓展。陈淳的这一思维劳作,不仅对当时的学者提升学术素养、精神境界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对于"新时代"的学者、大学生们研读国学经典、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具有方法论意义。

“朱子读书法”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总目标中明确指出要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从中汲取智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古诗词便是我国优秀文化中的一块绚丽瑰宝,在语文教学中,它不仅是个重点,也是个难点。“朱子读书法”堪称是古代读书方法的大成之作,也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抹去的重要内容。循着“以古人之法读古人之书”的思路,借鉴“朱子读书法”中的教育思想指导小学古诗词教学不仅对促进教学有重要意义,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更为重大。

贺麟论知行合一与直觉法——一个打通中西哲理的范例

在贺麟先生的全部思想中,他关于知行合一和直觉方法的学说最具有深远的思想启发性和沟通中西哲理的透视力。他认为哲学中讲的知行合一是指价值的、理想的知行合一,区别于自然的知行合一。这种合一意谓着显知隐行(所谓'知')与显行隐知(所谓'行')的合一,所以是可失去和复得的,也是不易长久保持住的。这种知行之间可以有因果关系,有时间差距。它们的合一要经过知识、道德和心性上的努力,而能够使这些努力成功的方法首先是直觉法。直觉既是一种凑发的经验,包括前理智的直觉经验,又是一种得到真切的本体之知的方法,属于后理智的自觉贯通。它既可以是陆王的'不读书''回复本心''致良知'的内向反省的直觉方法,又可以是朱熹的外向体物和读书穷理的直觉法。它们是揭示思想和意识的根源并使之充分展现于知识之中的艺术和工夫,让价值的知行合一可能。贺先生在揭示这两个学说的要旨时,调动了大量的中西哲理资源。

朱熹的经典观与读书法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家的主要代表,对待经典与经学的态度呈现一定的复杂性。他既站在理学家的立场,突出义理的重要性,并对以汉唐经学为代表的,以繁琐的训诂、考据、注疏为主要内容与手段的经学形态提出批评,又非常重视经典的价值,始终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和阐释,力图融合汉宋经学之所长。在此基础上,朱熹一方面对心学的经典观进行批驳,强调读书穷理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众多读书方法进行总结归纳,为学者的治学与求道指示了具体可行的门径和要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当下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与教育亦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