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物不迁论》的物性、时间问题

僧肇的《物不迁论》一直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文章从“物不迁”涉及到的两大基本哲学问题,即物的本性和时间的本质出发,分析《物不迁论》引发的论争。在澄清“性住”与“物不迁”关系的基础上,说明《物不迁论》不违佛教“性空”义理,其非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解决哲学史上实体化思维带来的“时间”和“物体同一性”的争论。《物不迁论》体现了典型的中国佛教思维方式,展现出了佛教在对中国本土思想吸收与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研究——兼与20世纪西方慎刑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法中慎刑思想是其主流思想。它发端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汉代又在儒学与阴阳学等影响下进而承继和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立法观。延至盛唐进而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明、清均承继之,并在慎刑措施上各有建树。中国古代法的慎刑观受经济地理、宗法血缘以及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存在并持续三千多年之久。中外慎刑思想比较,共性在于刑法中仁爱观、教育观有其通性的一面。故而我国当今刑法改革中可吸收西方举措中人道主义的一定措施。在中国,这种吸收具有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

朱载堉和明代一场改历风波

明代严禁民间习历、私造历法.叙述王子朱载堉和官吏邢云路相继提出改历建议,引发朝廷内一场改历风波.它是明代历算科学落后的一个典型的文化缩影.风波过后,又引来明末对外开放.在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史上这是值得深思的一段历程.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朱执信哲学思想及其特征

朱执信哲学思想含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因素,这基本上构成了他哲学思想当中的马克思主义内核,反映了朱执信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亲缘关系.这是其哲学思想之所以能超越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从而趋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易序》作者略考

《易序》为朱熹著作《周易本义》中的一篇序文,但此文也被收入程颐的《程子遗文》及程颐的弟子周行己的《浮洼集》中。谁是《易序》的真正作者,众说纷纭。本文从文献的角度和思想的关联上断定朱熹是这篇序文的真正作者。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朱子性论精神分析

朱熹关于性的论述相当深广,超越了以往人性论的范畴。其性论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不但看重人类社会本身,而且强调人性的正向之理:仁义礼智。朱熹性论的第二个层次内容是广义的人物之性:性即理。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第一层次内容虽然是核心,但只有在第二个层次的基础上,才能使天人之理贯通,才能使人类的德性在更深刻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弘扬和发展。

“长明灯作守岁烛”之遗民心谱——叶绍袁《甲行日注》

《甲行日注》既是叶绍袁生命最后四年行踪、心迹之自传,更如一轴长卷,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清初最酷烈之 一段岁月中太湖流域及钱塘三角洲一线遗民集群之流亡生涯,亦为特定历史时期东南人文生态之缩影。叶绍袁以被世 人习称为“小品”之手笔,载述史籍所未曾实录之人间世真相,其情思之真挚纯粹,将一种文学载体推至空前未有之 峰巅。

董养性《选注杜诗》与仇兆鳌《杜诗详注》异文考释

董养性《选注杜诗》是元代重要的注杜选本,是现存元代注杜诗数量最多、水平极高的一部杜诗学著作。由于国内失传,一直无人对其进行研究。仇兆鳌《杜诗详注》详实赅博,对前人研究成果多有吸收,前人版本多有参照,但董养性《选注杜诗》却与仇之《杜诗详注》有许多异文,研究这部分异文,可以解决杜诗解读中的一部分困惑。

牟宗三形著论商榷

《心体与性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形著论为根据,将五峰、蕺山独立为一系,并将其置于象山、阳明之上。牟宗三这一学说的合理性有待讨论。儒家将道德根据归于上天,只是一种"借天为说"的做法,这种意义的天只是虚的,不是实的,不能从根本上完成克治心学流弊的任务。要防止心学走向流弊,有效的办法是大力发展智性,三分方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

李退溪对朱熹的性情论的阐发

性和情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朱熹对性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以"理"为本体的性情论。李退溪总结和发展了朱熹的性情学说,从"心与理"、"心与性情"、"道心与人心"三个方面对朱熹的性情学说进行了阐发,使朱熹的性情学说更加完备。

相似的内涵与不同的思路--朱彝尊和张惠言关于比兴寄托的论述及其后学的接受

比兴寄托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命题。朱彝尊和张惠言是清代最重要的两个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领袖,他们的词学理论中都涉及这个问题,而且内涵有相似之处,但朱彝尊本人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并无进一步发挥,其后学也并不将其作为朱彝尊的重要理论贡献。朱彝尊的两篇序主要的动机是尊体,并提倡南宋词学。张惠言则不仅自己有意识地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理论,而且更加契合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士人心态,因而得到了后学的热切追随,并推动了整个清代词学走向了新阶段。清代学术非常重视师法,这两个流派的后学的传承和选择,可以从一个角度认识朱、张的核心理论,也可以揭示这两个流派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

从叶绍袁的《甲行日注》看明遗民心态

叶绍袁的《甲行日注》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他于明亡之后的生存状态,呈现了明遗民的命运与心态。从他以及所交接的群体,可以体会到作为遗民群体的角色选择的心理及情境;从他的个人的表达里,也可以感受到遗民情感和意志的深刻与丰富。

论王阳明的俟命之学

王阳明认为"俟命"是初学立心之始,与朱熹将之作为修养工夫的最高层次不同,它展示了陆王心学关注现实生命、强调"知行合一"的特别进路。"俟命之学"贯穿了阳明一生的许多阶段,而在贵州龙场的悟道又对此有某种开启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候气兴衰史述评——兼谈“候气伟哉”论之误

文中所谓"候气",是以一种音高定律器即律管来测定时令节气的理论或实验。文章依据历史文献论述候气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叙述候气的测试方法和演变,揭穿其虚伪性;并以音乐和科学的基础知识解读"候气伟哉"的错误。

问题意识与话语构建:皋陶文化中的法刑

对于皋陶法刑文化的研究,宜取国家构建与社会转型为视角,揭示和围绕研究对象置身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触发的问题意识,梳理其法刑话语构建及逐渐形成的历史,探讨关于皋陶作刑、司法的种种比较分散的说法,逐渐汇合成皋陶为中国法刑源祖说的情况;以及宋代"近世"化背景下,朱熹等人对于"明刑弼教"和"桃应难题"等相关话语的重新构建。

朱熹知行关系新探

知行学说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格物致知学说相互印照补充,其中知行关系独具特色:在知至之后知可以向行自然转化,在知至的基础上,知行具有一体性和合一性;在知未至时,则应当下主敬的劝勉工夫促成知行的转化。前者是知行合一的本体态,后者是知行合一的非本体态,即无论何种情形,朱熹都强调要知行合一。这两种"知行合一"态在工夫论和境界论的视域中可以完美地融合,它们貌似分离,实则合一。

《论语》篇主题的讨论——对六注家概说的梳理

皇侃、邢昺、朱熹、钱穆、南怀瑾、杨朝明六注家通过义疏、按语、概说等形式对《论语》篇主题进行概括。篇首概说越来越成为注解《论语》的必要步骤与形式。文章在讨论的基础上把《论语》二十篇的篇主题分别确立为为学、工作、制度、仁者、教育、做事、道论、君德、心性、气象、人才、仁政、君道、臣道、绅道、权谋、小人、隐士、学统、道统。

香叶菖蒲与石菖蒲挥发油成分对比分析

目的研究香叶菖蒲和药典石菖蒲新鲜叶的挥发油化学成分,并进行对比分析。方法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香叶菖蒲和石菖蒲挥发油,应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对挥发油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结果从香叶菖蒲和石菖蒲挥发油中分别鉴定了12和13种成分,主要化学成分的种类相似,其中α-细辛醚为二者的主要成分,含量分别占总挥发油的69.52%和49.57%。结论香叶菖蒲和石菖蒲挥发油含量丰富,研究结果为二者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谭人凤《十颂》述论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作十首哀诗,悼念在起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同时,谭人凤又作十首颂诗,赞扬脱险归来同志们的机智和顽强,并抒发了继续革命的坚强决心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

朱熹论“性”与“命”

朱熹论“性”和“命”都离不开“理”本体之视阈。朱熹分析“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又论述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与“理之命”“气之命”之关联。朱熹创造性地用“理一分殊”阐释“性”与“命”,诠释了通过“理一分殊”完成每人各一“性”“命”的过程,由此贯通了人性论、宇宙论和本体论。朱熹还通过阐发“理”作为“本然的性”存在于人,说明了道德修养对人恢复本体之明的重要性。然而,朱熹论“性”与“命”只是按照孔孟“性本善”路线用“理”阐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