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存与的经学思想

庄存与的经学虽以《公羊》学为主,但又具有以六经为宗,不守门户;专明大义,不重微言,以求致用的两大特点。而他所言大义包括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与形而下的政治层面,最为接近董仲舒的学说。

论庄存与《春秋正辞》与《春秋胡氏传》的关系

研究清代公羊学复兴者,往往认为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是清代公羊学的重要著作。然而通过对《春秋正辞》解经内容的细读,以及对其经义征引来源的考察,可以看出庄存与书中很多地方与《春秋胡氏传》有着极强的关系。而且《春秋胡氏传》的义理对庄存与的《春秋》学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庄存与本身是科举考试的成功者,《春秋胡氏传》亦是长期以来官方指定科举书目。或许正是由于经历了科举考试,才使得《春秋胡氏传》对庄存与的《春秋》观产生了影响。

论清代常州学派对今文经学的复兴——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为中心

清代中期,常州学派对汉代今文经学进行复兴,其目的在于让经学摆脱清前期由于考据学极度兴盛而出现的内在积弊,如考据难寻"义理",时常陷入"泥古"泥潭,解经学说琐碎、空疏,发展走向有悖于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高扬公羊学、义理解经、经世学风等,使得清代经学面貌焕然一新。它直接启蒙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后世今文经学家解经理路,促进了清代《论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晚清否定古文经学运动的基础,并拉开了经学近现化发展的序幕,为传统儒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之重又焕发青春。

《春秋正辞》的成书与清代公羊学的开山

清代公羊学始于庄存与《春秋正辞》,还是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认为《春秋正辞》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应已具备一定规模,在乾隆三四十年代应已成稿,其内容主旨与乾隆皇帝这个时段对《春秋》的表述亦有不少契合之处。《春秋正辞》撰著时间要早于《公羊通义》,其刊刻的一再推延一方面是因为庄存与感到与当时的学术氛围不合而秘不示人,另一方面则与该书始终未能完成修订有关。从学术渊源上讲,清代公羊学正是沿着庄存与《春秋正辞》开出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当属庄存与的《春秋正辞》。

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点

春秋公羊学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独树一帜,而其历史命运腾挪跌宕,在西汉时期盛行于世,东汉以后曾消沉一千余年,到了清朝嘉道年间重新复兴,至戊戌维新时期再度风靡于世。围绕晚清公羊学复兴这一中心课题,深入地分析、总结以下各项:晚清社会环境何以与公羊学的学术宗旨相呼应、相激荡;公羊学复兴所经历的重振声势—改造发展—达到高潮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晚清公羊学名家有哪些理论精华;公羊学说为何能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糅合,而被锻造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着力探讨以上问题,不仅能深入揭示出晚清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的实质性内涵,而且能更好地展示出公羊学说这一传统学术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

近来在研究庄存与和和珅的问题时,大家多关注《清实录》的资料。由于庄存与的和《春秋》相关的手稿是乾隆中期写成的,学者们便怀疑庄存与的《公羊学》写于和珅案子之前,《公羊学》的复兴与和珅时代无关。然而,为什么庄存与的《春秋》学直到道光时代才以《味经斋遗书》之文集出版呢?为什么至今仍未找到任何与庄存与的《春秋》学相关的手稿?这些问题颇引人思考。通过考证大量资料来丰富对和珅时代的理解,作者认为,不但道光版本的《春秋》学是重要的依据,士大夫的作品也同样值得作具体分析,比如汪喜荀的《且住庵文集》和《谭献日记》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庄存与和和珅的冲突是1780年左右(乾隆晚期)爆发的。魏源在未发表的《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文稿中也提到了这一冲突,却以庄存与的《易学》来作掩盖。同时,庄存与的经学融汇了西汉经学,尤其是《春秋》、《尚书》、《毛诗》、《易经》和《周礼》。

春秋公羊学与常州学派的治学思潮和历史价值

《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也是今文经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两汉时期,今文经学曾一度占据经学的主流,但之后却逐渐被古文经学压制,陷入了2000多年的沉寂。尽管成为学术史的隐流,但春秋公羊学并未断绝,保留了今文经学的余脉。清代是学术史的高峰,在乾嘉朴学的庞大系谱中,以庄存与和他创建的常州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公羊学复兴了今文经学,以“不拘汉宋、无论今古”的治学思潮重现了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价值,并在庄述祖、刘逢禄等常州学派学人的传承和弘扬中发掘出了传统社会变革的观念,为近现代启蒙思想的出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嘉道常州诸子与清代公羊学叙述的定型

作为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庄存与在其生活的时代声光甚暗,但在其过世后的五十年中,随着家人的揄扬,尤其是围绕着其著作的刊刻,他的学问逐渐得到部分常州年轻学人以及这些学人周边的友朋的关注。更借着为庄存与撰写碑传及为刊刻其著作撰写序言的契机,形成了首次对庄氏学问成规模的总结与论述。此次总结,直接形塑了后世对庄存与公羊学的理解。由于嘉道时代衰微,经世意识高涨,年轻学人多从庄存与为学的关怀,而非庄氏学术本身的言说出发,推求发掘庄存与治学的精神意趣,并以此突出他与汉学家的差别,借以批判周遭的汉学家务为琐碎,于世无补。经过此番论述,铺平了后世公羊学的发展之路,使公羊学成为晚清最有经世关怀的学问之一,但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抹平了庄存与同其后学之间的诸多差别,遮蔽了庄存与的学术本相,影响了后人对清代公羊学的全面认识。

论庄存与文史之学──以庄存与《尚书既见》对周公的论评为研究对象

庄存与重视经学研究,五经皆有论著。他融经、史、子于一炉,即经即史,于经阐释义理,于经反映历史。这有别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是他的经学特色。他所著的《尚书既见》是即经即史的代表作。该书就经学言,以经证经,兼用今文、古文、逸《尚书》以及《书序》《诗经》《孟子》等经典;阐释义理,包括提倡大一统思想,强调理想的君臣关系等;就史学言,论述周公一些事迹,强调周公没有践祚称王或摄政当国。他提出成王即位已不年轻的看法,具史学洞见。他对周公一些事迹的考证不合史实,是他史学研究的不足。

从庄、刘到龚、魏:晚清启蒙思想生发之轨迹

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刘逢禄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人。龚自珍和魏源先后从刘逢禄问学,他们的思想受到庄、刘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龚、魏在刘逢禄处学到的是“今文学文献知识”,龚、魏的重点则在“社会现实问题,而这正是刘逢禄极力回避的,不敢接触的”。事实上,龚、魏之所以能超越庄、刘,主要是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对政治向来敏感的今文经学也在不同时期生发出不同的感受,起着不同的作用。应当注意到,庄、刘的“经世”之念,他们传授的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龚、魏。龚、魏启蒙思想的生发,是与庄、刘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的。

论庄存与的《公羊》学

庄存与的《公羊》学虽然受到赵《春秋属辞》的影响 ,但主要限于治学体例 ,而在治学立场上 ,二者其实有根本的歧异。庄存与克服了赵以策书之体说《春秋》的倾向 ,并注重《春秋》例辞背后的立场。这点直接上承汉代《公羊》学。不过 ,庄氏《春秋》学在某些具体的事例解释上与汉代《公羊》学也有差异。庄氏的特点在于对《春秋》变辞的引申与发挥 ,并补充了汉代《公羊》学未曾论述的诸多方面 ,为后人理解《公羊》大义提供了新的线索。

学术史中的话语演变与谱系构建——清代公羊学史与庄存与

目前对清代学术史的普遍认知中，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学”在治学方法等多方面同乾嘉学术存在鸿沟，且存在以庄存与为始祖的独立传承谱系。然而，清代公羊学奠基人刘逢禄自述学术渊源，却并不承认其春秋学源于外祖庄存与。考察刘氏对《公羊春秋》相关研究著作，其中的治学立场与具体观点同庄存与《春秋正辞》迥然有别。在此观察的基础上，考察19世纪以来学术史的论述，发现“庄-刘”一脉学术谱系的构建中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学者人为推动的因素。随着西汉今文派影响的扩大，这一论述被不断地强化并成为目前的主流认识。这是学术话语变迁显著影响学术虫叙述的绝佳之例。

以王道解《春秋》——庄存与《春秋正辞》述论

通过正辞、连贯史事,庄存与阐释出圣人在《春秋》中隐含的完备王道体系。继体王者尊始祖,吸取前代经验教训,关注天象,遵循天道。天子有天子的规则,臣僚有臣僚的职责,诸侯有诸侯的义务,各尽其职。君主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坚守"三纲"原则;勤政爱民,在共尊王命的前提下与其他诸侯国友好交往;坚持"贤贤"及"亲亲"用人原则,重用并善待接受王命的大夫,不得随意任免,更不得专杀,卿大夫不得世袭。方伯辅佐天子维系天下和平,但绝对不允许影响王权。中原诸侯共奉王事,和平共处,不能相互侵伐。中原诸侯国不应与外族有过多交往,坚守王道传统,避免受其伤害或者影响。诸侯国之间不得发生对双方民众皆有伤害的战争,更不能相互灭亡。不论君主善恶,凡臣子弑君者皆为贼,乱臣贼子必须受到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