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且美”的边疆民族形象建构——基于庄学本西北边疆考察的民俗视角

20世纪30—40年代,庄学本在西北边疆各民族进行民俗调查,这些考察以消除民族歧视作为考察的主旨思想,综合运用影像记录与民族志形式,对边疆多民族的各类民俗事象进行客观、完整地记录,塑造充满人文尊严、“真且美”的边疆各民族形象。庄学本以影像呈现的调查成果成为内地社会认识西北边疆民族的重要渠道,也是当时“开发西北”历史任务的回应。庄学本在长期西北各民族调查中的民俗影像记录方法,对中国记录民俗学实践与理论建设有重要贡献。

科学与个体的影像:庄学本的民族志摄影的生成

庄学本的西部考察恰逢中国本土民族学兴起的关键节点,其影像作品与考察报告也共同参与到本土民族学的学科建构过程之中。庄学本既是一名摄影师,又是一名民族志考察者,其影像上的诸多特征正是由摄影与民族学的知识交汇带来的。庄学本摄影作品既是民族志“科学影像”与摄影美学彼此渗透的尝试,也是在集体图像的整体性描述上对个体面貌的还原。民族学理论为庄学本的影像提供了学术支撑,使庄学本的影像呈现出民族学与摄影学的双向互动特征;庄学本的学术成长路径也折射出我国民族志在发展时期以学致用、服务边政的应用性倾向。

庄学本摄影艺术的审美价值探究

庄学本的摄影作品构筑起了基于民族生存与在地空间相勾连的艺术审美价值。本文在承续近代照相术与艺术理论的话语基础上,从影像构造的形式美出发,探寻庄氏视觉语言“形”与“光”的创作范式;另一层面,通过分析作为摄影作品内容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地理风貌,来阐释庄氏图像所显现的自然美与社会美。这两个方面表明,庄氏留存的大量摄影图像,为近代中国的民族摄影艺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松茂古道的边地行走与近现代知识转型

本文以川西松茂古道为空间线索,以董湘琴与庄学本的两种古道行走为分析入口,力图从微观层面考察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帝国西南之"边"的"再边疆化"过程,以及关于"边"的社会知识建构如何在个体性的行走、体验与观看中得到落实。以此揭示,中国本土行以体知、知行合一的身体认知传统可与西方现代考察范式并行不悖,而人类学研究中有关道路与他者、田野与旅行的潜在空间法则,也可由此加以深入讨论。

“西康女子”涂面习俗考略——庄学本影视人类学带来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庄学本西康考察摄影图片保留了"西康女子"涂面习俗极为珍贵的民俗资料,据藏汉文史料文献记载,这种被称作"赭面"的习俗早在吐蕃时期业已存在,20世纪末期在青海都兰地区发现的吐蕃墓中的棺板画也能见到这类习俗。文章认为赭面习俗更可能流行于"西康女子"及藏北牧区,与古代东氏族有密切关系。

庄学本藏区新闻摄影活动及作品研究

记录历史不仅仅可以用文字,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现代摄影技术也在记录着历史。本文就庄学本在我国四个藏族聚居区的摄影作品为对象,分析当时涉藏图片报道的内容取向和特点。在分析过程中,审视当时藏族聚居区的人物特点与社会形态。在对庄学本在藏区的摄影作品报道给出评价的同时,文章还从记者的视角分析庄学本身上所具有的专业主义精神。

现代性的叠影——庄学本人类学影像的多重裂隙分析

庄学本的影像文本被认为"具有艺术和人类学的双重价值",对于庄学本影像文本的解读基本上也是从这两个维度展开的。然而,城市化、摄影、民族性、商业化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在他的文本中都有所表现,三者之间存在着裂隙。不能仅仅以人类学影像命名庄学本的影像文本,这些文本的生产场域、传播途径、被改变、被遮蔽都处于复杂的现代性语境中。必须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还原解读,才能发现庄学本影像文本的多重意义。

科学民族志的“他者”呈现——略论庄学本的中国西南摄影

以纪实摄影大师庄学本在1934～1942年间在中国西南拍摄的民族学调查影像,尤其是少数民族摄影作为探讨的对象,来呈现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西学中对待异文化的"他者"观念,以及西方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学派,如何影响了中国早期的民族学调查者的文化视野,进而对这些调查者的纪实摄影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此为基础,本文从影视人类学的视角,来检视庄学本作品的成就与缺失。

边地意象·国家想象·“新媒体”——从三个维度再思考庄学本西部民族志摄影

1934年至1942年间,庄学本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摄影、考察,以当地少数民族人物、习俗、宗教活动等为对象,拍摄了万余张照片,塑造出明朗、传奇的边地意象,正经受异族入侵的国民通过它们建构起了关于中国西部的国家想象,也激发了救国图存的热情。《良友画报》《中华画报》《申报·图画周刊》等新闻摄影画报以及城市"新媒体",勾连起了庄学本西部摄影边地意象到国家想象的转换。但是,近10年来研究者多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研究庄学本,而忽视了他摄影艺术家和媒体人的角色,因此有必要从边地意象、国家想象、"新媒体"三个维度对庄学本的西部民族志摄影进行再思考。

庄学本藏彝走廊人文探访的回顾与价值

庄学本在国家边疆危机和民族学学科发展之际,投身于民族考察事业具有重要价值。先后三次进入藏彝走廊做人文探访,取得丰富成果,使其成为社会大众与藏彝走廊部分民族相互认识的媒介;是从个人角度对国家西部边疆开发战略的回应;庄学本对藏区坚持不懈地探索,使之成为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先驱;为藏彝走廊民族文明的记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视觉形象建构——以庄学本民族志摄影作品为例

庄学本是我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他于1934—1942年游历四川等西部四省,拍摄万余张摄影作品,写下近百万字的文献,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者”理论是西方殖民理论的组成部分,是西方殖民理论话语中的民族形象。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东方逐渐被西方主体想象和建构,沦为殖民凝视中的“他者”,是陌生和异化的。在德木·旦增嘉措仁布钦等西藏上层贵族、活佛基于本位立场进行自我呈现并开创西藏摄影之后,庄学本深入探访羌族、彝族、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拍摄和记录西部地区流传不息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各民族交流发生的文化交互影响,反映出这一地区不同民族在长期的接触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感和社会共同体意识。

庄学本的社会交游与边疆考察(1929～1948年)

作为非学院派的边疆考察者,庄学本从普通摄影爱好者成长为中国早期民族志摄影的代表人物,与其社会交游圈的构筑密不可分。跨学科、领域的社会交游深刻影响了庄学本在不同时段的身份转换、文本表达和摄影理念。特别是文本书写风格的民族学转向有意忽视、淡化了影像摄制、田野调查的过程记叙。但是摄影对于公众视觉文化的社会意义受到重视和强调。围绕庄学本的社会交游及其对边疆考察影响的讨论,有助于思考民族学视野下摄影与学术、影像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对20世纪中国边地民族研究的影响和意义初探

本文对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20世纪中国边地民族研究中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他对土族神箭崇拜与神鹏信仰习俗、凉山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嘉绒藏族民间文化、边地民族法律、彝族传说、边地农具、地震史等问题的首次发现、记录和研究在边地民族研究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与学术价值。本文同时认为,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学术思潮,值得深入研究。

从《羌戎考察记》到《丹巴调查报告》——庄学本嘉绒藏族民族志调研考(1934—1938)

国内有关嘉绒藏族的调查与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民族学者、摄影家庄学本也是早期参与者之一。他于1934年、1938年两度考察嘉绒社会,对嘉绒藏族的调查、拍摄与研究,构成了庄氏较为持久的兴趣。他先后发表《羌戎考察记》《丹巴调查报告》等文,在嘉绒藏族的族称与民族源流、土司制度、苯教信仰等多个领域皆有所开拓。庄学本在嘉绒藏族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或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对嘉绒社会实地调查时间较早,调研地域广泛且相对细致深入;其次,庄学本对嘉绒社会的考察,运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田野调查方法,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主要领域均进行了系统性学术表述,符合现代民族学的基本规范;最后,庄学本与嘉绒藏族诸多代表人物的交往,提供了地方历史建构的一些重要细节。除此之外,庄学本作为一名有人类学素养的摄影师,在考察期间先后拍摄数百幅嘉绒藏族照片,留存了珍贵的影像文献。庄学本在嘉绒社会的民族志考察活动,体现了20世纪前半叶一位文化工作者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艰难过程,其先驱式的调查工作与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仍值得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界再评价。

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

近代西方体制、概念、知识在20世纪中的进一步舶来使中国的社会情境从以往的"帝国""家族"向"民族国家""国民同胞"转变,不同性质的革命实践也导致了国家形态、边疆领土、边地少数族群的意义被重新界定。本文根据摄影师庄学本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所拍摄的系列边疆摄影作品,讨论其摄影经验如何反映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延续与转折,并考察国家转型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又如何导致其摄影发生范式转换。此项研究有助于解析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理解20世纪中国的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方大曾的纪实摄影及其时代内涵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837张方大曾摄影遗作,无论是从艺术性还是历史价值而言都极为珍贵。与沙飞、庄学本两位摄影大师类似,作为20世纪30年代纪实摄影的先驱,方大曾的作品体现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