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汪洋恣肆风格论

“汪洋恣肆”是《庄子》散文的基本风格。从思想内容来看 ,主要表现在思想的开放性和超前性 ,题材的广泛性与奇异性。从艺术形式来看 ,主要表现在文章体裁的开拓创新 ,章法的变化莫测 ,语言的幽默辛辣、铺张扬厉。“汪洋恣肆”实际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强力冲击 ,是对文学体裁、章法、语言的大胆创新。

庄子与韩非子寓言艺术特色比较

庄子与韩非子寓言是我国寓言文学的杰出代表,堪称先秦寓言双璧。二者寓言各具特色,庄子寓言注目于神话,繁富虚幻、主观感情强烈,多直抒胸臆,语言修辞繁富、恢弘飘逸,形象刻画细腻生动;韩非子寓言根植于历史,质朴写实、理性冷静,很少带感情色彩,善于用对话来表现人物,语言简洁准确、冷峻犀利。庄子与韩非子寓言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特色是由于地理环境、个人经历地位以及思想动机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丛林论《庄》与明代学风

佛教自从传入中土就和《庄子》有着不解之缘,然而佛门与《庄子》的关系又与各个时期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联。明代前中期,朱子之学独盛,《庄子》在学界难以容身,丛林对《庄子》也异常冷落。晚明三教高度融合,丛林则重新接纳了《庄子》,在判别释、道高下的同时,佛化《庄子》,为丛林所用,而这又是从批判搜奇猎艳的学风开始的。

《庄子》“三言”写奇六法

《庄子》"三言"是庄子以言释道的三种最基本方式。"三言"中,充满着奇言、奇语、奇人、奇事、奇理、奇趣,专于奇中体道是《庄子》"三言"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具体说来,庄子写奇的方法主要有以大写奇、以丑写奇、以险写奇、以理写奇、以事写奇、以神写奇等六种方法。其中,写大则有鲲鹏之雄,极尽夸张;写丑则有畸人之形骸,骇人听闻;写险则有"运斤成风"的寓言,惊心动魄;写理则批仁义而非孔子,将常理"掀翻";写事则首尾对比,出人意表;写神则有藐姑射神人,冰清玉洁。这些方法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形成了庄子文章"风云开阖,神鬼变幻"的奇诡之风。

生气远出 意思萧散——论文同的骚体创作

北宋中期 ,随着党争的加剧 ,骚体创作悲凉之气渐渐淡薄 ,转而寻求精神的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超越。文同的骚体表现对绝对自由的艺术境界的追求 ;表现对世俗的厌弃和对独拔流俗之上的人格美的向往 ;描绘冰清玉洁、自在逍遥的神女形象 ,充分表现了当时辞赋创作疏离屈骚传统、超越世俗人生的倾向。庄学素养、淡泊的襟怀、蜀地的文化品格、当时的政治环境等都影响着文同骚体的风格。

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创新——读王向峰先生的《老庄美学新论》

对王向峰先生的《老庄美学新论》一书在研究老庄美学中的创新之处,给予了概括性的评述,并肯定了其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的开拓性价值。老庄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精华部分,《老庄美学新论》在继承和发扬老庄美学的基础上创新了老庄美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论觉浪道盛的“以儒解庄”思想

尽管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庄子》呈现出了不同之相状,但主流观念仍认为《庄子》乃为《老子》思想的承继与发展,即属于道家学派。可在晚明高僧觉浪道盛看来,《庄子》实为托老聃之名,行"尧孔之实",为"儒宗教外别传"。通过对《庄子》"托孤说"的挖掘与解读,道盛不仅化解了《庄子》与儒学、佛教的长久冲突,而且还起到了保存儒、释、道圣贤真精神之价值,并在晚明特定时期起到了"以庄救世"之目的。

刘克庄入桂及诗歌创作

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于嘉定十五年(1222年)入桂。在桂期间,刘克庄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艺术风格上,均体现了与前期不同的特征。在桂时期也是其一生诗风转变的开始。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时间与“庄老”关系之再探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是刘勰评述晋宋诗风转变之语。根据对山水诗性质的界定和代表人物的出现,山水诗作为一代新诗歌风尚应出现在宋初永嘉时期。其兴起则和“庄老”有着莫大关系。而“庄老”不仅指代玄言诗,而且包括老庄思想。由于玄言诗是在玄谈基础上形成,而玄谈后期专注于自己形式的发展,不再注重探讨老庄玄理,故而两者之间产生分离,所以玄言诗和老庄思想对“山水诗”的影响也不能一以概之。宋初山水诗虽留有玄言的成分,但不影响“山水方滋”的局面,这多是由于当时文学中摘句欣赏和批评的原因,使得文人有意识地规避不可取之处,而山水之局面也由此形成。

《正字通》研究概况析论

张自烈的《正字通》继承《字汇》的编排体例,并对《字汇》的释义等方面进行"阙补",是清初具有重要影响的一部大型字书,成为连接《字汇》与《康熙字典》的桥梁。论文从作者、版本、收字情况、编排体例、音系特点的考查等五个方面对《正字通》研究概况进行了综述,有助于深化对《正字通》的研究。

论周立波创作的民族特色

民族风格是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统一的意义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色,是作家所隶属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打在文学作品上的印记。周立波小说民族风格具体表现在他的人物塑造、景物描写、民风习俗和方言俗语的大量采用上。

庄子语境中的“德”“形”之辨

在庄子的哲学语境下,"德"不仅具有形上性与内在性,而且也具有形下性与实践性;相对而言,"形"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形上性,但更多的还是形下性与外在性的。在"德"与"形"的价值判断上,庄子看重的是内在之德,而非外在之形。庄子以游心于德和为基点,以德兼于道为理路,以辨德之本末,以论德之立修,以别德形关系;不仅表达了他对当时之世的不满与批判,而且也揭露了当时世人的伪善与狡诈。一言以蔽之,庄子视域中的"德""形"关系与价值取向是:一、形残而德可全;德全胜于形全;才全而德不形;二、重"德"不重"形";重内不重外;重自然与无为,不重雕饰与有为。

《庄子》对儒家理念的解构方式及其文学表现

仁、义、礼、乐、忠、信是儒家的基本理念,儒家学说就是在此基础上构建和敷演的。以儒家思想解构者面目出现的《庄子》,则对这些基本理念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解构。概言之,《庄子》对儒家基本理念从三个层次上进行了解构:借用儒家理念,却对其加以改造,使共有其名无其实;揭示儒家理念的局限性,消解其崇高性;完全否定儒家理念存在的必然性。在对儒家理念进行解构过程中,《庄子》将排比、讽刺等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极具艺术魅力。

壮侗民族干栏建筑文化中的民族特色

通过对壮侗民族干栏建筑文化中民族特色的探究,可以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民族建筑文化中的优良民族传统,加深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吸取民族传统建筑文化中的民族特色元素,更好的应用于当代建筑设计。

对《庄子》的文体论解读

《庄子》中有赋、讔、语、寓言、连珠等文体因素。而赋、讔、语、寓言、连珠与先秦优语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庄子》一书,其话语方式即文体带有鲜明的"优语"特点,笔者以为《庄子》便是受先秦"优语"传统的影响并认同"优语"结构成书的。

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艺术粗论

庄子以整体象征、浪漫而荒诞的寓言言说,驰骋想象,自铸新词,运用典型与意象,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创新文体——自恣适己、仪态万方的“庄周体”。这显示了庄子文学意识的先觉、文学创造精神的崛起与文体的自觉。鲁迅称《庄子》一书“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正是就其文学的发现与文体的创造及其在汉文学史的创造性贡献而言。

《庄子》喜用寓言新探

寓言是《庄子》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主要的论说方式。庄子喜用寓言的原因有三:其一,与当时诸子著书立说善用寓言这一流行的学术思潮分不开;其二,是当时"说难"这一客观的文化发展和庄子追求"超脱"的主观心态发展相结合的结果;其三,深受当时流行于楚国的巫风与神话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