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非十二子》思想解析

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折中综合的趋势日渐显著,荀子是这一思想文化走向的典型代表。受稷下学风影响,荀子以儒学为基础,折中综合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等思想观念,实现了先秦哲学史上的第一次批判综合。《非十二子》是一篇综合分析评论先秦诸家学说,特别是批判儒家思孟学派的论文。文中将当时先秦诸家很有影响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两两成对,分为六家,后称六家十二子,即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荀子逐一对他们的思想言行进行了分析、批判和总结,显示出荀子的学术立场及其与先秦思想史的关联。

淝水之战前秦情报失误探究——以孙子情报思想为视角

淝水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前秦在战场上的溃败不仅仅是双方政治、经济、民族战略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还与前秦失败的情报工作直接相关。立足孙子情报思想,从战略情报、战场侦察、谍报侦察、反情报等方面入手,可以发现,前秦的战败与其失败的情报工作直接相关,其“庙算”“全知”“用间”等方面的情报分析,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做出客观结论,并得出准确的战争预测。

试论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

道法两家历史观的异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老子否定周代主流历史观中的宗教和道德因素,为历史理性的独立发展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庄子发展了"性情"和"命"的观念,扩大了历史理性的领域,但却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韩非把人的欲望看作社会的基本内容,在理论上消解了历史的内在矛盾,使纯粹历史理性的历史观得以形成。两家历史观的异同与各自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可以得到道论上的证明。

先秦《老子》文本的演变——由《韩非子》等战国著作中的《老子》引文来考察

郭店楚简《老子》文本包含有今本《老子》共三十一章的内容,《庄子》一书涉及今本《老子》共十六章的内容,《韩非子》一书引用了今本《老子》共二十五章的内容,再加上《吕氏春秋》《荀子》《战国策》等著作对《老子》的引文,说明今本《老子》一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至少已具有了其中六十四章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在这六十四章中,只有三十八章是完整或基本完整的《老子》某章内容,且它们全都出于郭店楚简《老子》和《韩非子》引《老子》,其他先秦诸书所引《老子》则属只言片语或概述大意。这又说明,到《韩非子》成书时为止,《老子》一书实际只有三十八章完全具有了今本《老子》的文本形态。今本《老子》的最后定型,应该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统一思想由丞相李斯主持完成的。

《解老》 《喻老》的性质及其文体学意义

《解老》与《喻老》是《韩非子》当中两篇可称为"解释体"的文章,尽管其思想内容、文章风格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整体上却有着一致性,从性质来说,都是对《老子》的解释之作。《解老》当是韩非求学于荀卿时所作,并非专题性论文,而更像是读《老子》的注解,亦有读书笔记的性质。《喻老》当为韩非后期重读《老子》所作的解说之文。正是这种创作时期的不同,使得二者甚至在文本上也有了一定的差异。这类文章的文体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经说体"的继承与发展上。

华夏传统文化与华人企业成长──兼析华人企业“法治化”途径

华人企业的成长有其普遍特征：小企业效率较高，缺乏世界级大企业和世界级著名品牌，容易短寿等。文章通过对华夏传统文化的反思，认为以“人治”为核心的管理是华人企业成长的“瓶颈”，华人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此外，文章还对华人企业“法治化”的途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章着重指出：华人企业要想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就必须建立以“理性”和“规范”为核心的“法治化”管理模式。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韩非子》工具性关系剖析

利益至上是《韩非子》工具性关系的人性基础,也是其建立的原动力。《韩非子》工具性关系的前提是相互性,双方只有都是对方难以替代的有价值的工具,并且彼此尊重对方的利益,才能建立工具性关系。《韩非子》工具性关系的关键是同利,双方应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成为对方难以替代的有价值的工具。《韩非子》工具性关系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与动员力。

春秋战国诸子关于道德之价值的认知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进程中,儒、道、墨、法和纵横家分别探讨了道德的价值。孔子、孟子、墨子、老庄与荀子所主张的道德内涵不同,但他们都充分肯定甚至夸大了道德的价值。韩非子与他们不同,把道德与政治剥离,纵横家则进一步提出了道德价值有限论。

韩非子学说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理论基础

周秦之际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监察活动的制度化与专门化。在先秦诸子中,唯有法家能够为这种制度的兴起提供理论依据。韩非子秩序优先的前提下强调君尊臣卑伦理的绝对性,主张君臣异利,在政治领域强调以权力监督权力的重要性。韩非子的监察理论,强调以"法"、"术"、"势"一整套规则体系来规范和引导君臣关系,加强君主对人臣权力的监管。他的学说,对秦朝监察制度的创建以及汉代监察制度的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论熊十力的“韩非学”研究——兼及“了解之同情”何以可能?

历代儒家往往视法家人物为其思想敌人而痛诋不止。以学派立场为归属的研究和判断,极容易出现意气用事以及以态度之争代替观点之争的趋势,实难对法家人物及其思想做到"了解之同情"。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十力,本着学术的良知以韩非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出发点,对韩非子人格做出高度肯定的同时,也从各方面深刻剖析了韩非子思想中的真意,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发此前儒者之所未发,足堪为后来研究法家及韩非子者借鉴。熊十力这一现代大儒的"韩非论",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当今学界反思韩非子研究以及在评价古人如何做到"了解之同情"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与《韩非子》思想之比较

《韩非子》中法令因循道理自然的主张,与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设立高于人定法的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有显著差异。西方古代自然法学说的自然正义能够评判现行法可否具备法律效力,含有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及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韩非子》的道理自然无力评判现行法效力。其学说亦不含永恒不变的确切内容与伦理道德上固定的价值倾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别。

韩学极盛与秦二世而亡

秦朝时期,韩学极盛。韩非子的《五蠹》《孤愤》等名篇在秦王嬴政(秦始皇)时代便传入秦国,从而开启了"韩学"的实践与研究之门。嬴政对韩非子的欣赏,秦朝的政治实践、制度创设以及李斯与秦二世之间有关韩非子思想的讨论,构成了韩非子学说与秦朝的历史交集。韩非子思想确实对嬴政、秦二世、李斯均产生过影响,然而,秦二世、李斯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多为偏颇与片面的理解,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秦朝政治实践背离了韩非子的基本政治原理。从最严格的标准来看,韩非子强调君权至尊,尽管他在理论上强调了君主应该遵守君道,但在实际政治领域却又未能提出有效约束君权的措施,势必导致君主滥权。作为一个思想家,韩非子对秦朝暴政及二世而亡,应该负有一定历史责任,但仅局限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家所应承担的责任。有效约束君权,并非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所能解决的政治理论问题。

先秦时期德治与法治关系辨析

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儒家虽重“德治”,但也承认“法治”的重要作用;而法家虽特重“法治”,然亦不排斥“德治”。

“存在”、“此在”与“是非”——兼论庄子、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问题观点之异同

西方哲学中“存在”一词在翻译成中文时出现的麻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映照出“存在”一词的多重含义和所谓“存在”问题的矛盾晦暗之处。汉语虽没有一个与“存在”完全对等的词语，但却用多个不同的词语来表述包含在“存在”中的问题。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庄子所谈论的“是非”问题与海德格尔所谓“存在”、“此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个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却是不同的。这一比较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中西方哲学传统中对个人的看法上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差异。

《韩非子》用人思想探究

《韩非子》一书中有着丰富的管理思想,用人思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其管理思想的基础和前提是人性自私论。韩非提倡君主善用人,不能事必躬亲。对人才要有合理的选拔标准和途径,尤其要有自己的决断力,能够根据下级的工作实绩进行选拔辩智且洁修的人才。他主张使法择人,基层选拔,袭节而进,逐级晋升,提拔实用性人才。还要摒弃人情,任人唯贤,良好的道德品质是提拔的前提,并且提倡内部提拔。在用人原则上,他强调"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一职不设二官,用人不疑,用人所长,并且指出作为管理者的君主无需有所长。

人性、霸道及权力意志——韩非子的法哲学论析

韩非是战国末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哲学上,他将老子的自然无为主义与荀子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人性论、认识论相结合,为其法哲学奠定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韩非子对人性弱点的认识,对君主时代权威主义政治学的分析,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尖锐深刻。韩非子的霸权主义及强力意志论为秦富国强兵、吞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前导。

《韩非子》寓言的取材及成因

《韩非子》寓言的内容取材有引用和加工神话故事、加工改造历史故事和直接创造三个来源,几乎囊括了先秦寓言的来源渠道。从民族、时代和韩非子本人的特殊身份等方面分析取材的成因有:韩非所在的韩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宗主制国定;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文化思潮百家争鸣,诸子并起。

《韩非子》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及其局限

为了解读《韩非子》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从政治哲学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韩非思想并不是一种"非道德主义"的伦理学说,《韩非子》体现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其"法治"论说中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和辩护,但韩非所构想的"法治"甚至要求民众用生命的代价换取对人主或国君所立法律的固执坚守,其所有臣民在"人主之法"面前的平等,以及所有臣民在人主面前平等的"以法治国"之理念,与现代法治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墨子尚同说的专制性特征解析——兼及尚同说对韩非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墨子针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危害,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但是,墨子认识到仅仅靠"兼爱""非攻"的道德说教是不能奏效的,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和服从的政治权威,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稳定的政治秩序,要想实现社会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墨子提出了"尚同"说,即"一同天下之义",以最高统治者的是非为根本标准,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思行事,"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对最高统治者即天子的权威要无条件地服从。墨子的"尚同说"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特征。"尚同"学说,从古代中国统一的意义上讲具有积极意义,反映了要求制止战争、以达统一的愿望,但是,其学说自身的矛盾性,使他的"尚同"思想抹上了比较浓重的专制主义色彩,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韩非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继承了墨子的尚同说,建构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