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通鉴举要历》探析——基于国图藏《资治通鉴残稿》的考察

国家图书馆所藏《资治通鉴残稿》,其得名缘于古今学者多认为它是司马光手书的《资治通鉴》初稿。不过,近年已有学者分别从内证与外证的角度予以了否认。实际上,残稿中留存的所谓《谢人惠物状》,应是司马光为编写《书仪》所拟的一份草稿,也可以补证残稿并非《资治通鉴》草稿。根据晁公武、胡寅和朱熹等人的叙述,可知在进上《资治通鉴》和《通鉴目录》后,司马光还想删略出一部篇幅在二者之间的《通鉴举要历》来,残稿即由此而生。《通鉴举要历》的“举要”原则,大体可以概括为“详则略之,略则仍之”。当然,因司马光晚年精力实有不逮,《通鉴举要历》可能存在些微删略不当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它沿袭并放大了编年体割裂史事之弊,未能很好地满足士子的阅读尤其是应试需要。因此其传布不广,南宋以后即湮没无闻。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新识五则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四卷本出版后,虽得学界诸多好评,但仍然留下一些尚须梳理的问题。作为该书的作者之一,本人有五点新的认识:《宋书》、《魏书》皆属于官修史;《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中,赵师渊的贡献其实不大;明代《咸宾录》一书之刘一焜《序》内的星岁纪年,是依据汉代刘歆的《三统历》,这通过民间学者刘坦的著述可以破解;而清入关前纂修的太祖实录,书名有过几次变化;康熙年间之戴名世文字狱,促使王鸿绪匆忙地进呈《明史列传稿》。这些关于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认识,值得关注。

《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考论

《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是清乾隆年间修成的一部编年体明史史书,其凡经两修,现存初修二十卷本和改修四十卷本两种。乾隆中后期纂修《四库全书》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成书使该书的重修成为必然。改修本与初修本相比,在书法、纪年上大体遵循《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少数民族人名与地名翻译上则改动较大。这些改动体现了高宗对修史事业的控制及其史学和政治思想。该书为研究清代官方史学的重要著作,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