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广州人物传》的编纂及影响

《广州人物传》是黄佐早期的史学著述,该书记录时段为汉至明,但以宋明为主;记录广州人物164人,流寓人物22人;记录方式既有专传,也有按类区分的忠义、孝友等传。《广州人物传》的编纂颇为严谨,黄佐不仅注明出处,且注重考证。《广州人物传》的编纂主旨明确,黄佐在传中记录、表彰了一批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表见者。《广州人物传》不仅对《百越先贤志》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东通志》等的史源之一。《广州人物传》编纂严谨、主旨鲜明,又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对《广州人物传》之评价过于敷衍,应肯定《广州人物传》的价值。

晋人知识论赋观及其美学偏向

晋人的知识论赋观沿续《诗经》经学的知识论诗学观,把赋体文章定义为一种理性的知识话语,把赋文活动理解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这种赋观的代表人物是左思和皇甫谧,他们明确将汉代以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的赋文审美创作看作是自己赋观的理论对手,试图以此在赋文创作上驱散笼罩在自己头上的汉代赋文学这片巨大"阴影",开创出属于自己的,或曰属于晋代的赋文创作新格局.赋体在屈原手上作为审美自觉的文体始创,至汉代蔚为大国.汉代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上主要沿屈原开启的审美道路拓展赋体文学的疆域,另一方面,在赋学思想和理论方面产生了经学和美学两种赋观.汉代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和张衡等赋家大体依美的尺度来创作赋文本,其实现赋美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想象和虚构,他们认为想象和虚构对于赋美的生成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晋人主要针对汉代赋家的这种创作现实,及其所代表的美学赋观进行了批判,认为真正正确的应该是知识论赋观.

用典与原型:从楚辞到左思《咏史诗》的诗史演进

借助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诗学的原型范畴理论,基于文本细读,梳理从楚辞体至左思《咏史诗》的用典技巧和对士的原型建构。提出屈原依循类比思维、借助排比式用典、形成文学原型和认知原型并纳入古今对比的诗歌结构,以此作为情志的表现和人格的典范,并支撑修养操守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左思《咏史诗》在对楚辞体组诗用典技巧的接受基础上,建立了咏史诗体以结构养深情的用典美学品格。在楚辞的贤才与贞臣、两汉拟骚体诗的君子以及《古诗十九首》的游士的基础上,发展出寒士的原型范畴。认知原型的诗学表达促进了文学美感的发生,奠定了五言诗咏史诗体的基本美学结构。

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

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年)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

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左思《三都赋》及其序注综考

《三都赋》的撰写和修订是左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他大约从移家洛阳就正式开始这一工作,先从事《蜀都赋》和《吴都赋》,到太康元年(2 80年)西晋平吴时又匆匆加上《魏都赋》,形成完整的初稿。他请名士皇甫谧为之作序。此后他又花十多年的时间加意修改,他拜访张载和陆机,又求为秘书郎,都是为了进一步搜集信息,帮助修订。到元康六年(2 96年)告一段落,得到张华的高度评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洛阳为之纸贵。于是先后有张载、刘逵、卫权等人为赋作注。这些序、注曾经有人认为完全是左思本人的炒作手段。

寒士文学作家左思壮而不悲的范型特征

寒士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寒士文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渐渐兴盛,至元明时期,戏曲、小说成为时代文学的主导力量。西晋左思的人生、创作等方面特征明显,富有代表性,且生活年代早,堪称寒士文学的一类范型作家。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特征、人生境遇、个性特征、诗文主题与形式等方面,多纬度分析左思"壮而不悲"、豁达从容、进退自如、远祸全身的范型特征,探讨古代左思型寒士"以文鸣世"的生存样态,对厘清古代寒士文学的源流范式有一定价值。

从左思《咏史》诗看其思想变化之轨迹

左思的《咏史》诗完整地展现了左思一生情感历程的变化轨迹。诗人由早期的渴望建功立业到功业难就之后的失望与愤懑乃至最终步入超脱这一思想变化脉络 ,都在其《咏史》诗里表现出来。对此变化过程及其成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

刘基《郁离子》命名考

学界历来对刘基《郁离子》的命名阐释均不正确,实际上《郁离子》之名出自左思《咏史》之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考之刘基的生平与创作,这是符合事实的。

论左思的隐逸思想及其思想文化史意义

西晋诗人左思思想中始终存在着隐逸避世成分,隐逸思想随着他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人生参悟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增强,左思的隐逸思想在中古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左思《娇女诗》与陶渊明《责子诗》探析

左思的《娇女诗》与陶渊明的《责子诗》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有非常深厚的家庭情结,在诗歌中绘声绘色的描述儿女的顽皮情状,以幽默诙谐的艺术风格表现了父亲对儿女的怜爱之情。这一类题材诗歌的出现正是因为受到了魏晋时期重情的社会氛围的影响。

“咏史”诗体传统的开拓与嬗变——论左思《咏史诗》八首

西晋太康诗人左思不但重视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更注重创作上的开拓创新。其《咏史诗》八首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尤体现在对传统的突破与艺术的创新方面。文章指出左思这方面的成就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全新地审视和观照历史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境;往古世界与诗人自身遭际之间的象征关系;熔建安风骨与正始诗风于一炉的风格特征。

左思、鲍照生活环境及个性特征的对照研究

近年来,关于左思、鲍照的文学研究渐成繁荣兴旺的局面。但是,从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等视野对他们个人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的论文极少。本文论述了左鲍二人在生活环境及个性思想方面存在相似性,但也有差异性。差异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时代背景的差异,地域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地域文化造成的个性、思想方面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左思、鲍照诗文题材的对照分析

目前,学界还没有专门从题材方面对左思、鲍照进行横向比较的文章。左思诗文的选材范围比鲍照的要窄得多。左思选材集中在咏史、亲情、都市三个方面,而鲍照诗文题材丰富,除了咏史、亲情、都市外,还有大量诗文写了交游、军旅以及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鲍照的忧虑远远多于左思,从而也就形成了贫士文学的两种不同的题材范式:自我型和社会型。

从魏晋文化审视左思的“貌寝”与“口讷”——兼论《咏史》中左思的心态

"貌寝"与"口讷"是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个体特征,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特征与魏晋崇尚风姿与口才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左思的不幸实与之有关。"貌寝"与"口讷"使左思内心十分自卑,但表面上看他又极端自傲,《咏史》反映的正是这种复杂心态。

左思心态探微

左思是西晋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但观今人的研究成果,涉及其思想方面的既少又不够深入,而且对怎样去研究其思想没有创新。本文利用左思流传至今的作品及与其相关的材料,力求对左思的心态进行分析、推理和论证,以期推荐一种左思思想研究的有效方法或技巧。

“左思风力”的儒学意蕴、审美构成及其影响

"左思风力"的精神内核是儒学价值观和诗教审美准则,西晋中前期的儒学复建、左思世儒家风以及其自身儒学学养,都赋予了左思作品深厚的儒学意蕴。从审美构成的角度来看,"左思风力"至少具有四个特征,即阔大雄健、犀利辛辣、典雅重情、无征不信。

钟嵘《诗品》陶潜条疏证

《诗品》评陶诗"其源出于应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题材与时局相关;诗风质朴,语言浅显;部分诗作喜好用典。陶诗风格多样,质直与风华清靡并存,以简洁明净的文体、含蓄委婉的语言,抒发真率古朴的胸臆。陶诗与六朝主流诗风相距较远,不被重视也是形势使然。《诗品》置陶渊明于中品,并无刻意贬低之意。

左思《蜀都赋》的创作观及资料来源初探

左思,既非蜀人,又未曾涉足蜀地,其《蜀都赋》却成就了"洛阳纸贵"的千古文章盛事。从史料中还原左思潜心十年的写作情形,结合历来评论,考辩他重本实的创作观。进而以文本为依据探讨左思既从史书方志、前人诗赋作品,以及寻访人物等广泛的资料来源。

左思《咏史》八首的通变性论略

左思《咏史》八首,冠绝千古,备受后人推崇。文章通过对唐前"咏史"诗体(诗题、诗风和诗材)纵向发展的剖析和比较,力图阐释左思《咏史》八首在"通变"和创新方面的艺术成就。进而指出,左思不仅在继承前人艺术特质的过程中有所突破,而且开创了"咏史"诗新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