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领域大语言模型的古籍分词研究

[目的/意义]文章以古籍自动分词为切入点,引入“荀子”系列大语言模型,对大语言模型在古籍文本分词任务上的表现进行了探讨。[方法/过程]文章基于《左传》分词语料,进行了数据清洗和整理,构建了指令数据集,在此基础上,从数据集中抽取了1 000条作为测试数据,并分别使用500、1 000、2 000、5 000条数据作为训练数据进行指令微调,并测试其性能。[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只需要少量的数据,大语言模型就可以有较为理想的表现,在微调数据量达到5 000条数据时,Xunzi-Qwen-7B模型表现出了最优性能,F1值达到84.54%。

领域大语言模型下的古籍词性标注应用研究

[目的/意义]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为古籍文本挖掘带来了新的思路,将大语言模型与古籍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必经之路。[方法/过程]文章使用《左传》词性标注语料,通过数据清洗和预处理,构建了一批高质量的词性标注指令数据,在此基础上,分别使用500、1 000、2 000、5 000条数据对大语言模型进行指令微调,并在另外1 000条数据上进行性能测试。[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荀子”系列模型在古籍文本词性标注任务上性能优于通用领域模型,在微调数据量达到5 000时,Xunzi-Baichuan2-7B模型表现出了最优性能,F1值达到81.67%。

《左传》所引《诗经》的音乐形式、结构与组合考

《左传》所引《诗经》是“歌诗”“诵诗”“赋诗”,均可归为声乐的诗乐形式。“歌诗”重在歌唱,多作礼制仪式用乐,由乐工表演,歌唱时有瑟作伴奏。“诵诗”与“赋诗”重在“吟咏”。这些乐诗涉及《诗经》中的《风》《雅》《颂》,而以《风》《雅》诗篇为主。从其唱词分析,《风》《雅》乐诗歌曲结构趋同,显示出俗乐对诗乐结构的影响。结合各类乐诗的组合使用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礼乐用《诗》的等级规制已被打破,呈现出礼乐发展的衰迟之势。

《左传》所见春秋时代谥迹不一考析

谥号本是对人一生行迹定评式的总结,但《左传》中许多人物的事迹与其谥号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即谥迹不一。谥迹不一绝不是偶然而成的巧合和误差:若同一谥号,个别人物谥迹不一,则是《左传》作者有意“以恶书反美谥”,其中蕴含了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礼乐观念;若同一谥号,所有人物都谥迹不一,则是春秋时期的谥解与现行《谥法解》出现了偏差,主要体现在“懿”“昭”“声”三者之上。其中“懿”字在西周早期时的书写形态与张口饮酒相关联,进而证明“懿”在谥法尚未规范时,或有直情任性、纵欲享乐的引申含义,春秋时则通过谥字的特殊形式部分保存了下来。

“《揚水》卒章之四言”新解

《左傳》載侯犯據郈邑叛魯,叔孫州仇私下求助駟赤,駟赤以“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答覆。受《詩經》文本訛變影響,駟赤引《詩》之用意長期以來未得到合理解釋。段玉裁據《荀子》中的《詩經》異文,推測駟赤所引爲《唐風·揚之水》卒章末四句,並認爲今本“漢初相傳有脱誤”。但由於《荀子》引文僅存三句,故段氏之意見尚有待證實。本文在梳理舊説的基礎上結合新出安大簡《詩經》,認爲“《揚水》卒章之四言”指“我聞有命,不可以告人;如以告人,害於躬身”四句。駟赤引此,既暗許武叔,又借機製造隱語防止泄露。

清华简《系年》与《左传》普通词语合证

字词释读,是出土文献研究工作的基础。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合证的字词,主要集中在普通词语方面。通过笺其同,证其异,沿源讨流,能够觇见战国词汇的时代色彩,亦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汉语词汇变化的若干新质要素。

悲情女子怀嬴考论--兼及怀嬴与文嬴的关系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女子,其婚嫁大都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秦穆公的女儿嬴氏也是如此。她先嫁晋怀公,称为怀嬴;再嫁晋文公,称为文嬴。综合《左传》《国语》中怀嬴的有关事迹可以知道,她是一位才情出众、自尊而难自立的悲情女子。她的生命不能自主,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政治工具;她的人格光辉,被她的灰色人生所掩盖。

《左传》文化精神的尚言内蕴

语言承载着人类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我们谈文化精神是离不开语言的,尚言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我国现存商周史料中保存比较完整和颇具史料价值的古老文献《尚书》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都有对言辞的重要性的论述。《左传》作为春秋时期一部重要的典籍,其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辞令之美蕴含了“言,身之文也”的语言文化精神。士人们雅好辞章,注重文饰,建言修辞,追求立言不朽,彰显了一个讲求辞令文化的时代风格。

“弒”例中的書法與君臣倫理:以東漢先師兼採二傳説與杜預專據《左傳》説爲論

漢代《左傳》學者多兼採《公》《穀》詮解《春秋》《左傳》,至西晉杜預,透過摒除二傳、東漢學者引述二傳之説,有意識地專據《左傳》爲解。深入杜預經解,其受之於東漢《左傳》學者,十有八九,當中有所立異,往往在書法釋例之説。今東漢《左傳》學者經解,十不存一,就可見經解與杜説相較,其論《春秋》《左傳》書“弒”,尤爲立異之大者。本文以《春秋》“弒”書法爲探討核心,詳論:一、東漢《左傳》學者釋“弑”兼採《公》《穀》之説;二、析論杜預《書弒例》,專據《左傳》釋“弑”的内容與主張,説明東漢《左傳》學者詮釋之説兼採二傳,重責臣甚於罪君,君臣倫理觀不盡符合《左傳》取義,而杜預自覺而嚴格的“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的詮釋策略,信而有徵,持之有據,在内容、價值上亦能一致而合理地詮解經傳。尤具意義的是,杜預專據《左傳》的釋例之説,乃爲形成《左氏》專門之學重要立場與必要取徑。

由“子”入經:從清華簡《繫年》重探《左傳》的源流與定位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戰國楚簡,其中有一篇文獻,整理者命名爲《繫年》。《繫年》全篇共138支簡,分23章。由於與傳世文獻,特别是《左傳》有不少可以互校互補的材料,《繫年》經整理後,在2011年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整册出版,即引起各界關注。十年以來,學者在文字釋讀、語料分析、史事考證、文獻比勘等方面取得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在釐清文本細節與時代特徵後,《繫年》作爲一種在年代與内容皆可以與《左傳》直接比擬的先秦史類文獻,對其文獻性質的釐訂,可以爲探論《左傳》在漠魏經學化以前的源流與定位,提供一個嶄新而有效的參照角度。本文之撰,首先通過對讀《繫年》與《左傳》,從二者在敘述立場與撰作目的的差異,考訂《繫年》作爲當時楚國貴族教本的文獻性質,並以此爲基礎,從先秦王官之學到諸子之學的學術脈絡,重探《左傳》在歸入經部以前的學術源流與定位。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引金文辯誤三則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是當代研究《左傳》的扛鼎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該書相對其他注釋《左傳》著作的特色是大量地使用金文材料。然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楊注”在使用金文上還存在不少疏誤。文章擇其引金文疏誤之處三則進行勘誤與考證,以期有助於更好發揮《春秋左傳注》的學術價值。

《左传》中的“舆人”所指研究

《左传》中有多处提到“舆人”,学界对“舆人”所指何人未有定论。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首先厘清“舆”的各个义项,分析先秦文献中“人”的隐含意义,解释“舆”作为单音词及以不同语素义参与构词的不同含义。再结合《左传》文本的语境及前人注疏,探求《左传》中“舆人”的真正内涵。单音词“舆”和“人”组成双音词组“舆人”,在《左传》中用来指称具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当“舆”义为“贱官”时,“舆人”是指管理车舆的官员。当“舆”义为“众”时,“舆人”即指众臣。“舆人”所指称的众臣并没有特定的范围,常指擅长运用“诵”的方式讽谏时事,为国君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的大臣。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古文献文本标注与可视化研究——以《左传》知识库为例

在数字人文研究范式下,传统的以电子化和全文检索为基础的古籍研究模式已难以满足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深度研究的需要。古籍文本特别是史书所记载的词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都需要结构化的历史人文数据库,从而实现历史要素的定量分析与可视化。文章以古汉语自动分析技术为基础,结合人工标注和校对,以实体标注方法解决历史人物的同名异指和异名同指问题,对史学名著《左传》进行了词语切分、词性、时间、人物ID、地点GIS信息标注,进而实现了热点人物、人物关系网、人物游历轨迹与距离等量化统计与可视化,为古籍文本的内容标注、结构化人文知识库建设提供新的研究路径。最后,讨论了知识库进一步的完善方案与应用场景。

一个“量力而行、相时而动”的图霸之君——郑庄公新论

学界历来对郑庄公多有讥评责难,这中间无疑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偏见。实际上,郑庄公是春秋初年一位具有相当成熟的政治眼光和治国才能的杰出人物,他在一定程度上开启并体现着春秋初叶这一变革过渡时期的历史风貌;也正因为如此,郑庄公成为了《左传》作者正面肯定的对象。这不仅符合郑庄公的实际,而且也表现了《左传》作者作为一位具有进步历史观的历史家的眼光与卓识。

论中国先秦解释经典的三种模式

中国先秦时期 ,已有数种对古代经典注释的书 ,这里先取三种不同的注释方式作为典型例子。第一种可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 ,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公羊传》与《梁传》对《春秋》的解释 ;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 ,可叫作整体性的哲学解释 ;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可把它叫作实际 (社会政治 )运作型的解释。尽管每种对经典解释的著作中也会包含其他类型的解释方法 ,但上列三种方法无论如何具有很鲜明的特点 ,可能对后世影响最大 ,这将是我们应注意的。

《左传》生态环境思想解读

研究了《左传》中有关生态资源利用情况、生态环境变化以及当时统治阶级采取的应对措施等方面的描述,提出《左传》蕴含着天人合一、顺天则时、俭用节欲等丰富的生态思想萌芽,它为当前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五味与五行配属理论新解

目的:通过笔者对五味与五行配属关系的论证,使这一理论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药物性味功效与治疗用药规律,提高这一理论对临床用药论方证面的指导意义,从而完善和创新中医理论。方法:通过对自然事物的观察以及对五行、五味特性的分析,按照取类比象的方法,并结合临床用药实际,提出五行与五味配属关系的新见解。结果:五行与五味的配属关系是辛属木、咸属火、甘属土、酸属金、苦属水。结论:经过重新论证得出的五味与五行的这种配属关系,不仅符合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特性,而且对临床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论春秋时期卜史阶层的易学特点

《周易》是春秋占断预测系统中的一种,本由卜史之官掌管。春秋中晚期,卜史阶层的地位始有较大变动,知识贵族对易学的参与,打破了卜史阶层对易学的垄断。但卜史阶层的易学"道术未分",混融了传统天官、史官、卜筮等多种学问。他们开创的易学格局,直到西汉数术易学兴起后,才真正有所改观。

《左传》虚饰与史官叙事的理性自觉

《左传》虚饰,包括杜撰情节、修饰人物语言、描写细节和场面,也包括史官对不同来源的材料的自由组合。这些载录中都包括了史官的想象、选择等主观性因素,是前所未有的。《左传》虚饰并非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追寻事件中的道德意义,符合当时的“实录”观念,是叙事理性化的一个必然阶段。史官对人物德性的重视、自我在场的道德实践以及立言之志等,都必然会导致虚饰的产生。《左传》是史官的“传闻”之史,它与“典策”文献相互支持,而《春秋》笔法对《左传》的虚饰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传闻”之史较为自由的传播、载录方式,也为虚饰提供了条件。虚饰将巫史文化中的神秘审判,转变为现实社会的道义审判。

从鉴古思潮看《国语》之编纂目的及其叙述方式——兼论《国语》与《左传》之关系

《国语》与《左传》之关系,前人之说纷纭。就先秦史官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论,《国语》是先秦鉴古思潮的产物,其编纂目的是搜缀既往,鉴于当时,或戒于将来。《左传》是依经作传的解经之作,产生于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担负着探索历史运演总规律的文化使命。二书编纂目的不同,其编排体例、文字风格及思想水平自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