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时期及发酵处理对张杂谷营养成分及其在奶牛瘤胃中降解率的影响

为探究不同收割时期和发酵处理对张杂谷营养成分及其在瘤胃内降解率的影响,本试验共设4个不同处理组:早期收割干草(EH);晚期收割干草(LH);早期收割发酵干草(EF);晚期收割发酵干草(LF)。测定张杂谷粗灰分、粗蛋白质(CP)、中性洗涤纤维(NDF)和酸性洗涤纤维(ADF)等营养成分以及相关氨基酸的含量,并采用尼龙袋法测定干物质(DM)、CP、NDF及ADF的瘤胃降解率。结果发现:收割时间对张杂谷营养成分有显著影响,发酵处理对于部分营养组分也有显著影响。在收割时间和发酵处理二因素互作的影响下,张杂谷粗灰分含量、ADF含量、中性洗涤不溶蛋白及可溶糖含量变化差异显著(P <0.05),EF组水溶性碳水化合物及可溶糖含量最优。另外,EF组张杂谷水溶性碳水化合物(WSC)含量及丝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亮氨酸和苯丙氨酸含量较高。对于瘤胃降解率的研究发现,收割时间及发酵处理对张杂谷干物质有效降解率有显著影响,EF组的干物质有效降解率低于其他三组。早期收割张杂谷粗蛋白质有效降解率显著低于晚期收割(P <0.05),发酵处理张杂谷粗蛋白质有效降解率低于未发酵张杂谷(P <0.05)。收割时间及发酵处理二者交互作用对张杂谷粗蛋白质有效降解率无显著影响。结果表明,早期收割及发酵处理对于张杂谷营养成分均有较大改善作用,而且可适当降低张杂谷在瘤胃内降解比率,增加营养物质过瘤胃比例,为营养物质进入后肠道消化提供良好条件。

现代生活方式与家居坐具的整合设计研究

从现代生活方式与家居坐具设计之间的关系角度,从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形态——坐,再延伸到与之相关的坐具的设计,从古代坐具的设计到现代生活方式下坐具的设计。从坐具设计的文化、人机工程学、环境色彩学、材料学、还有现代坐具的雕塑化设计趋势等角度分析了现代坐具设计中应该考虑到的一些因素,对现代家居坐具设计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张杂谷”作为饲草料对动物生产及生长性能的影响

"张杂谷"高产、节水、耐瘠,有较强的适应性,另外具有良好的抗逆和抗旱性。"张杂谷"秸秆中粗蛋白质含量较高,尤其在蜡熟期更高。研究表明,用"张杂谷"谷草代替某些常规饲料原料饲喂奶牛、鸡、兔等动物具有很好的效果。

略论明代董卜韩胡、杂谷二土司之争——兼论硗碛嘉绒藏族文化中的羌文化因素

通过对明代初期董卜韩胡与杂谷二土司之争的过程、原因等问题的详细论述,并且依据田野调查资料,简略描述了雅安市宝兴县硗碛嘉绒藏族文化中的羌文化因素,对其原因也作了简要蠡测。

清代政区名演化个案研究:从杂谷厅到理番厅

学界对四川省理县在清代的沿革分歧较大,特别是何时由杂谷厅改名为理番厅,说法最多。乾隆十七年设置杂谷直隶厅,移宁远府泸宁同知为理番直隶同知驻。清代后期并无确切史料证明在嘉庆年间杂谷厅改名为理番厅。其实乾隆年间就出现杂谷厅俗称为理番厅现象,嘉庆之后更是普遍。这种俗称影响了中央和地方官员、学者的认识,或以为初置时即名为理番厅,或以为嘉庆间改名理番厅,理番厅就此成为正式政区名,也是清代少有的职官政区名。清末尚有个别学者对杂谷厅沿革的认识是很清晰的,认为杂谷是厅地名,理番是厅同知职名,只是世俗历来相沿直称为理番厅。

中央治理与地方策略:杂谷土司与明中央关系研究

在边疆土司与中央的关系中,中央王朝的“绝对权威性”占主导地位,但因不同地区、不同地方首领对朝廷提出的典章制度的理解和实施程度不同,地方的“相对能动性”改变着制度的执行。因此,运用互动视角对杂谷土司的设立、明中央的治理以及杂谷地方①对管理制度的灵活应对进行研究,显得更为客观。梳理相关史料不难发现,朝贡是明中央与杂谷土司互动交往的主要途径。双方在朝贡人数等方面,以明廷在管理上的宽缓而告终。需要指出,这是出于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政治考量,体现了明中央落实朝贡制度的差异性,呈现出明中央与边疆土司的特殊关系。

杂谷土司考略

学界对“杂谷”一词产生的时间、背景、基本含义等研究甚少,论及杂谷土司的疆域、驻牧地时也往往以偏概全、以点带面,难见其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客观真实。本文在研读大量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以便为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清代杂谷土司史实考述

明永乐五年,明中央在保县,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一带,设立杂谷安抚司。清康熙十九年,杂谷安抚司归顺清廷,不断开疆拓土。杂谷土司在扩张的过程中,服从清中央调遣、履行应尽义务,清朝中央对杂谷的态度则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整,时而重用时而防范。随着杂谷土司势力的日益强盛,边地纠纷不断,乾隆十七年,清中央剿灭杂谷土司,“杂谷事件”爆发。至此,在川西北嘉绒土司中曾占有重要地位的杂谷土司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土屯制度下杂谷五屯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研究

永乐五年(1407),明朝中央政府设立杂谷安抚司,治所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在土司制度时期,杂谷土司辖区首次由"外化"迈入中央"内属"的管理体系,与内地建立起了一定的联系。随着改土归屯政策的实施,杂谷地区的职官制度、百姓的生计方式等均发生了系列变化,直接或间接关系到杂谷屯、甘堡屯、上孟董屯、下孟董屯和九子屯等五屯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值得指出的是,明清中央政府与杂谷地区羌、藏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了有效的双向互动,这种良性的双向互动在实施土屯制度后得以延续,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社会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试论清乾隆杂谷土司改土归屯与区域市场萌芽

地处川西内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杂谷脑河流域,天然具有跨族群贸易地的良好条件,却因长久以来地方豪酋与内地政权保持距离以及族群间的紧张关系而未能发挥这一优势。明清之际杂谷土司策略化利用朝贡制度,在茶马互市中获利不少,该区域的市场潜力初现端倪。清乾隆年间,杂谷土司改土归屯,以此事件为契机,新的集体记忆渐渐形成,本地房名体系发生转变,这些均为区域市场萌芽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