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与此岸性认定

张载率先改变儒释道三教并用格局,告别宗教时代,推进中国哲学史进程,揭开宋明理学新篇章。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回应佛教,创立气本体论,证明此岸世界的唯一性和真实性,重申一元世界观,迈出了宋明理学思潮的第一步。他提出的太虚即气说和天人合一说有新意也有局限。由于气在价值上中立,限制张载的视野,难以对儒家伦理提供本体论担保,不得不让位于天理本体论。

张载为师之道探析

张载一生在朝为官时间较短,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以为师之德、为师之才、为师之术为主要内容的较为系统的师道观。张载对教师“谦德”“仁德”“行德”“厚德”的论述及践行,充分展示了他的为师之德;张载的涉猎兼及儒家经典、自然科学和军事知识,治学强调立志笃行、学须有疑、贵在自得等,彰显了其为师之才;在教学中他所强调的“尽人之材乃不误人”“当时引之不失其正”“罕譬而喻”“穷理应当有渐”,反映了他的为师之术。张载的师道观今天仍闪耀着为师之道的熠熠光辉。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立标以明道”:张载的理本论及其张力

张载重气,程、朱对此屡有微词。现代学者因此将张载理学归为气本论,认为与程朱理本论有根本不同。这或有过度解读之嫌,既没能照顾到程、朱批评的微妙之处,也无法照应张载学说自身存在的张力。二程“立标以明道”一语,既从“明道”的角度肯定了张载思想的理本论底色,也从“立标”的角度对其做了微妙的批评。以此语为线索可以发现:张载思想在以理本论为底色的同时,由于重气之宗旨,引发了向气本论滑转的可能,为理学史中“气”的本体化留下了思想空间。

船山对横渠正学及其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希张横渠之正学”是船山的学术追求,也是船山对自己学术的一个定位。张载之学何以为正学,在船山看来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本体论上,以“太虚即气”阐明宇宙生灭现象,辟佛老之邪说,正本清源;人性论上,明性之所由,明善恶之分,剖析人性结构,为为善去恶工夫奠定基础;认识论上,明本末一贯、天人相继之理,倡明成圣之可能;工夫论上,倡“养蒙正心”之功,指明成圣之路径。因此,船山以推崇张载之正学来为自己的正学思想正名。船山在推崇张载学说的同时,也在吸收张载的思想,并融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正学体系,彰显出了“守正开新”的正学精神。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体现为四个方面:“发明正学”的原道精神、“守正辟邪”的卫道精神、“明虚返实”的实学精神和“灌注通义”的公义精神。这四个方面的精神涵括了“守正”与“开新”,它们共同构成了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

《西铭》的意义结构述论

《西铭》是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一篇著名文章,被视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之作,历代多有诠释。但不同学者对《西铭》主旨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仁体”说、“理一分殊”说、“万物一体”说和“仁孝”说等各种观点。事实上,该文具有严密的意义结构,并与其文章布局、行文方法以及张载本人思想等密不可分。《西铭》融会《易传》《孟子》《中庸》等先秦儒家经典,以“事天”为主旨,提出了“民吾同胞”的事天原则,“敬乐”“克省”的事天工夫,以及乐天知命、存顺没宁的事天境界,从而展现了张载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诠释与创新,尤其是对天人关系和个体伦理责任与义务的新思考。

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以《乐记说》为中心

自《乐经》失传以来,学者对乐的理解多以礼乐文明为主,《礼记·乐记》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哲学的重要文献。张载好治经,有“诸经说”,其中,《乐记说》比较集中地阐释了音乐的哲学性见解。张载以“记”推“经”,以“说”求“理”,对音乐展开乐本、乐道、乐用、乐象四重面向的论释。乐本是礼乐结构的基本框架,乐道是穷本知变的义理心性,乐用是移人通政的治世目的,乐象是视听体验的直观表达。张载释“乐”的四重面向与其天道观和心性论结构高度吻合,不仅解释了音乐与人的价值关系,而且解决了古乐难求的历史困局。尽管如此,张载的“地缘成因”和“反技术论”仍有可商榷之处。

论张载的“徇物”观

对于张载的“徇物”观,学界至今未予以重视。然而事实上,张载的“徇物”观是深入了解张载天人合一思想不可忽视的内容。这其中也关涉着对人真正自由的思考,是进一步了解张载哲学思想丰富意蕴的重要理论。“徇物”即是受物所迷,被物所左右、奴役。在张载看来,人徇于物便是丧失天性和本真,与天道天理相违。其也可以说是人主体或人性的异化。这不仅将给自己招致凶祸,还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因此张载主张人应与天合一,摆脱“徇物”。总的来说,张载的“徇物”观既有着成己的远大理想,又有着成人的崇高情怀,是成己和成人的统一。在物欲横流、个人主义盛行的当下,研究张载的“徇物”观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义释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一语中的“合”并非语言层面的合而言之,而是合而为一;其“虚”亦不可理解为太虚,而是“天德”。“天德”即天性,“合虚与气”即天性之在人、物。“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意为天性必须落实于人、物方可呈现,方可以“性”名之。整体而言,“四有句”中的天、道、性、心构成了一个天人贯通的整体。

论张载“为天地立心”的伦理意义

张载把《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以此作为达致太平世界的公理。这一“公理”含有“立心”、“立道”、“继绝学”、“开太平”四个环节。本文对张载“为天地立心”这一命题的伦理意义作了深入发掘:1、“立心”是赋天地以人论道德属性;2、“立心”是立人;3、“立人”是人的真正自主。

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超越维度

超越意识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作为建构儒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成果,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体现了鲜明的超越意识。具体而言,他强调从天人关系、人物关系和人世关系三个维度,通过"天人合一"、"民吾同胞"和"均死生"等方式来完成对于自我有限性、名利和生死的超越建构。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为"无心"和"有信"两个层面的内容,其思想对现实的超越与超越现实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张载性命论的新架构及学术价值

张载是宋代理学家中讲论性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孟子"性善"论和"立命"论的同时,致力于自立新说,建构了自成系统的性命论。张载认为,性有本有末,本即"天地之性",末即"气质之性",不能本末倒置。他最早划分"德命"与"气命",强调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还认为,"天地之性"对应于"德命",而"气质之性"则对应于"气命"。他进而认为,"成性"与"至命"的目标也是对应的,"成性"必以"天地之性"而不以"气质之性"为根据,"至命"必以"德命"而不以"气命"为目标。在此方向引导下,"成性"工夫与"至命"工夫各有其特色。张载性命论的价值在于,强调以"道德性命"驾驭人生方向,以先"穷理"后"尽性"的工夫实践提升自我,让生命不断成长。

“物与”之道:张载关学的生态哲学意蕴

张载关学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张载在《西铭》中所提出的"物吾与也"的命题,既是对古代生态智慧的继承和综合,又是对现实环境问题的深刻体察。张载把天地万物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体现了对自然秩序的维护和对其他生命物种的尊重,以及对非生命存在的关爱。从天地之礼的价值肯定,敬畏之心的伦理自觉到"物与"之道的合内外贯通,体现了张载生态哲学的理论建构,而其内在的生态伦理意蕴,恰恰与现代生态哲学有异曲同工之趣。

张载关学学风特质论——兼论张载关学学风的现代意义

北宋道学运动的兴起 ,主要是由于赵宋统治集团之“文治”取向和“以儒立国”国策的确立 ,以及朝野互动以求“推明治道” ,从而引发儒学学风从实证化范式向哲理化范式转型的结果。张载道学 ,正是在这一学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张载关学学风之特质体现为 :“勇于造道”、“志道精思”的道学建构 ;“道学、政术”不二的政治主张 ;“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方法 ;“以礼为教”、“敦本善俗”的社会教化使命 ;关心民生、多方“营画”的经世致用作风。张载关学学风的现代意义 。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特殊进路及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古老的观念,几乎与中国文化的形成相同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这就是王权天授、礼乐文明及其实践落实、个体道德根源以及宇宙生化论基础上的天人比附四种类型。直到理学的开创者张载,传统"天人合一"的含义才形成了一种新突破。张载的天人合一从肯定"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起始,通过"稽天穷地之思",首先剥离古人加于"天"的神性主宰与道德根源的含义,从而仅从生生的角度肯定"天地之大德曰生",进而通过"诚明两进",形成本然存在层面的"与天地参"和功夫实践中的"与天为一"的追求,这就使其必须从体与用以及本体与功夫两个不同层面展开;而这两个不同层面又必须成为一种互渗互证的关系。张载的这一深入,既将中国传统的体用智慧推向高峰,从而显现出儒与道、孟与荀相互融合的特色,同时也面临着在现代社会中"真"与"善"、"事实"与"价值"之重新定位以及如何具体把握的问题。

张载“性”概念之内涵探微

“性”在张载的理论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张载在对佛老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阐述其对“性”的理解。他认为,气之所以成为世界的本原,便是因为其固有之“性”,即“性”是“气”运动变化的根源。这种运动变化的能力,来自气内部固有的“二端”性质,“二端”相感是一切事物产生和变化的根本原因。所以,“性”又是一切存在物的内在本质。人和物正是有其“性”,才不断地产生并变化着。“性”清通神妙,却是可以认识的。

张载对孝悌思想的发展及其启示

孝悌是"仁"的根本和基础。北宋思想家张载对"孝悌"思想作了重要发展:首先,把天地当作父母,把所有的人和万物都当作兄弟和朋友;其次,把孝悌由一种品德提升为一种精神修养。张载对传统孝悌思想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需要从孝悌开始,同时需要具备感恩和移情能力。

张载“太虚”的价值向度与品性

张载基于"太虚"的哲学基点不仅建构了系统而缜密的价值哲学体系,而且在前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创见,尤其是他建构的以"太虚"为基点的价值哲学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诸多学者。在"太虚至善"的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并试图通过变化气质来消弭二者间的张力,从而创建出"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善反"之路与复归之路。正是在"人"趋近于"天"、趋近于"太虚"的价值理路中,"人"的价值与"太虚"的价值得以完美地融合与呈现并在融合中实现价值超越;同时,个人在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价值理想与"民胞物与"的现实关切。

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及其“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

宗法制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项关键制度。宗法制度及其观念深刻地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政治理想就是复归三代之治,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内核的等级秩序,以作为专制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他从社会稳定和强化政治秩序的角度强调重建宗法制度的重要意义。他构想的宗法制度,是与他设想的井田、封建制度相配套的社会治理模式。张载试图将社会政治秩序与伦理道德规范内置于宗法网络之中,以宗法思想为基点生发出伦理政治的学说,让新儒家找到"性与天道"和现实政治的结合点,为宗法伦理寻求到本体论的依据,反过来,宇宙论也可以用以指导基于宗法伦理的人性论和道德论。要让全社会都纳入等级有序的宗法组织之中,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结合,家国同构,君父合一,社会便是如同一个以宗子为核心组成的大家族,这就是《西铭》的政治设想,也最能反映《礼记》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