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残卷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校考

将残卷与传世文献比勘,在史实方面,可对曹植被频繁改封爵位及归藩时间有所确认。在版本方面,对有些中外学者的论断有所正误。在文字方面,于繁简字、正异体字有所辩证;于通假字、碑别字、敦煌俗字等亦有所简略考释。

熊明遇与幼年方以智－从《则草》相关文献谈起

方以智(1611-1671)《膝寓信笔》记载「幼随家君长溪见熊公则艹谈〔西学〕此事，过去从方以智观点解读为：他九岁时见熊明遇(1579-1649)就草谈西学，但未指出那时他向熊明遇请教了哪些西学。 本世纪初发现熊明遇在万历末年於福宁出版《则草》，使吾人可采用熊明遇观点与《则草》相关资料来重建当时历史，解读前引文为方以智「幼随家君长溪，见熊公《则草》谈此事」。崇祯年问他流遇南京时见《天学初函》，回忆早年在长溪见熊明遇《则草》，其中引用某些西学作品被收入《天学初函》中，在《膝寓信笔》中写下前引文。依此本文推论幼年方以智向熊明遇学习西学的内容与范园，并确定这是士人间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案例。

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传统占星气的冲击与反应:以熊明遇《则草》与《格致草》为例

'星体对地(球)的影响学'(astrology)常被简略地翻译为星占学或占星学。自古以来,中西文化发展出不同的占星传统。中国传统占星有其气的根据,认为精气上升形成日月星与天汉,不过,悖气亦可上达天际,造成一些星气现象,可用来占测地表的人事活动的吉凶。相对地,根据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自然哲学,世界被二分为地球领域与天域。气只存在于地球领域,不能上及天域。只有天域中的星体才可以对地产生影响。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引入古希腊的星学,使得中西两种文化中的星学发生遭遇。笔者发现:在西方自然哲学与其中气论思想的冲击下,中国士人熊明遇觉察到中西对星气看法的差异——主要在于自然哲学与其中气论思想的不同。因此,本文拟从西方星学传入,来探讨熊明遇在《则草》(1620)与《格致草》(1648)中,对传统占星气产生的省思,反映域外文化对传统占星气的冲击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