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乐都北山石窟调查简报

2019年夏,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对青海省乐都市北山石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共发现洞窟70多个。通过对石窟形制、年代及功能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作者认为这些石窟开凿于唐代晚期至宋代,是青海海东地区带有禅宗特征的修禅窟。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论《诗经》范式对唐代别集义例的影响

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之句逗露出了唐诗绍续《诗经》的意识。从载籍史料来看,《诗经》对唐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内在精神上,中唐以后部分文士的诗文集义例实际也自觉规仿《诗经》。《诗经》别称"诗三百",而中晚唐人编订的诗文集以及用于行卷的小集之篇目也往往以三百篇为限。此外,唐人集名如《唐风集》仿十五国风、唐诗诗题摘取全诗首二字、诗集中雅诗独立分卷、联章及篇题小序模仿《毛诗序》的文本结构,从中皆能看到《诗经》范式在唐人别集义例中的影响。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研究

日本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存《小戎》、《蒹葭》凡67行,是珍贵的《毛诗》资料。在对残卷逐字校读的基础上,从《诗经》文献学和中日文学交流史两方面,论述了其可贵的研究价值。日本藏中国典籍古抄本多存唐代文献古貌,有必要展开文献学与比较文学结合的综合研究。

唐宋相书的著录与种类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相术由广泛流行走向成熟定型的时代,相书的编纂传写相当普遍。文章依据史志目录、敦煌文献,结合对其他传世文献的考察,对唐宋之际相书的著录、种类等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以期为全面认识唐宋社会文化,尤其是民间信仰与民众心理,提供一份独特的资料。

先唐文学中的乐舞形象——以《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赋为例

音乐和舞蹈最先是作为文学意象出现在《诗经》里的。诗经里不少有关宴飨、祭祀的诗歌都有关于乐舞场景的描写,这些作品反映两周时期贵族阶层的生活画面。《楚辞》有关祭神歌辞的作品对乐舞场面的描写更多。汉代乐舞艺术蓬勃发展,乐舞百戏在宫廷民间广泛流传,国家还专门设立乐府作为管理音乐的机构,更进一步推动乐舞艺术的发展。汉赋中出现音乐赋这一崭新的题材。汉魏六朝时期的音乐赋不仅篇目众多、创作规模较大,而且这些音乐赋所咏之音乐题材,包括咏乐器、咏歌、咏舞、咏乐人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此后音乐诗歌的创作方向。

唐宋禅宗语录新生疑问词语考察

在唐宋禅宗语录疑问词语中,继承上古和中古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新生的疑问词语。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新生疑问词语中,"作么生"可用于事物、原因、方法、情状询问,可作主语、谓语、状语;"怎生"主要用于事物、方法、情状、原因询问;"怎么生"主要用于事物、方法、情状询问;"怎么样"用于情状询问;"阿那里"用于处所询问;"那里"除了用于处所询问外,还可表示反诘。

试论《新唐书》传记的“崇韩”观念

在对韩愈传记的处理上,有争议的地方都被用为尊者之笔法避之,相同内容经过语言层面上的处理将韩愈形象美化起来,形成了一个高大的儒者形象,纵横捭阖的古文家领袖形象,这样就确立了韩愈的中心地位。而大量采摭韩文入史则展现出史臣对韩愈史才、议论的认可,在"传赞"之中呈现了一个全能形象的定评,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构成了崇韩的场效应。至此《新唐书》中的崇韩理念被全方位地展现出来,进一步说崇韩的中心是对儒学复兴理念的张扬,而在这个张扬的过程中旧资源也就转换成了新思想。

由唐宋禅籍看佛教行香礼的世俗化变革

行香礼自佛教传入后,成为了中国佛教的重要礼仪。在唐宋禅院中,行香礼经历了去神佛化和世俗化演变的过程。借香谈禅之风盛行于禅林,行香礼被禅师们用来启悟僧徒、接待宾客,甚至被作为禅僧间斗机锋比禅法的赌注。佛教行香礼在唐宋禅院中被赋予了更多世俗化的功能。

清代邱之稑《律音汇考》关雎琴谱试弹及其关联

邱之在 1 835年出版的《律音汇考》一书是一本有关诗经乐谱的著作 ,它除了对宋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经乐谱》进行了一字多音的实验性总结外 ,还在书中附有律吕谱和琴瑟演奏谱。是今天研究诗经乐谱的重要文献材料。但是由于邱氏在书中根据康熙《律吕正义》的律吕命名体系来改写乐谱 ,使得律名与音名的关系变得相当紊乱 ,无法用传统的观念进行解释。本文旨在厘订邱氏律名与音名的对应 ,从而明确古琴定弦法。另外 ,笔者还对邱氏对诗经乐谱的润腔以及传统诗经乐谱的演唱方法进行了评述。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庚子销夏记》及其书论思想

《庚子销夏记》是清初孙承泽重要的题跋文字。“题跋”认为在收藏和品评书法的研究中,应建立在王羲之书法的《兰亭序》为主要代表的晋法框架之内。这一思想不但显示了对碑刻书法的重视,而且对汉隶、清季隶书的振兴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使人们在收藏和品评书法时认识到初唐楷书皆取法于王羲之,并明显带有隶书的特点。唐代的楷体直到柳公权才意法皆备,达到了书法的最高境界,显示出居于正统地位的宋帖是以“气韵朴厚”为审美思想特征。

《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备考录》科举词汇考释

《唐宋笔记语辞汇释》是一部搜罗宏富、训释精当的口语词汇著作,对200余种唐宋史料笔记中出现的新词新义进行考释探讨,后附九十一条"语辞备考录"。对"语辞备考录"中"打冒氉""魁""蓝罗""蓝缕""襕缕""烧尾""无籍""精切"8个词进行考释。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之生态世界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之状况颇具时代特色,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今存者仅有孔颖达《毛诗正义》、陆德明《毛诗音义》、成伯瑜《毛诗指说》、贾岛《二南密旨》等四部。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不少人本身既是学者,又是老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传授给学生,薪火相传,文脉赓续,自然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以孔颖达为首主撰的《毛诗正义》是《诗经》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诗经》所开创的现实精神与比兴艺术优良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唐诗"丰神情韵"的思想与艺术精神。

唐宋时期中日图书交流的特点初探

唐宋时期是中国图书对外交流的高潮,以中国书籍输入日本为主,为日本吸收汉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兼谈唐、宋《诗》学的承与变

《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著作和主要治《诗》者的评价大体能实事求是,常有精到之见。但囿于对门户壁垒的批判,致使其对《诗经》宋学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宋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其对唐宋《诗》学之批评,未能彰显唐代《诗》学对宋代《诗》学大势的影响,宋代《诗》学是在继承唐代《诗》学中实现创新的。

唐人引《诗》之考察

唐人议论而好称引经典,《诗》是常用者之一。考察唐代士人的议论引《诗》情形,可以看到,随着经学的统一与复兴,他们继续着汉人所建立的言说传统,以《诗》为发言立论的政治依据。不同的是,唐代经学因为与科举考试结合而出现的经学教育平民化,既使儒家经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性教育,而重经文、轻义理,读经者多、研经者少的经学状况同时又潜藏着经学衰落的危机与变革的契机。通观唐人议论引《诗》的情形,可以见出《诗》在唐代随同政治的盛衰而有起落,而这一起落反映的是儒家经学在唐代的盛衰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