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休闲观念

休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儒家以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将休闲当作修身养性完善德行的手段,追求着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道家则以超然出世的人生态度,追求着天地浑成、物我为一的境界,以求得精神自由为人生目标;禅宗则以在世的人生态度,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进入快乐无忧的境界。无论儒、道、禅三家的休闲观念有何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总的说来,中国人的休闲哲学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哲人教给人们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精神的自由,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的一种快乐的哲学。

王维山水诗与松尾芭蕉俳句之比较——以禅道思想影响为中心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他笔下的山水田园景色具有"情景交融,诗画一体"的美感。松尾芭蕉是日本俳坛上的"俳圣",他所创立的"蕉风俳谐",是日本诗歌史上的里程碑。王维和松尾芭蕉虽然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和不同民族,但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风格却很相似,其原因应该在于禅道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形成了相近的世界观和美学思想。王维表现出的是牧歌式的适意,芭蕉流露出的是苦寒之色。尽管如此,他们在执着于艺术之道的追求中,终究是形成了相似的艺术精神。

塞林格与中国文化

本文探析了中国宗教文化禅和道教对塞林格的影响 ,阐示了其作品中塞林格对禅的理解和表达道教思想。

道禅语言观与中国诗性精神之诞生

在中国哲学关于语言的探险中,没有谁比道家和禅宗走得更远。本体之道和佛法大意的不可说,使沉默的价值得到彰显。但这种沉默并不是彻底放弃语言,而是企图最大限度地拓展其能指的边界,以实现对道境或禅境的逼近。但是,就这种语言探险的绩效而论,它给人留下的依然是一个思想的残局。在此,知识与真理、语言与对象之间的距离与其说被充分拉近,倒不如说使两者的分际变得更加明晰。道禅的语言之思,给人昭示的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只可能是一种"一言难尽"的诗意图景。诗性精神也因此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西游记》中牛魔王形象的文化解析

《西游记》塑造了众多的妖怪形象,其中牛魔王是作品中出场最早、着墨最浓、最受作者重视、最具文化内涵的妖怪形象。它不仅是《西游记》以猴说法佛学思想的重要补充,表征了作者抑道扬佛的思想倾向,作者还赋予了牛魔王一个世俗人所具有的世间相,写了他从魔到归佛的过程,并在其形象的哲学层面上,继承了禅宗以牛说法的思想。作品还通过对牛魔王的妻子、儿子、弟弟和江湖朋友的描写,把牛魔王形象的文化内涵,推进到了佛教唯识学的层面上,使牛魔王这一形象,沉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山水画“像”、“话”的道释意

中国山水画多以体现画家骨法笔墨的程式化图像("像")和体现画家文思才情的题跋印鉴("话")展示画家体悟道、禅的结果。和道、禅对应的常见山水画作图像有超然悟道的雪景、待渡图像和归隐独善的桃源、草堂图像。山水画题跋印鉴常以高频使用"空"字、描述道家行为、表示对庄子的神往、使用禅家语等方式传达道释之意。

漫游山野,隐于人世——加里·斯奈德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联姻

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早期的农庄生活经验、森林探险、攀登高山等亲近土地的户外旅行活动构筑了他与自然的地缘关系,他在国内外长期的游历求学中有选择性地汲取了中国文化古代生态智慧的文化营养,融入自己的生态马赛克伦理思想中,并以身作则地穿梭于全球各地宣扬深层生态学。

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智慧

中国艺术具有迥异于西方艺术的特殊形态,蕴含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中国艺术要走向世界,一方面要运用现代的艺术语言;另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独特的艺术精神。与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强调美与真的统一不同,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更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这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儒家、道家、禅宗作为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思想基础,分别道说了人与社会之和、人与自然之和、人与人心之和,构成了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独特的智慧箴言。

从哀伤美到中日民族文化——《边城》与《古都》比较

沈从文的《边城》和川端康成的《古都》是同类题材的作品,都重现了文学追寻的主题。两位作家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各自故乡的自然美与人性美,也分别完美地再现了中日两国的"道"与"禅"的民族根性。

中国传统文化启示的和谐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修德与进取的人与社会和谐的道路,道家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到了寄托,佛教否认个体生命的永恒,认为只有体悟真如本性的佛才是生命的应该走向,而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体悟到儒道理想的虚假及人生的空漠之后,积极追求个人自身心灵的超越和和谐,他们在佛教和禅宗思想里找到了归宿。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几千年存在的意识形态,其启示的和谐之路应当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

中国古代教化隐喻及其现代教学启示

隐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范式。儒家、道家、禅宗都十分倚重隐喻开展教化。儒家以喻比德,开创了注重社会伦理的政教传统;道家以喻悟道,开创了形而上的自然哲学;而禅宗则以喻参禅,借助隐喻实现超越和开悟。中国古代教化隐喻的基本方式包括近身取譬、能远取譬、情境取譬、系统取譬和寓言取譬。在当前教学过于强调逻辑和理性,忽视隐喻的背景下,教化隐喻的古老传统启示我们,隐喻是认知的重要方式,可以运用多种隐喻方式开展教学,同时要注意使用隐喻的限度。

无为·忘言·和谐——道禅思想对美国诗歌的影响

道禅思想或直接性地、或间接性地以中国古典诗歌为桥梁影响和推动了美国诗歌的改变。道家"无为"思想拓宽了美国诗歌题材;道禅"得意忘言"的诗学理念促进了美国诗歌语言、技巧的变革;道禅和谐美的内涵则为美国诗歌提供了全新的物我观。从而使美国诗歌更为多元化。

三教融合与儒学重振之间:北宋名臣赵抃的佛道思想

北宋名臣赵抃青少年时期即深受两浙路兴盛的佛道信仰熏染,既长出仕多接名僧、高道,究心佛典,至有"闻雷得道"之说,中年乃"摈去声色,系心宗教",老年更是"清修益至,禅诵精严"。道教影响于赵抃者,主要是其修炼养生思想。一言蔽之,赵抃思想虽有以儒学为主旨的一面,又有融合佛、道的一面。明乎此,对聚讼千年未有定谳的赵抃"理欲交战"、携龟鹤入蜀等行为方式方可得一确切解释。赵抃思想中的这一对立统一,在北宋前期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当时三教融合及儒学重振两种时代思潮的产物和体现。

时代的回响:雷克斯罗斯英译汉诗的主题嬗变

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翻译出版了很多外语诗歌,其中英译汉诗集主要有《中国诗一百首》、《爱与流年:新译中国诗一百首》、《李清照诗全集》和《中国女诗人》。通过系统分析这些译诗集,可以发现其英译汉诗的主题经历了明显嬗变:从关爱大众革命救国到禅宗顿悟及道家无为再到女性主义思想。这三种主题思想与三项历史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芝加哥文艺复兴,逆向文化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雷氏英译汉诗的主题嬗变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回响。

加里·斯奈德诗歌之“不隔”

中西诗学相互参照与印证,学界多以西方文学理论观照中国文学作品,从中国文学理论视角解读西方文学作品范例较少。如以王国维诗学理论之"不隔"说,考察美国深层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的诗歌美学追求,应有一定学术创见。基于中国禅宗与道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斯奈德多部诗集中充分呈现出"不隔"的独特美学特征,其众多诗作意境悠远,充满生趣,简洁美好,语语如在目前。具体而言,斯奈德诗歌的"不隔"亦可分为"景"之不隔,"情"之不隔,以及由此融会而成的"意境"之不隔。

晚明哲学思潮对董其昌美学思想的影响

董其昌的美学思想受到晚明心学的影响,但由于他从晚明保守主义禅学的角度去阐释王学左派的思想,从而心学左派思想的激进色彩在他的美学思想中消失,这样,他的美学思想消除了李贽美学的危险性,又较复古派的思想圆通、放达,因而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辩证性。他的艺术本体论———士气说的建立则主要受其庄学思想倾向的影响。

京派小说与中国文化精神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较,京派作家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他们把这种精神投射到其创作中去,进而烙下了深刻的印痕,这在京派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京派小说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精神的影响,从哲学意蕴到文化意蕴,到处流露出传统文化的气息,形成了其作品独有的韵味和艺术魅力,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恰是他们创作成功所依赖的深厚土壤。

文人画的“逸品”意识——中国古代画的庄禅意蕴

中国古代文人画有一种"逸品"意识。用"逸"来品画是人物品藻影响的结果。逸品地位确立后,很多画家和画论家都形成了明确的逸品意识,使之逐渐成为文人画的主流意识,其直接的原因是隐逸、旷达、孤独的文人情怀和时代的审美风尚,其深层的原因是庄子的逍遥游精神以及禅宗对规矩的超越和对顿悟的重视。

天台遗则佛窟学之特色

天台遗则为牛头禅六祖慧忠门人。慧忠寂后,他移居天台佛窟岩习禅,前后40年,自有所悟,时人称“佛窟学”。佛窟学的特色可概括为:继石窟佛教遗风,杂有牛头禅色彩的道学化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