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

西周时期,今南阳地区内分布有不同类别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然而,迄今尚未见有对此进行探讨的专文。将文献记载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并相互参验,对西周时期今南阳境内众多的国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发现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有楚国、申国、谢国、吕国、蓼国、唐国、鄀国、鄂国、养国等。

襄阳楚史的成长期

襄阳楚史分为楚族形成、成长、强盛、衰落和涅槃五个时期。成长期上承楚族形成期,下讫强盛期。其上限为西周初的熊绎,下限至春秋初的熊眴,大约286年的历史。成长期的楚国面对西周处在劣势中,周强楚弱,楚只有在困顿中前行,砥砺中奋进,其发展脉状大致上为:起—落—起—落—起。

陕西西安镐京遗址花园村西周墓发掘简报

2015~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花园村东遗址点发掘西周墓葬(瓮棺葬)30座。该批墓葬位于镐京遗址西周铸铜作坊区内,形制有竖穴土坑墓、乱葬墓和瓮棺葬三种。个别墓葬形制较大,随葬品较丰富,葬具为一棺一椁;大部分墓有木棺及陶器等随葬;少数墓葬无葬具及随葬品。墓葬年代分别属于西周早、中、晚三期,墓主身份很可能是铸铜作坊的工官、工匠或杂役。

释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分封制再思考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对西周分封制的笼统概括。“封建亲戚”的原因在于追念夏商之灭亡,其由来有自,而非空穴来风。分封对象的称谓多有变化,含义有广狭之别,深层原因可能是基于对藩屏效果的判断。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宗法及世官等制度将周邦与天下多邦“合为一家”。西周分封制表面上是“分”,实质上是“合”,即在王畿及四土的疆域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亲族及异姓贵族,达到将点连线,进而扩充至面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王畿采邑和畿外封国皆是西周王朝分封制的组成部分,但从拱卫周王室的实际效果来看,同姓封国依然是维护西周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

隋卢诠墓志考释

2019年隋代卢诠墓志在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镇陶家村考古发掘出土,志主为西魏时期依周礼建六官的卢辩次子。卢诠历官北周和隋两代,以武功见长。可从卢辅世系、卢诠经历、家族文治武功来解读该墓志,同时探索西魏北周时期山东望族的分裂和西迁。

关于叶家山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的几个问题

铅同位素研究显示,叶家山曾国铜器(有曾国族属铭文者)铅料可能有两种来源,其中大多数铅锡合金的铅同位素特征与东秦岭地区铅矿有较高重合度;铜料来源尚难以确认,但与大冶铜绿山古矿区铜矿的铅同位素数据更为接近;其他族属铜器中,有使用与曾国铜器相同原料的情况,其他器物的数据则与之存在差异;商代风格器物中,多数为先周时期制作,个别器物的成器年代则已进入西周时期。本文通过与周邻地区青铜文化的比较,探讨了西周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青铜技术与文化联系及相互影响。论文指出,周王室对青铜物料资源进行了集中管控和配置,在周王室统筹下开展青铜冶铸生产并分配给各诸侯国,是这一时期青铜工业生产体系的主要形式。本文研究结果,还为深入认识曾国与其他族群或方国间关系、商末周初铸铜产业发展、西周青铜工业生产组织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周、楚之间:湖北随州庙台子遗址农作物遗存研究

曾国在西周早期伴随着周王室对于南土的经略活动而被分封于随枣走廊地区,并逐渐成为汉东诸国最大的一支。曾国之先祖“南公”地位可与周公、召公、太公相当,曾国的军事战略意义主要是拱卫宗周的南门、保障青铜之路的畅通。随州庙台子遗址的发掘和浮选为研究江汉地区历史时期(两周时期)曾国地区古代农业提供了契机。伴随2015年至2017年随州庙台子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水稻(Oryca sativa)、小米(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豇豆属(Vigna sp.)和豌豆(Pisum sativum)等农作物种子,占植物种子或果实遗存总数的94.8%。量化分析表明,庙台子所在的曾国地区既非单纯的稻作农业经济,也非单纯的旱作农业经济,而是稻、粟几乎并重,此外小麦在农业生产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典型的稻旱兼营。庙台子遗址地处江汉,该地区史前时期属于中国南方传统的稻作农业体系,随着周代曾国先祖受封于此地,受到了周文化旱作农业体系的强烈影响。

审计产生于奴隶社会早期说新证——兼论国家审计产生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我国审计产生时代有四种观点,流行西周说。当时审计制度已达相当高度,其前必然经历漫长的发展阶段。外国审计产生于奴隶社会早期,一般是监审合一,或称监督官。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会计,进一步发展,为审计产生提供可能。我国夏代,"公家有三十年之积","贡赋备矣"。禹"三载考功",黄帝时期,已置左右大监,夏代必然延续。由此可证,审计产生于奴隶社会早期。中外史料证明国家审计产生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五服制视角下西周王朝治边策略与国家认同

随着新出土材料刊布及西周史研究的推进,学界将五服制仅视为朝贡制度的认识亟待转变。根据新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的记载,可见西周王朝治理边疆族邦三大策略:在军事征服基础之上,建立要服、荒服,要服、荒服邦伯参与国家祭祀、朝觐礼仪,认同周王朝的统治,成为西周王朝国家组成部分;在周边族邦地区建立侯伯,监管周边族邦尽职情况;周王亲自巡查边疆族邦或派遣甸服朝臣到地方巡视,检验边疆族邦对西周王朝应尽的职责。西周王朝采取的这些治理边疆族邦策略是由其建国时的国家体制决定的。

肃卣之“仆”与西周军事制度

"仆"作为从事征战的夷仆,在西周金文中意义重要,山西绛县横水M2倗伯墓中出土的肃卣铭文给人们认识这一点提供了资料。铭文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军事制度。倗国和周王关系密切,来自于倗国"邑人"的夷仆受周王支配,其纠纷需要周王过问。倗国虽为戎狄,其制度与组织一定程度已和周人封国看齐。西周时代周人和各氏族部落混居融合,作为至尊的周王,势必对这些戎狄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东征"的力量,为周所用。

西周春秋周王册命方国卿士之制初探

西周时期周王通过册命大中小诸侯方国主要卿士的方式,以达到控制诸侯方国特别军事力量的目的。这一现象,不仅在礼书文献中有所记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也得到有力证明。这一制度在春秋早期得以沿袭,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周王地位的下降和诸侯权力地位的上升,变为诸侯自己册命所有卿士,事后向周王报告。从现有的金文和文献资料来看,从西周到春秋中期,诸侯大国被周王册命且掌管军队的卿士应有两个,中小诸侯方国也有一到两个卿士获周王册命。然而,到了春秋晚期,诸侯的几位卿士都不再接受周天子册命,甚至也不再向周天子申报,这表明,周王册命诸侯方国主要卿士的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

孙家南头墓群周墓地分析

通过对墓地分区和墓葬特征的分析可知,凤翔孙家南头墓群周墓地的墓主至少应由周系族群和广义的殷遗民组成,其中以后者居多。墓地结构反映出这一地区社会亲属关系结构至少分为三个层级。不同亲属集团的墓葬群同处一地,两大族群的文化相互影响。二者人群主体的等级普遍较低,但殷遗民中不乏地位相对稍高者。此外,西周晚期该墓地规模的缩小,很可能与周人对关中西部地区控制力减弱有关。

西周王朝的天下格局与国家结构

西周王朝大体上可以认为是一个拥有中国、四土、四国及多方、不廷方三部分的统一的主权国家 ,西周王朝与四土、四国各封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尽管西周封国在世袭、独立性及有井田制等方面为后世的地方政区制度所不容 ,然此正为其时代特色。五服之制是周公制礼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目的在于加强和调整西周王朝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因此 ,它是解开西周王朝国家结构形式之谜的一把钥匙。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的再认识

繁昌汤家山西周墓是一座高等级的吴国墓葬。通过对长江下游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墓葬的等级规模和出土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汤家山西周墓与丹徒烟墩山、荞麦山西周墓和北山顶、青龙山春秋墓属同一等级的墓葬,皆为吴王之墓;根据汤家山西周墓主身份和墓地位置推测,《左传》记载的"鸠兹"应为西周晚期的吴国都城。

《国语》西周部分的史料价值

《国语》西周部分在全书占有的比例较小,但是作用不可低估。作者对这一部分史料的选择并非毫无目的,而是用心良苦。这一方面符合“语书”的作用,一方面也定下了全书思想价值的取向。不但交待了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而且也为研究西周的灭亡提供了政治、经济的有力证据,并顺理成章地交待了“礼乐崩坏”的根源。

西周时期的四耳青铜簋研究

本文在比较全面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四耳簋进行了类型划分,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得出四耳簋是西周初年出现的,主要流行在西周穆王以前,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且为周人、商人后裔及其他方国的高级贵族共同使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青铜簋的结论,同时指出四耳簋是周人重食文化的产物,填写了四耳簋研究的空白。

论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与西周官学传统

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干的西周官学传统,是孕育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文化母胎,是诸子立说时必须面对的"传统文化"。诸子对待西周官学传统的态度表面上差别甚大:儒家以"述而不作"自许,坚决捍卫;墨家则更造传统,意存取消;道家的态度,在疏离中有兼容;法家则着眼现实,摒弃传统。诸子时代的历史,是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清除旧传统、塑造新传统的历史。但法家力图割裂新、旧传统的主张,却在新传统基本缔造成形之后遭到摒弃。诸子时代结束后,西周官学传统被塑造为思想权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反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汉代学者对西周官学传统与汉文化之间关系的确认。

叔妘为郑武公元配及两周之际相关史事考论

两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却难以梳理的一个时段,由于史料的阙如,留下众多的疑团。清华简、铜器铭文等资料的面世,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提供了线索。传统观点将叔妘定义为"郐夫人"是靠不住的,它是三国时学者韦昭在为《国语》作注时轻信《公羊传》作者的解经之语而做出的错误判断。根据周代"同姓不婚"的原则,分析富辰所列举的婚姻实例,结合清华简给出的暗示,可以断定叔妘实为郐国之女、郑武公的元配。她与郑武公的婚姻是两周之际政治风云激荡的产物和缩影。

虢国的崤函古道经营

虢国素有镇守险要、控制交通的传统。东迁至今三门峡地区的虢国,尤其显著地表现出善于利用险要形势与交通优势,发展自身国力,并积极参与和影响当时周王室和列国政局的态势,成为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十分活跃的国家。虢国的崤函古道经营,真切地反映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崤函古道的交通状况,也在崤函古道道路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值得周史研究者和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者关注。

战国文字源于西周俗体之疏证

战国文字的许多写法来源于西周文字中较为草率的形体,即西周文字的俗体。西周俗体到战国文字的演变,一般先从笔画层面开始,然后逐渐演变为一种俗体,笔画层面的变化多于构件层面,异写式俗体多于异构式俗体;此外,整字的演变速度慢于作为构件构字时的演变速度。这是汉字系统在构形层面的不断义化和书写层面的逐渐笔势化所导致的。